广东
文件被摔在我脚边时，我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王副市长把那份材料砸在地上，声音响得整个会场像被人抽了一巴掌似的。
他说：“废物！你给我提鞋都不配。”全场鸦雀无声。
我低头看着那本合同书，封面被摔开一道口子，像一把刀划在我脸上。
所有领导的目光钉在我身上，我想说点什么，喉咙却像被堵住了一样。
就在这时，第一排有人站起来，接过话筒。
声音不高，却让整个会场像被冻住了。
“我这女儿，平时在家一声不吭，今天胆子不小。”
我猛地抬头。半年前刚调来的省长，叶正邦。也是我妈临终前攥着我的手，始终没说出名字的那个人。
01
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加班到十一点。
桌上摊着一沓会议材料，明天全省项目推进会，全市的会务保障压在我们办公厅头上。
我的任务是复核每一份材料，页码顺序、字号格式、装订方向，一样都不能错。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早凉透了，苦得皱眉。放下杯子，继续翻。
窗外城市灯火还亮着，办公楼里安静得只剩下日光灯嗡嗡的电流声。
我这个人，说好听点是认真，说难听点就是闷。
一起进办公厅的几个年轻人，有的调去了核心处室，有的跟了重要领导，只有我还干着这种跑腿打杂的活。
但我没觉得委屈。
我妈活着的时候总说，人啊，本本分分做好自己的事，老天爷不会亏待你。
她一个中学语文老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一辈子没求过谁，也没抱怨过什么。
我信她的话。
办公室门被推开，副组长刘姐探进半个身子：“艺嘉，还没走啊？”
“快了，我把明天的签到表再过一遍。”我朝她笑了笑。
刘姐走进来，把一张纸放在我桌上：“这是明天参会领导的名单，你核一下，省领导那边别出岔子。”
我接过来，目光习惯性地从最上方一行扫过去。名字后面跟着职务。
“叶正邦”，职务一栏写着“省长”。
我的手指顿了一下，像被什么东西轻轻硌了一下。
半年前他从外省调来，新闻里播过任命消息，我扫过一眼，没有多余的印象。
但此刻，这个名字静静躺在纸上，却让我心里莫名地发紧。
刘姐察觉到我走神：“怎么了？”
“没事。”我把名单放下，“省领导这边，有没有特别交代的？”
“叶省长第一回来咱们市，办公厅那边说了，别搞排场，踏踏实实把会开好就行。不过他们秘书室的人提前打过招呼，说省长不喜欢花里胡哨的东西，材料务必规范整洁。”刘姐打了个哈欠，“行了，你也别太晚，明天一早还得去会场呢。”
她走了。办公室里又剩下我一个人。
我盯着那张名单上“叶正邦”三个字，看了很久。
我妈去世前，也说过一个姓叶的人。
她当时躺在病床上，手瘦得像枯树枝，攥着我的手，嘴唇动了动。
“你爸……”
就这两个字，她停住了。摇了摇头，把话咽了回去。那天晚上，她就走了。我再也没有机会知道，她想说的是什么。
我深吸一口气，把名单翻过去，压在材料底下。
深夜的街道很静，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
我走回出租屋，开门，换鞋，在黑暗里站了一会儿。
客厅那张老式木桌上，摆着我妈的黑白照片。
照片里的女人眉眼温煦，嘴角挂着浅浅的笑，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我在桌前站了很久。
“妈，”我轻声说，“他叫叶正邦。跟你没关系吧？”
照片自然不会回答我。我转身去洗漱，躺下之后，却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总有一根弦绷着，怎么都松不下来。
我告诉自己，别多想。天底下姓叶的人多了去了。
可那个念头像一颗石子扔进水里，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
我盯着天花板，直到后半夜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梦里，我妈站在一扇门后面，手扶着门框，好像在等一个人。
我喊她，她回头看着我，眼眶红红的。
我醒了。窗外天还没亮。
02
早上六点半，我到了市宾馆。
会场已经布置好，签到台摆在门口，红色桌布铺得整整齐齐。
我把签到表、笔、桌牌一样一样摆好，又检查了两遍，确认没有任何疏漏，才直起腰来。
陆续有人到了。各市县的头头脑脑们，穿着深色西装，互相握手寒暄。我低着头专注引导他们签字，尽量不抬头看人。
站了一个多小时，腿有些发酸。我轻轻活动了一下脚踝，手扶着签到台的边缘。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
