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腊月二十八，推开家门那一刻，蛇皮袋从我手里滑下去。
堂屋里炉火烧得正旺，灶台前一个女人转过身来。
她瘦得颧骨凸出，手腕上露着好几道青紫的勒痕。
我愣在原地。
母亲从里屋出来，搓着围裙，笑得不自然：“愣什么，这就是我给你相看的对象，还认得吧？”十年了。
慕青被带走那年她十八岁，扒着车窗哭喊我的名字。
现在她站在我面前，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挤出一句：“哥，我回来了。”我张了张嘴，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死。
01
接到母亲电话那天，省城下了入冬以来第一场雪。
我正蹲在工地上啃冷馒头，兜里那部旧手机震起来。
掏出来一看，是家里的号。
母亲的声音从听筒那头传来，带着电流的杂音：“秉毅，腊月二十七前回来一趟。”
我咽下嘴里的馒头：“妈，工地工期紧。”
“再紧也得回。”母亲顿了一下，“我托人给你相了个对象，人家姑娘条件挺好，你回来见见。”
我心里一阵烦。
这是今年第七回了。
自从过了三十岁，母亲就像着了魔一样，逮着机会就提相亲的事。
我敷衍了两句想挂电话，母亲忽然压低嗓子，补了一句：“你回来就知道了。”
她的声音有点抖。
我握着手机的动作顿了一下，想追问，那头已经挂了。
晚上躺在工棚里，听着外头北风呼呼地刮，我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
脑子里反反复复转着母亲那句“你回来就知道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第二天一早，我去工头那儿请了假。
蛇皮袋里塞了几件换洗衣服，又去车站旁的药铺给母亲捎了瓶跌打酒。她前年冬天摔了一跤，膝盖一直没好利索。
大巴车在盘山公路上晃晃悠悠地颠着。
我靠着车窗，看着窗外一片片光秃秃的田埂从眼前滑过去。
十一月份的北方农村，地都冻硬了，麦苗贴着土皮发着蔫巴巴的绿。
车厢里一股柴油味混着鸡粪味，有人在打鼾，有人在啃馍。
我从兜里摸出那包红梅烟，抽出一根点上。
烟雾在窗外灌进来的冷风里散开。
慕青的影子又浮上来了。
那年她被带走的时候，也是这个季节。
田里的玉米刚刚收完，一垄一垄的茬子竖在黄泥地上，扎眼睛。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衣，被郭洪亮拽着胳膊往轿车里塞。
她回头的那一眼，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嘴唇惨白，眼泪糊了一脸，喊我的声音被车门“砰”地一声夹断。
我被郭洪亮一脚踹翻在路边的排水沟里，嘴里啃了一嘴烂泥。爬起来的时候车已经开远了，只剩一股汽油味飘在空气里。
母亲瘫坐在地上，膝盖上磨出两道血印子。她没有哭，就那么坐在那儿，眼睛直直地望着土路尽头。
那之后很长一段日子，我都不敢走村口那条路。
车到镇上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镇子上冷冷清清的，赶集的人三三两两散了，地上的菜叶和塑料袋被风吹得满街跑。
我在街口买了二斤槽子糕，又拐进供销社挑了瓶好点的酒。
想了想，又拿了一包奶糖。
慕青小时候爱吃糖。
家里穷，母亲一年到头也难得买一回。
有一回大队会计给了母亲两块水果糖，母亲揣在兜里走了三里地拿回家。
慕青剥了一颗塞进我嘴里，黏黏的甜味顺着舌尖漫开来。
她眯着眼笑，露出缺了门牙的牙床。
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一块糖。
从镇上到村里还有一段土路。
扛着蛇皮袋走了一个多小时，天慢慢暗下来了。
北风贴着地皮刮过来，吹得耳朵生疼。
村口那棵老槐树还是老样子，光秃秃的枝丫伸在灰蒙蒙的天上，像个瘦骨嶙峋的老人。
树底下站着个人，缩着肩膀，两只手拢在袖筒里。
