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有福之州

福州终年为榕荫所覆盖，故又称榕城，遍地飘满花香果香。闽江缓缓流过市中心，在著名的马尾港，那里奔涌着东海的浪花。福州确是福地，苍天福佑，而我却有点生不逢时。1932年元月，我出生在号称“有福之州”的这座城市。5岁应当是开始记忆之年，从那时候起，伴随我长大的，就是来自遥远北方的枪炮声和哭喊声，是那些国土沦丧的哀歌，是街头随处可见的饿殍和伤兵。忧患催我早熟。苦难，装扮了我的童年。

五四运动我虽然没有赶上，但我有幸长期生活在北京大学这个“五四的摇篮”，我接受了那一代人的精神“遗传”：强国新民，救亡图存。我的老师中就有杨晦先生这样当年勇猛冲锋的人物，还有诗人、作家和学者。而五四之后发生的一切，我都是或近或远、或深或浅的亲历者。我拥有了时代的艰辛和苦难，也拥有了时代的多彩和新生。我是富有的，也是幸运的。

我的人生理想

我的童年和少年与苦难为邻。贫穷、饥饿，以及随时可能辍学的危机，使我幼小的内心有着反抗黑暗和追求光明的愿景。在彷徨和苦闷时，从书籍和传闻中，我听到了“山那边有个好地方”的歌声，那是我所向往的自由、平等的生存境界。17岁时，我参加了迎接新社会的雄伟的行列，把生命投入到为光明和理想的奋斗之中。我把艰难的岁月留在了身后。最近几年，我有机会重返母校三一学校（现在的福州外国语学校），校方找出了一份我当时的登记表。表中的问题：你的人生理想？我填写了5个字：为社会服务。

人到暮年，知事多了，往往冷静自问，我们忙碌一生，历尽艰辛，所为者何？东方相信轮回，西方相信天国，我都不是。我知道，财富，地位，头衔，到头都是空的。陆游讲，死去元知万事空，他有他的彻悟，但他还有家国之忧，这是我所认同的。人的一生很短暂，学人生，学知识，学事业，为后代，艰苦打拼，千辛万苦。我常慨叹那些知识者和大人物的逝去，为之叹惋，积学终生，来去何其匆匆！

我常反观自身，平常，甚至渺小，微不足道。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记得当年，我读《大众哲学》，读社会发展史，也读《改造我们的学习》，有了“为人民”的觉悟。这答案遥遥地接续了那张初中入学的登记表的填写：为社会，为人民，做好事，尽一切可能助人。我曾用第三人称立下誓言：“为了做一个真实的人，他为此苦斗了一生。”

生命因诗歌而丰富

初识字，我便开始读五四新文学，冰心教我爱，巴金教我抗争，鲁迅教我静默中呐喊。大先生的文章深刻难懂，慢慢也就读懂了，我于是有了新的觉醒。后来，到了北大，有机会接触当年的学术大师，北大教我治学的要领，我于是开始知晓人类的文明史，特别是系统地学习了中国的文学经典。文学神奇地抚慰了我曾经受伤的心灵。

也就是这时，诗歌走进了我的生活。杨柳依依，雨雪霏霏，大漠孤烟，春江花月。我为古代那些优美的心情所感动。在那些贫穷而愁苦的日子里，诗歌给我带来了丰盈和愉悦。小学春游，我出不起费用，为忘悲戚，把自己关在房中读诗。那时似懂非懂地背诵了《长恨歌》和《琵琶行》，诗歌抚慰了我的心灵，我开始与诗结缘。岁月严酷，内心悲怆，“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在陷于危境时，诗歌给了我生活的勇气。我在寒夜里悄悄写诗，我开始热爱诗歌，现代的和古代的，东方的和西方的，我为这神奇的文体而迷狂。

一生只做一件事

人在年轻时容易轻狂，自信力大无边，可以做许多事，其实未必。我当过兵，上过学，也下过乡，少年壮志，踌躇满志。我崇拜王国维，也心仪闻一多，他们生命短暂，却创造了和登上了学术的高峰！而我只能是平常人做平常事。记得当年，《诗刊》主编臧克家有了奇想，让大学生来编写中国新诗史。徐迟、沙鸥、丁力亲自过访我的北大宿舍，我约了5位同学：孙玉石、孙绍振、殷晋培、洪子诚和刘登翰，响应克家先生的重托，过了个当年时兴的革命化的春节，写出了后来定名的《新诗发展概况》。年轻懵懂，水平低，观点偏，不足道。我们6人分别完成了初稿，共计7篇，但只登了4篇。诗刊社没有解释，我们也不好问。也许是当年的情势有点紧张，只能不了了之。