“办公厅怎么什么人都招。”
我抬头，看见常务副市长王耀祖正站在三步开外。
他西装笔挺，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一双眼睛从眼镜片后面打量我，嘴角带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轻蔑。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站没站相，歪歪扭扭的，像什么样子。”他声音不大，但旁边几个人都听见了。
有人说：“王市长，这是办公厅的小叶，负责会务的。”又有人低头偷笑。
我赶紧站直了，低声说：“王市长，对不起。”
王耀祖没再看我，径直往会场里走。他的背影笔挺，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笃笃”的声响。
我站在原地，脸上发烫。屈辱像一杯滚烫的水，从头顶浇下来，可我连躲的地方都没有。
深呼吸，我对自己说，没关系的。他是领导，训人训惯了，不是针对你。我抿了抿嘴唇，把签到表整理好，继续站在那里。
走廊尽头，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正缓步走进来。
他穿着深色夹克，身后跟着一个秘书模样的年轻人。
他没有往我这边看，但是我注意到，他经过走廊时脚步似乎顿了一下，像是在看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那一顿，他是在看我。
这是叶艺嘉后来才知道的事。
但在当时的我眼里，那只是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气度沉稳，走在人群里，就是那种不怒自威的样子。
我低头，继续忙我的。
会议在九点准时开始。
我站在会场最后一排，靠着墙。
台上坐了几位市领导，王耀祖坐在左边第三个位置，脸上挂着得体的笑。
第一排的中间，坐着那个刚才进门的男人。
我知道，他就是叶正邦。
他看上去比任命公示照片上老一些，鬓角有些花白，但腰背挺得笔直。开会时他话不多，偶尔低头在笔记本上写几个字，其余时候都在认真听。
我心里莫名有些烦躁，说不清是为什么。转身去后台，继续整理待会儿要用的茶歇。
十点左右，茶歇时间。我端着托盘往会场里走，准备把茶点放在侧桌上。经过第一排的时候，叶正邦正好抬头看了我一眼。
就一眼。
那目光很平和，带着一点打量，又似乎有一丝疑惑。我没有停下脚步，快步走了过去。可那一眼，让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烫了一下。
我说不上来为什么。
他的眼神，让我想起我妈照片里那个泛黄的角落。
她有一张珍藏了很久的老照片，照片上只有她一个人，但边角明显被剪去了什么。
我问过她，她只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茶歇结束，会议继续。我回到后台，把材料一份一份码好。就在这时，我翻到其中一份，手指一僵。
封面印歪了。
那本合同书，封面上的字体明显偏了，右下角还翘起一角。
这本来是印刷厂的次品，没检查出来就混进了材料里。
我脑子里“嗡”了一声，手心瞬间冒了汗。
我拿起那份材料，跑到打印机旁边，想重新打印一份，却发现这台机器的纸盒是空的。
备用纸张已经用完了，仓库钥匙在刘姐手上，而刘姐人不知道去了哪里。
我攥着那份有瑕疵的材料，站在走廊里，心跳得像擂鼓一样。我该怎么办？要是被王耀祖发现，他会怎么对我？我不敢想。
我深吸一口气，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我回到工位，拿出裁纸刀，想试着把翘起的边角修平。
手发抖，刀片在封面上一压，划出一道口子，长的一条，从左到右，像一道伤疤。
我看着那道口子，脑子里一片空白。
就在这时候，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
“你等着挨批吧。”
我回头，看见秘书长李文强站在门口，手里端着茶杯，脸上带着一种看好戏的表情。他没有等我解释，转身走了。
我低下头，看着手里的材料。那道口子，醒目地横在封面上。我的眼眶一阵发热，却硬生生地把眼泪憋了回去。
03
下午的会议在两点开始。
我站在后台，手心里攥着那份划坏的材料，一遍一遍告诉自己会没事的。
可我自己都知道，这话骗不了人。
走廊里人来人往，脚步声急促。
我听见有人提到“叶省长”三个字，心又提了起来。
两点整，会议重新开始。
我站在会场最后一排，尽量让自己隐形。
可事与愿违。