走近了才看清，是母亲。
她比去年秋天又老了一截，头发白了大半，脸被风吹得皴红。
看见我，她没说什么，只是上前两步，伸手接过我肩上那个蛇皮袋，掂了掂：“瘦了。”
“工地伙食不好。”我说。
母亲嗯了一声，转身走在前面。我跟在她身后，看着她微微佝偻的脊背。路灯没亮，天光还剩下最后一层青灰色，把她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
进了院子，我闻到一股炖肉的香味。
母亲掀开堂屋的棉门帘，一股热气扑上来，暖烘烘的。
炉子上坐着锅，咕嘟咕嘟冒着泡，灶台边上摆着一摞洗好的白菜叶。
她朝里屋方向努了努嘴，说：“人在屋里。”
我的心忽然跳起来，莫名其妙地觉得喘不上气。母亲掀起灶台上的锅盖搅了搅，头也没抬：“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擦了一把脸，往里屋走。
走到门口，抬起手准备推门，又停住了。
墙的那边传来一阵细碎的响动。
像是有人在里头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那扇木门。
02
屋里灯亮着。
昏黄的白炽灯泡挂在梁上，被风吹得轻轻晃动。
靠墙的床沿上坐着个女人，低着头，手里攥着一双鞋垫，看不清脸。
我的目光落在她身上，先是看见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再看见那双瘦得露出青筋的手。
她的手腕上，有一圈深褐色的勒痕。
我站在门口，手里提的东西忘了放下去。
女人像察觉到有人进来，抬起头来。
四目相对的那一瞬，我的脑子“嗡”地一声，像被人一棍子闷在后脑勺上。
她的脸瘦得脱了形，颧骨高高凸起，眼窝子深陷下去，嘴唇泛着干裂的白皮。
但那双眼，那双眼还是老样子。
眼尾微微往上挑，瞳孔里头映着炉灶的红光。
慕青。
我嘴里那两个字像被什么东西粘住了，怎么都吐不出来。
她把手里那双鞋垫搁在床沿上，站起身，两只手在裤腿上蹭了蹭，嘴唇翕动了好几下。
然后我听见她用一种像被砂纸磨过的声音，说了一句话。
“哥，我回来了。”
我的腿一软，往后退了半步，后背撞上门框，发出“咚”地一声闷响。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胸口那个位置有什么东西在翻涌，涨得我眼眶发酸。
慕青也没再说话，就那么站在那里，两只手绞在一起，指节攥得发白。
炉灶上的锅盖“咣当”响了一声。
母亲端着碗推门进来，看了我们一眼，嘴里啧了一声：“站着干啥，坐下吃饭。”
那天晚上，我坐在堂屋里，端着碗，筷子悬在半空，怎么都下不去。
母亲给慕青舀了满满一碗排骨炖白菜，她低着头，小口小口地吃，吃得极慢。
我看着她的头发，以前是黑亮黑亮的，现在变得又枯又黄，发梢还断了不少。
母亲没提相亲的事，也没问慕青什么。
三个人就这样安静地吃完了那顿饭。
饭后母亲去灶房刷碗。
慕青起身帮忙，被母亲按住了：“你歇着。”
慕青只好坐回去，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背。我想找点话说，憋了半天，干巴巴地问了一句：“路上，累不累？”
说完我就后悔了。这话问得跟陌生人似的。慕青却轻轻应了一声：“还好。”
又安静了一阵。她忽然抬起头来，用那双熬得发红的眼睛看着我：“哥，那封信，你收到了吗？”
我愣了一下：“什么信？”
慕青的眼神闪了闪，又低下头去：“没什么。”门帘被掀开，母亲端着一盆洗脚水进来，放在地上，对慕青说：“烫烫脚，赶了一天路了。”我看了母亲一眼，她蹲下身子去试水温，鬓角的白发垂下来。
我忽然发现，母亲的背影佝偻得厉害。
记忆中她总是腰板挺直，扛着锄头走在田埂上，步子迈得又快又稳。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变成一个小老太太了。
那晚我躺在东屋的炕上，怎么都睡不着。
隔着一堵墙，能听见慕青翻身的动静。
她也没睡着。
我盯着房梁上那道裂痕，脑子里转着很多念头。
她什么时候回来的？