但却就此把我们6人推入了诗歌研究的领域。6个人，一个小组，诗刊社借给我们和平里一套空置的家属房，我们自生炉火，一日两餐，分头阅读，集体讨论，一辆面包车运来了北大图书馆的所有新诗资料，加上诗刊社和北图的存书，我们用一个寒假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五四以来的几乎全部的中国新诗的典籍。我们获得的是课堂学不到的知识，这种集体阅读和讨论催我们成熟，滋养我们一生。

同学少年，如鱼得水，一发而不可收。6人中，最年小的殷晋培不幸英年早逝，其余5人，从此不约而同地痴迷于诗歌研究，各自做出了成绩，此乃后话。这里我要郑重地致谢克家先生和徐迟先生，由于他们当年的信任，才有了我们的进步和成熟。克家先生对我支持朦胧诗有意见，他批评我的“多变”，我不辩解，我知道老先生有他的执念。

做一名诗歌义工

我在大学的工作是文学研究，具体一些，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讲课，带学生，写书，编刊物，开学术会议，等等。在繁杂的教学生涯中，我用力最多，也最上心的工作是当代诗歌。比起当年的那些同学，他们著作等身，成为学术大家，我是最不用功的一个。但我也有长处，有热情，办事、治学也专注，自勉，也告知后学，不知不言，不发空论。我认定自己非天才，但我勤奋。

在中国新诗领域，因为我读得多而广，积累也深，获得了一定的发言权。我只在这方面自信，其余一切，例如外国文学、中国经典，凡我缺乏下功夫的，绝不轻言。我在中国诗歌界广结善缘，与人为善，编书，出版，参会，写序，为推介新人，尽心尽力。一个“批评家周末”，我做了10年，直到退休；一套“20世纪文学总系”，我带头写第一部《1898：百年忧患》，这套书，现在还在重印；一本《诗探索》，中国新诗理论批评“第一刊”，无刊号，无经费，无报酬，所有的人员都是自掏腰包，一直坚持到今天。直到我退休，把担子交给了吴思敬和林莽他们，我依然是终身制的诗歌义工。

我说一生只做一件事，严家炎先生不同意，他说我还做了不少事。但我自知，我用心最多的还是诗歌，中国诗，外国诗，在中国诗的领域，我只做现代新诗。我以能为诗歌无偿劳动为荣。在北大，我参与建立了中国新诗研究所，后来，在周其凤校长等人的支持下，成立了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建立了采薇阁——那招牌至今还挂在朗润园的一座四合院外墙上。我以诗歌研究院的名义，在北大召开了纪念新诗百年的庆典活动，出版了相关的纪念文献。我的新诗研究没有止步，中国诗歌的新旧体诗的“百年和解”是我近年提出的，得到了业界的认可。

诗酒年华依旧

我一生都在学鲁迅，奉他为人生和学术的导师。但鲁迅的“不宽恕”我没有学到。我的人生态度就是远离不可交的人，“人不知而不愠”，我不善辩，也不喜辩。知人论世，喜欢换位思考。

不知不觉，已退休好久了。前几年，90岁时，雪后滑倒，做了换骨手术，而后，重新站立，重新学步，重新登楼，自谑“失足”。康复中，手书，成都友人转为电子版传送，再后，才是回到家里电脑写作，有“失足三记”问世，坊间传为美谈。而我依然羞愧，我因自己的不慎而让家人和朋友为我牵挂、受惊，对不起了。那年摔倒后，手术及时，医生高明，恢复良好。手术之时，俄乌烽烟初起，如今我已康复，而战烟至今未绝。

感谢医生、家人、朋友、学生的一路相携相助。我虽已九十多高龄，而晨练依旧，社交依旧，诗酒年华依旧，为世界和平、人类友爱祝祷依旧。

文/谢冕

编辑/刘忠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