两点四十分左右，李文强走到我面前，压低了声音说：“王市长让你去会场前面一下。”
我的心猛地往下沉。
“什么事？”我尽量让声音平稳。
李文强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看了我一眼：“你去了就知道了。”
我跟着他走到会场侧边，王耀祖正站在主席台右侧的通道上，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看见我，他招了招手。
我走过去，才发现他拿着的正是那份被我划坏的封面材料。
“这是你负责的？”他问，声音不太大，但周围的几个领导已经看了过来。
我点头：“是。”
“你自己看看。”他把材料递到我面前，指着那道口子，“这种质量的东西，你也敢往会上送？”
我张了张嘴，想说这是印刷问题，我试图修，结果划伤了。但话到嘴边，我又咽了回去。解释就等于狡辩，领导眼里没有过程，只有结果。
“对不起，是我的失误。”我低头。
王耀祖冷笑了一声，声音拔高了：“对不起？对不起有什么用？”他转过身，面朝会场的方向，声音又大了几分。
“你知不知道今天这个会是什么规格？全省的领导都在，你就给我看这个？”
会场里安静下来。有人回头往这边看，我站在那儿，像一个被当场抓住的小偷。
“我看你是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工作。”王耀祖把那份材料往地上一摔，“废物！”
我的耳朵里“嗡”的一声。
他还在说，声音越来越大：“你给我提鞋都不配！办公厅养你这种人，纯粹就是吃干饭的。”
我低头看着脚边那份材料，那道口子像一张嘲讽的嘴。
所有人都看着我，目光像针一样扎得人生疼。
我没有哭，只是紧紧攥着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
全场鸦雀无声。
空气像凝固了一样。
我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又重又闷。
我想抬起头，可我的脖子像生了锈，怎么也抬不起来。
就在那片寂静中，我听见了一声椅子挪动的响动。
是从第一排传来的。
然后是一个脚步声，沉稳的，一步一步地走过来。
我感觉到有人停在我面前，低头捡起了地上那份材料。
他用手掌轻轻拂了拂封面上的灰尘，然后开口了。
声音不高，平平稳稳的，像只是在说一句很平常的家常话。
“我这个女儿，平时在家一声不吭，今天胆子不小。”
我猛然抬头。
他站在我面前，穿着深色夹克，鬓角花白，眼神里有我读不懂的东西。他的声音像一块石头扔进平静的水面，砸起千层浪。
我听见身后传来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有人低声议论，有人慌忙站了起来。王耀祖脸色煞白，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看着他，脑子里一片空白。那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可我怎么也不敢相信。他说的是我。
我是他女儿？
我退后了一步，声音发颤。
“我妈说，你早就死了。”
他的手顿在半空中，像一个被定住的人。会议室里，空气仿佛被人抽空了，静得只剩下空调出风口的声响。
04
那天下午的会议是怎么结束的，我不太记得了。
我只记得会场里嘈杂了一阵，然后有人站起来宣布休会。
各市县的人三三两两地往外走，经过我身边时，目光都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
王耀祖站在不远处，嘴唇发白，想跟叶正邦解释什么，但叶正邦没有看他，只是站在原地，看着我。
他的眼神很复杂，像是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又不知从何说起。
我转身走了。
我甚至没有走电梯，从楼梯间一路小跑下去，到了大厅，又走出大门。
外面阳光很刺眼，晃得我眼睛发酸。
我站在宾馆门口，深深吸了好几口气，才觉得胸口没那么堵了。
手机震了。我低头看了一眼，是个陌生号码。我没接，直接挂断了。不到一分钟，又打进来。我按了静音，把手机丢进包里，快步往公交站走。
坐上公交车，我靠窗坐着，看着窗外的街景一帧一帧地往后倒。
脑子里乱成一锅粥。
叶正邦的话、王耀祖的表情、那些领导的眼神，全都搅在一起，理不出个头绪来。
“我妈说，你早就死了。”我居然当众说了这句话。
我闭上眼，脑海里浮现出我妈的脸。
她躺在病床上，瘦得脱了相，却还是笑着对我说：“艺嘉，妈走了以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我当时哭得说不出话来，她也没有别的交代，就那样走了。