母亲为什么在电话里不直接说？
“给你相好的对象”，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
还有她那句“那封信”，究竟是哪封信？
我翻了个身，窗外北风呜呜地刮。
第二天天没亮我就醒了。
院子里传来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
我披上棉袄推开门，看见慕青正站在院子里，拿着扫帚扫落叶。
她穿着母亲那件旧灰袄，袖子长出一截，挽了几道。
我咳嗽了一声。
她回过头，见我醒了，嘴唇动了动：“哥，灶上有粥，还热着。”
慕青的声音沙哑。
她以前嗓子很亮，笑起来像风里摇的铃铛，清脆脆的。
我嗯了一声，去灶房盛了碗粥，蹲在门槛上喝。
粥是大碴子熬的，黏糊糊的，放了红薯进去，喝起来有一丝甜。
母亲大概四五点就起来熬的。
慕青扫完院子，把落叶归拢到墙角的筐篓里，站在那里看着墙头发了一会儿呆。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墙头上爬着一根干枯的丝瓜藤，是去年没摘完的。
我记得慕青小时候总爱蹲在墙根底下数丝瓜，说一个丝瓜就是一锅汤，能省一顿菜钱。
“哥，”她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妈说你要相亲。”
我手里的粥碗停了一下：“妈那人你也不是不知道，一天到晚就怕我打光棍。”慕青没接话。
她把扫帚靠在墙边，低着头搓着手指尖。
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了一句：“你今年三十二了吧。”
“嗯。”
“该成家了。”她的声音依然很轻，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
我心里那根弦莫名其妙地紧了一下。
正想开口说点什么，母亲从里屋走出来，手里拿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衣裳，招呼慕青过去试。
慕青应了一声，走过去。
母亲把衣裳抖开，是一件枣红色的棉袄，新里的，领口还缀着一道深色的边。
“去年冬天做的，”母亲说，“想着你回来穿。”
慕青接过那件棉袄，手指在领口上摩挲了好一阵，没说话。
母亲背过身去，拿袖子蹭了一下眼睛。
我看着她们两个人的背影，心里那团疑云越来越重了。
03
慕青回来的消息，没到中午就传遍了半个村子。
最先上门的是隔壁的张婶。
她端着一碗腌萝卜，站在院门口探着脑袋往里头张望：“听说慕青回来了？”母亲应了一声，接过腌萝卜，也没多留她。
张婶的目光越过母亲的肩头朝屋里打量了几眼，那眼神里头带着明显的好奇和探究。
母亲堵在门口，脸上带着笑，但话里话外的意思很明白：不让人进去。
张婶只好悻悻地走了。
临走时抛下一句话：“到底是郭家的种，在外头折腾一圈，这不还是回来了嘛。”母亲的脸“唰”地拉下来，硬邦邦地回了一句：“她姓罗，是我闺女。”
张婶走后，母亲关上门，站了好一会儿才转身进屋。
我蹲在院子里抽烟。
母亲的态度让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她以前不是这样的。
慕青被郭洪亮带走那阵子，村里很多风言风语。
母亲从不反驳，有时被人问急了，也只回一句“都是我自愿的”。
她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斩钉截铁地跟人争执。
快到晌午的时候，后院的奶奶来了。
奶奶今年七十多，耳朵背，说话声音很大。
她拄着根拐棍进了堂屋，看见慕青坐在炕沿上，咧开没牙的嘴笑了笑：“丫头，回来啦。”
慕青站起来，喊了声奶奶，奶奶耳朵不好，没听见。
还是扯着嗓门喊：“瘦了，瘦了，外头受苦了。”她忽然打量了慕青几眼，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慕青，脸上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你娘可给你留了好东西。”慕青有些不明所以地看了我一眼，我也愣了。