我一直以为，她这辈子只有我一个亲人，我也只有她一个亲人。
可现在，一个自称是我父亲的人，站在全省领导面前，说我是他女儿。
这算什么？
这半辈子都过去了，他早干什么去了？
公交车到站，我下车，走回出租屋。开门，进屋，反锁。我蹲在玄关，抱着膝盖，肩膀抖了一下，又一下。眼泪终于涌了出来。
我哭了一会儿，又觉得没意思，站起来去洗了把脸。
镜子里的自己，眼睛红肿，脸色发白，像一只被雨淋透的猫。
我咬了咬嘴唇，走到客厅，在那张木桌前坐下来。
桌上放着母亲的遗物盒，一个旧铁盒，她生前总是锁在衣柜最里层。我有一次问她里面装了什么，她笑了笑说，都是一些不值钱的老物件。
我从来没打开过。但今晚，我想看看。
我伸手，打开铁盒的盖子。
里面是几本旧书、一对银耳环、一条褪色的红头绳，还有一本用牛皮纸包着封面的本子。
本子很薄，边角已经磨得发毛了。
我拿起来翻开，第一页上，写着三个字。
陈玮。
那是我妈的名字。是她年轻时候的日记本。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翻了下去。
纸张泛黄，字迹娟秀，一笔一画写得很认真。
她写的是工作上的琐事，偶尔写一两句从前的回忆。
我翻到最后几页，看到一段话，是用红笔写的。
字迹比前面潦草得多，像是情绪激动的时候落下的。
“他答应回来，我又等了三年。我等不动了，但我不恨他。”
短短一行字，我看了很久。
我翻过去，又翻回来，把每个字都读了一遍。
“他”是谁？
答案已经明明白白。
我等了三年……她等的那个“他”，是叶正邦。
我放下日记本，又拿起那对银耳环。
耳环很旧了，造型也简单，看起来像是年代久远的东西。
我掂了掂，觉得有些奇怪。
我妈从来不打耳洞，这对耳环她存着，却从来没戴过。
我再低头看那本日记，翻到夹着东西的那一页。
里面夹着一张照片，因为年代久了，边角有些发黄。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男人，穿着旧式的深色中山装，站在一棵树下，微微笑着。
我认出来了，那是他。年轻时候的叶正邦。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小字：“1998年，北京。”
1998年，那一年，我还没出生。我妈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把照片放回日记本里，合上，放进铁盒，又把铁盒盖上。我一个人坐在桌边，没有开灯。窗外的月光洒进来，在地板上投下银白色的光斑。
我坐了很久，久到腿脚发麻，才站起来，回了房间。
那晚我没有再哭。
我只是躺在床上，睁着眼，一直到天亮。
心里那个洞，还是空的。
可我至少知道了一件事。
我妈没有恨他。
她只是等不下去了。
那他呢？
这二十多年，他又去了哪里？
为什么从来不去找我们？
他是不是早就有了新的家庭？
五点钟，手机屏幕亮了。还是那个陌生号码。我没有接，但也没有挂断，任由它响到自动挂断。
六点零三分，一条短信进来了。上面只有一句话：“我在你楼下。”
我坐起身，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天还蒙蒙黑，楼下的路灯旁，叶正邦站在那里。
他一个人，没有秘书，没有车。
他仰着头，看着我这个方向，像一尊站了很久的雕塑。
05
我站在窗帘后面，看了他很久。天刚蒙蒙亮，路灯的光把他的人影拉得老长。他站得笔直，没有催促，也没有喊，就那么站在那儿。
我在屋里踱了几步，还是转身去了卫生间，洗漱，换衣服，把头发扎起来。镜子里的人脸色苍白，眼下带着一圈淡淡的青。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拉开门，下楼。
走到楼道门口，叶正邦的目光正好落在我身上。
他的眼角余光似乎亮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他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轻声叫了一句：“艺嘉。”
我没有应声。越过他，往小区外走。他跟了上来，脚步声不紧不慢地落在后面。
“你想说什么？”我没有回头，声音有点硬。
他在身后沉默了几秒，说：“一起吃个早饭吧。”
我停下脚步，回身看他。
他的眼睛下面也有淡淡的青色，显然一宿没睡好。
那一瞬间，我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这个男人，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在电视新闻上。
他高高在上，威严庄重。
可现在他站在我面前，就像一个做错事的老头子，小心翼翼地等着我的判决。
我说不清自己心里是什么滋味。但我的脚步还是停了下来。
小区门口有一家早餐店，卖豆浆油条，几张塑料桌子摆在路边。
我挑了一张角落的桌子坐下来，叶正邦坐到对面。
老板娘过来问吃什么，我说：“一碗豆浆，两根油条。”叶正邦说：“一样。”
豆浆端上来，热气腾腾的。我低头喝了一口，没有说话。他也没有说话。安静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了。
“你妈走的时候，我不知道。”
我抬起头看他。
他端着豆浆碗，手指微微用力，指节泛白。停顿了一下，又说：“前几年我托人找过她，听说她搬家了，嫁了人。我没有再找。”
他这话让我愣了一下。“我妈没有嫁人。”我说，“她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一直到我毕业工作。”
叶正邦的手一抖，碗里的豆浆晃荡了一下。他放下碗，没有再开口。沉默了很长时间，他问我：“你妈她……还好吗？”
我的喉咙酸了一下。“她已经走了三年了。”我说，“胃癌。”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发出声音。我低下头，不想看到他的表情。碗里的豆浆凉了，我一口一口地喝完。
“你要是没有别的事，我上班去了。”
我站起身，走了几步，他在后面叫了我一声：“艺嘉。”我没有回头，快步往前走。身后传来椅子挪动的声音，他站了起来，却终究没有追上来。
到了单位，我发现气氛不对。
平时电梯里打招呼的同事，今天见了我，目光都躲躲闪闪的。我走到工位上坐下，隔壁的老周凑过来，小声问：“听说昨天会场上的事，是真的？”
我没有回答他，拿起桌上的杯子，去茶水间接水。回来的时候，看见办公室里几个人围在一起说话，见我进来，立刻散开了。
我坐在工位上，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下午，刘姐过来找我，说是王耀祖的秘书打了电话过来，让我明天上午十点，去王副市长办公室一趟。
刘姐说完这话，又补了一句：“艺嘉，你心里有个准备。不该认的事，别乱认。”
我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那天晚上，我加完班回家，发现楼道门口放着一袋橘子。
橘子的颜色很鲜亮，像是刚买回来的。
我拎起来，袋子底下压着一张纸条。
上面只有一行字：“你妈以前爱吃这个。”
我站在楼道门口，拎着那袋橘子，站了很久。风从楼道里穿过来，凉飕飕的。我把纸条折起来，塞进口袋，提着橘子上楼了。
我没有扔掉那袋橘子，也没有吃，就放在厨房的台面上。
每天下班回来，看到那袋橘子，心里就像被什么东西轻轻硌了一下。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每天傍晚，楼道门口都会多出一袋橘子。
有时候袋子里的橘子多一些，有时候少一些，但从来没有断过。
我没有再打电话过去。
他也没有再发过短信来。
第六天傍晚，我提着橘子下楼，看见他站在楼道门口，手里拎着一袋新的橘子。
看见我，他没有说话，只是把橘子递过来。
我没有接。我看着他，说：“明天别来了。”
他愣了愣，然后点了点头。我转身回楼上。第二天傍晚，我下班回来，楼道门口气味清新，没有橘子。我站在门口，愣住了。
说不上为什么，心里空落落的，像是少了点什么。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着桌上那袋已经有些蔫了的橘子，发了很久的呆。
他从哪里来的？
每天坐多久车？
又在这里站多久？
我从来没有问过他。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问。
可能是怕一问，就再也狠不下心来了。
第七天傍晚，我下班回到小区，远远地看见路灯下，一个熟悉的身影坐在花坛边，手里拎着一袋橘子。
他坐在那里，白衬衫领口有些皱，腰背不像在会场里那样笔直，微微塌着。
我走过去，经过他身边时，脚步声放慢了。
他说：“我怕你昨天说的事，是反话。”
我没有停步，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他一眼。他坐在花坛边，那袋橘子搁在膝盖上，像等着被领走的旧物。
我深吸一口气。“上来吧，外面冷。”
他愣了一下，然后站起来，跟在我后面上了楼。
06
出租屋不大，我让他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自己去厨房烧水。水壶咕嘟咕嘟地响，我站在灶台前，不知该做什么表情。
心里乱糟糟的。