母亲端着水壶从灶房进来，听见这话，面皮微微僵了一下，没好气地横了奶奶一眼：“妈，说那些干啥。”
奶奶哈哈笑了两声，没再说下去。
母亲把水壶搁下，若无其事地岔开话题。我心里却记下了那句话。好东西？什么好东西？
下午，趁慕青在灶房帮母亲择菜，我溜进母亲的屋里翻了翻。
木板床，老柜子，一只锁着的樟木箱搁在墙角。
箱子上了锁，铜锁已经有些发黑了。
我伸手摸了摸那把锁，忽然想起母亲那本记着东西的小本子。
那本子我见过。
慕青走后那年冬天，母亲常常半夜点着灯在桌上写字。
蜡黄的光照着她弯下的脊背，一笔一画写得很慢。
我在被窝里眯着眼偷看，只看见她时不时停下来，用笔杆敲敲额头，好像在回想什么。
箱子也是那年添的。
母亲说是从镇上买来的旧货，专门装些换季的厚衣裳。
我那时候没多想。
现在回想起来，那箱子从上了锁之后，我就没见母亲打开过。
晚上吃饭的时候，母亲忽然提起相亲的事。
“秉毅，后村的媒人刘婶说明天带那姑娘来家里坐坐，你拾掇拾掇。”
我端着碗的手顿了一下：“我不是说了嘛，没那个心思。”
“你都三十二了，还没心思。”母亲瞪了我一眼，“你想打一辈子光棍？”
慕青低头扒饭，没有接话。
我偷眼瞅她，她夹菜的动作明显慢了一拍，但始终没抬起头来。
我说：“妈，你别瞎张罗了。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心里有数。”
母亲“啪”地一声把筷子拍在桌上：“你有数？你有数什么？村里像你这么大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我没吭声，闷头扒饭。
灶房里安静下来，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
过了好一阵，慕青放下碗筷，轻声说了一句：“妈，哥的事，让他自己再想想吧。”母亲看了她一眼，把那口气咽了回去，起身收拾碗筷。
那晚睡下后，我听着隔壁的动静，慕青的屋里断断续续传来翻身的声音。
到后半夜，我听见她轻轻开了门，走到院子里。
我披上衣服，从窗户望出去。
月光照在院子里，银亮亮的。
慕青站在那棵老枣树底下，仰着头，看着光秃秃的枝丫。
冷风吹起她耳边那几缕碎发，她一动不动，像冻实了一样站在那里，夜特别静。
第二天一早，我刚睁开眼，就听见院门外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郭洪亮来了。
04
一辆黑色的桑塔纳停在院门口，车身上溅满了黄泥点子。
郭洪亮从驾驶座上下来，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呢大衣，肚子明显比十年前圆了一圈，脖子上挂着一根金链子，在灰蒙蒙的天光下晃得刺眼。
他身后还跟着两个人，穿着黑色皮夹克，一看就是来者不善的架势。
我在门口站着，手里还攥着半块玉米饼。
郭洪亮看见我，咧嘴笑了一下：“哟，秉毅回来了？正好正好，一家人都在，好说话。”他把车门关上，踱着步子走进院子，鞋底踩在冻硬的土面上咔咔响。
母亲从灶房出来，手里握着一把菜刀，刀面上还沾着白菜汁子。
她没说话，就站在灶房门口，盯着郭洪亮的脸，那把刀也没放下。
郭洪亮扫了母亲一眼，笑了笑，转头冲屋子里喊了一声：“慕青！爸来接你回去。”
我的血一下子涌到头顶。我迈了一步，挡在堂屋门口：“你他妈说什么？”
郭洪亮脸上的笑收了收：“秉毅，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我是慕青她亲堂叔，法律上我是她的监护人。”他从呢大衣内袋里掏出一张对折的纸：“看清楚，这是法院的裁定书，慕青的监护权在我名下。你罗家不过是代养，当年白纸黑字的协议上就这么写的。”
我一把抓过那张纸，上面印着法院的红头，确实写着一行字：郭乐菱（原名罗慕青）的法定监护人系其堂叔郭洪亮。
我攥着那张纸，指节咯咯作响。
母亲从灶房门口走出来，她手里那把菜刀始终没放下。
她看着郭洪亮，声音不高不低，却每一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郭洪亮，十年前你抢走我闺女，我拦不住你，认了。她养在你郭家十年，你把她养成这副模样，现在还有脸来带人？”
“你这话就不对了。”郭洪亮摊了摊手，“我这是按法律办事。慕青在我家一直好好的，是前几天她自己跑了。我是她监护，当然有责任来接她回去。”
“你说她好好的？”我指着慕青手腕上的淤痕，声音已经变了调，“你家好好的，能把人打成这样？”
郭洪亮顺着我的目光扫了一眼，面不改色：“她自己磕的碰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屋里传来“咣”的一声。
慕青从屋里走出来，穿着母亲给她做的那件枣红色棉袄。
她的脸白得没有一丝血色，但眼神却出奇地平静。
她看了看郭洪亮，又看了看他身后那两个人，声音沙哑但清楚：“我不回去。”
郭洪亮的眼皮跳了一下：“慕青，你可想好了，你生父留下的那套老宅和补偿款，都还挂在我名下。你要是不回去，那些东西就别想拿回去了。”
慕青的嘴唇抿成一条线。停了几秒，她说了一个字：“行。”
郭洪亮愣住了。
他显然没想到慕青会这么干脆，眉头拧起来，刚想再开口，身后的堂屋里忽然传出母亲的声音：“郭洪亮，你稍等。”母亲从屋里走出来，手里多了一个牛皮纸信封。
她走到郭洪亮面前，把信封正面朝他扬了扬：“你认得这个吧？”
郭洪亮看了一眼，脸色变了一瞬。
信封上，印着镇上派出所的抬头。
母亲把信封收回来：“十年前那张托孤字据，你当着我面抢走了，说那是伪造的。但你没想到吧？那字据不是独一份。我在表哥那边还留了一张复写纸的底稿，前年腊月托人拿到了镇上派出所，让民警给备了案。”郭洪亮的脸色难看起来：“你少在这儿糊弄人。一张破纸能证明什么？”
“能证明慕青她爹当年把孩子托付给我养，你抢走她是拐带。”母亲的声音不动，“你要是不信，现在就去派出所问，看那张字据在不在档案柜里。”郭洪亮站在那里，喉结上下滚了滚。
他身后的两个人交换了一下眼神。
沉默蔓延开来。
我攥着那张裁定书的手微微发颤，心里那股又惊又怒的情绪堵在胸口，涨得喉头发紧。
原来，母亲那十年里在灯下写的东西，是底稿，是托人跑派出所，是一步一步把那条路铺平。
她从来没放弃过。
慕青站在母亲身后，眼眶发红，嘴唇颤了颤，却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郭洪亮憋了一阵，最终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行，罗秀琴，你行。这事没完。”
他转身朝门口走，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慕青一眼，那眼神阴恻恻的。
我挡在慕青前面，迎着他的目光，没有让开。
郭洪亮冷笑一声，钻进车里，发动引擎。
黑色桑塔纳碾过地上的烂泥，拖着一股尾气，消失在土路尽头。
05
车走之后，院子里安静了好一阵。
母亲在门槛上坐了一会儿，把那个牛皮纸信封收起来，拍了拍裤腿，站起身回灶房做饭了。
慕青站在堂屋门口，看着我，眼眶红红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喉咙里塞着一堆话，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
半晌，我才挤出一句：“妈以前，从来没跟我说过。”
慕青低下头：“妈也不让我说。她说你性子急，知道了会去找郭洪亮拼命。”
我攥了攥拳头，没吭声。
她说的没错。
要是那年我就知道郭洪亮是抢走了字据、伪造了文件，我肯定会拿着刀冲到他家门口去，砍死他。
慕青说：“哥，进屋吧，外头冷。”我应了一声，跟她进了堂屋。
母亲在灶台前切白菜，刀落砧板的声音很沉稳，一下一下的。
我坐在灶膛边的小凳上，看着灶膛里跳动的火苗，心里头翻江倒海。过了一会儿，我开口：“妈，那张字据，是怎么回事？”