水开了，我泡了两杯茶端出来，一杯放在他面前，一杯自己捧着。
他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有点局促地环顾了一下四周。
目光落在电视柜上那张我妈的照片上，停住了。
他看了很久。我端着茶杯，也没有说话。空气很安静，只有茶叶在杯子里慢慢舒展开的声音。
半晌，他开口了：“她瘦了。”
我没有应声。我妈年轻时确实很瘦，后来生病的时候更瘦。他盯着那张照片，眼神里有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回忆，又像是愧疚。
“你们后来，到底怎么回事？”我问。
他沉默了一会儿，开始讲。
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调到北京工作的，在部委机关里。
那时候我妈还在老家当老师，两人两地分居。
说好了一年之内调动，可工作一忙起来，调动的事就一拖再拖。
他写过很多信，打过很多电话，可隔着千山万水，那些话都像隔着玻璃，递不到对方心里。
后来，我妈提了离婚。
说得很平静，没有争吵，没有怨言，就是觉得过不下去了。
他当时以为她是在闹情绪，没有同意。
可第二年春天，他出差回来，家里已经空了。
我妈搬回了老家。
他去找过她一次，在我们老家那座小县城。她站在学校门口，远远地看见他，转身回了教室。他站在梧桐树下，站了很久，然后走了。
“后来，我听说她嫁人了。”他看着照片，声音低了下去，“我就再也没有去打扰过她。”
“她根本没有嫁人。”我说，声音有点含糊，“她一个人，带着我，从学校分的筒子楼搬到一个旧小区，住了十几年。她从来没有提过你，我甚至不知道你的存在。”
他沉默了。
我没有看他，低头看着杯子里浮沉的茶叶。“她走之前，”我的喉咙有些发紧，“你说你没有收到信。可她一直等你那一年调动，等了三年。”
他没有说话。很久很久，他声音沙哑地说了一句：“我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我的眼眶有些发酸，“你只知道忙你的工作，升你的官。你从来没有想过，在那个小县城里，有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每个月就几百块钱工资，连肉都不敢多买。”
我说着说着，声音就有些抖了。他坐在沙发上，低着头，两只手紧紧扣在一起。指甲缝都捏白了。
“艺嘉。”他说，“是我对不起你们。”
我吸了一下鼻子，转过头去，不想让他看到我的表情。
“你先回去吧。”我说着，去厨房拿了那袋橘子，递到他面前，“以后别买了，我不爱吃橘子。”
他没有接。他站起来，看着我，目光里满是疲惫。
“那我明天还能来吗？”他问。
我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
他也没有等我回答，转身打开门，走了出去。
门关上以后，我站在玄关，手里还拎着那袋橘子。
过了很久，我才把它放在鞋柜上，转身回了房间。
那天夜里，我又哭了一场。
说不清是因为什么，只是觉得胸口堵得慌。
我妈这辈子，太苦了。
她一个人扛了所有的事，扛不动了也不说。
而我一直以为，我们母女俩活在这个世界上，相依为命，没有旁人。
可现在我发现，原来还有一个人，曾经离我们那么近，却又那么远。
第二天上班，快十点的时候，我去了王耀祖的办公室。
办公室门开着，王耀祖坐在办公桌后面。看见我进来，他站了起来，脸上堆起一个笑容。那笑容在我看来，比哭还难看。
“小叶来了，坐，快坐。”他指了指沙发，又叫人倒茶。
我没有坐，站在办公桌前，说：“王市长，您找我有事？”
王耀祖搓了搓手，脸上的笑容有些不自然：“小叶啊，昨天的事，是我态度不好。我当时也是一时着急，说话重了些，你别往心里去。”
我没说话。他又说：“你也是在办公厅干了一段时间了，工作能力还是有的，这一点我心里有数。昨天的事，就翻篇了，啊？”
他看着我，眼神里带着试探。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试探我和叶正邦的关系。他怕我背后有一层他得罪不起的关系。
我轻轻笑了一下：“王市长，我没有往心里去。”
他松了一口气，连声说：“那就好，那就好。”
我转身走出他的办公室。门在身后合上的那一刻，我听见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走在走廊里，阳光透过窗户落在我的肩头。我停下来，看着窗外。
风吹过来，带着初秋的气息。
07
日子像水一样，不紧不慢地流。
王耀祖经过那次的事之后，对我客气了不少。
路上碰见，还会主动点个头，叫我一声“小叶”。
但我心里明白，那不是尊重，是忌惮。
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我靠自己的能力吃饭，不需要谁来庇护谁。
叶正邦没有再出现在小区门口。
我原本以为他会像之前那样，每天傍晚拎着一袋橘子，坐在花坛边。
但没有。
楼道门口干干净净的，再也没有多出来的东西。
我有时候下班回来，走到楼道门口，会下意识地停一下脚步，往路灯下看一眼。
那里空空荡荡的，只有风吹过的时候，树叶沙沙地响。
我告诉自己，这样也好。
九月的一个周六，我收拾房间，又把那个铁盒拿出来，坐在床边，一本一本地翻看母亲的旧物。
那本日记，我已经翻过很多遍了。
但我还是想再翻一遍，像是想从那些字迹里，找到更多关于母亲的记忆。
翻到最后几页，我突然在夹页里看到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
之前翻过几次，都没有注意到。
我展开一看，是一封信。
信纸已经发黄了，上面的字迹是母亲的，但写得很潦草，不像平时那样娟秀。
信纸抬头没有称呼，直接就是一段话。
“你走的时候说，让我等你。我等到第二年，你又说，再等一年。第三年的时候，我已经不想再问了。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县里一个月赚不到五百块钱，我从来没有怨过你。你妈妈来电话说，你在那边已经提了副处，有了新的前程。我知道我留住不住你。但我没有嫁人。我这一辈子，只有你一个人。”
信写到这里，后面还有几行，被墨水洇了，看不清楚。最后一句话是：“你好好的，我也好好的。咱们各安天涯。”
我拿着那封信，坐在床边，看了很久。信纸上有一些褶皱，像是母亲当时写的时候，眼泪落在纸上。
各安天涯。
这四个字，看得我心里难受。我一直以为母亲是恨那个人的，可是她不清。她不是恨。她只是太失望了，失望到不想再等。
我放下信，拿出手机，翻到那个陌生号码。
我之前没有存过他的名字，但那个号码一直躺在我的通话记录里。
我盯着那串数字，手指在那个号码上停了很久，没有按下去。
傍晚时分，我下楼去丢垃圾。走到楼道门口，我愣了一下。路灯下，那个身影又出现了。
他坐在花坛边，身旁放着一个袋子。不是橘子，是一箱牛奶。他看见我，有些局促地站起来，说：“我路过，顺便买点东西给你。”
我没有拆穿他。他的单位离我这里，开车快一个小时，怎么路过也不会路过到这里。
“进来坐坐吧。”我说。
他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我坐在另一边。
电视开着，频道播放的戏曲类节目。
他不看，我也不看。
就这么干坐着。
客厅里的气氛有些闷，我知道他有话想说，但他张了几次嘴，都没开口。
我给他倒了一杯茶，放在他面前。“你要说什么，就说吧。”
他端起茶杯，又放下。沉默了半晌，说：“你母亲的事……我想去看看她。”
我沉默了一会儿。“明天我没事，带你去。”
他看着我，眼里有光亮了：“好。”
第二天上午，我带着他去了近郊的陵园。
母亲的墓在陵园东侧。墓碑是黑色的，上面嵌着一张她年轻时候的照片。照片上的人眉眼温煦，微微笑着。
叶正邦站在墓碑前，看着那张照片，久久没有说话。风从山岗上吹下来，吹动他鬓角的白发。我站在他身后一步远的地方，看着他微微佝偻的背影。
他弯腰，把手里那束白菊花放在墓前。
站起来，深深鞠了一躬。
然后，他就那样站着，一动不动。
过了很久，我才听到他开口说话，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陈玮，对不起。”
我的鼻子一酸，赶紧转过头去，假装在看远处的山。等我把头转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恢复了平静，站在那里，目光依然落在母亲的照片上。
我走过去，在他身边站定了。
没有再说什么。
中午下山，他请我吃了一顿饭，在一家不起眼的街边小馆，要了两碗面。
他吃得很慢，像是要把每根面条都嚼出味道来。
我坐在他对面，一抬头，发现他在看我。
“艺嘉，”他说，“我想问你一件事。”
“你说。”
“你愿不愿意，跟我回省城？”
我放下筷子。“为什么？”
“我想多看看你。”他说，“把以前欠的那些日子，补回来。”
我没有立刻回答。
他又说：“我不是要你改了姓，也不是要你现在就叫我一声爸爸。我就是……想隔三差五看你一眼。就像那几次，坐在花坛边，看你下班回来。”
他说话的时候，语气平静，眼神也没有闪躲。说完之后，他低下头，继续吃面。那碗面他吃得很认真，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
我看着他，说：“让我想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