母亲的刀停了一下，又继续切：“你爹走后第三年，你表舅从省城寄来一封信，说他得了肺病，怕是撑不了多久了。”她切了两刀，“他老婆早跑了，一个闺女，没人管。他在信里说，要是他走了，就把孩子托付给我养，家里那套老宅和补偿款，等孩子长大了给她。”
“那郭洪亮是怎么回事？”
“他跟你表舅是堂兄弟。你表舅走了以后，他跑过来看了几回，想接那笔钱。我没给他，说孩子未成年，钱不能动。他就记恨上了。”母亲的刀又停了一下，“等慕青满了十八，他就动起了歪心思，伪造那什么DNA报告，又买通镇上的人出了个假证明，硬说孩子是他亲生的。我一个寡妇，没权没势，拿他没办法。”
“那你怎么不去告他？”
“告了。”母亲的声音很平静，那平静里却压着一股刀子一样的劲儿，“慕青走后第二年春天，我就去镇上找过律师。律师说，那张托孤字据没有公证，法律上效力有限。被郭洪亮抢走的那张原件又不在我手上，光一张复写纸不够。”她把切好的白菜拢进盆里，“我就想，既然一次告不倒他，那就攒着，等攒够了再动。”
灶膛里的火苗跳了跳，映在母亲脸上，忽明忽暗。
慕青坐在炕沿上，低着头，手指紧紧绞着那件棉袄的衣角。
我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母亲。
那盏白炽灯的光昏黄，照出母亲额头上深深浅浅的皱纹。
十年前她跪在派出所门口求人的时候，大概也是这副模样吧。
吃过午饭，我再也坐不住了，回屋穿外套。母亲叫住我：“你做什么去？”我头也不回：“我去镇上。”
“做什么？”
“找律师。”我说，“我不信弄不倒他。”
母亲看着我，好一会儿才说：“你找律师也没用，他没犯死罪，顶多关几天。”我抓着外套的手紧了紧，转头看着慕青：“那也不能就这么算了。”
慕青没有接话。
她低着头，指尖慢慢地摩挲着那件棉袄领口上的针脚。
过了好一会儿，她抬起头来，轻声说了一句：“哥，我有办法。”我愣住。
她站起身来，走进里屋，拿出那个随身带的蓝色布包，从里面翻出一样东西。
是一支黑色的录音笔，外壳已经磨得发旧了。
她把那支录音笔放在桌上，说：“我在郭家那几年，偷偷攒钱买的。”
我和母亲都看着她。
她顿了顿，接着说：“郭洪亮这些年干的脏事，我多少都听到一些。他喝多了酒嘴上就没把门的，有一回跟人打电话说那笔补偿款的事，说漏了嘴，说那钱本来就是我爹留给我的，他不过是暂时帮我保管。那通电话，我录下来了。”
屋里安静得能听见窗外风刮过屋檐的声音。
母亲放下手里的菜刀，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过来，拿起那支录音笔端详了半天。
灯光下，她的嘴角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哑着嗓子说了一句：“好闺女。”
06
那晚，慕青把录音笔里的内容放给我和母亲听。
声音很嘈杂，有电视机的声音，有酒杯碰撞的声音。
慕青说那是郭洪亮在客厅里喝多了酒，跟一个小老板打电话。
他舌头都大了，说话含含糊糊：“那笔拆迁款……拖了这么多年了，郭乐菱那丫头，她毛都没摸着一根。我替她保管了十来年，也该有个说法了吧。”对方回了句什么，听不清。
慕青录得不完整，但关键那句已经很清楚了。
他亲口承认，那笔钱是他“替她保管”的。母亲听完，把那支录音笔攥在手里，沉默了很久。
我开口：“这能告倒他吗？”
“不一定。”母亲说，“得找个懂行的人问。”
第二天一早，我骑着父亲的旧自行车，在寒风中蹬了近四十分钟到镇上。
镇上新开了一家法律服务所，门面不大，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招牌。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听我说完前因后果，翻了翻我看的几张材料，皱着眉头想了半天。
“你说的这个情况，有点复杂。”他推了推眼镜，“关键问题在于，你那个表舅去世的时候，慕青还没成年。郭洪亮现在的监护权是从法院来的，那裁定书是真的。你手里这些东西，能证明他骗取了那笔钱，但要推翻监护权裁定，难度不小。”
“那怎么办？”
“两条路。”他伸出两根手指，“第一，你要是能找到那份裁定书当年是伪造证据骗来的证据，可以申请再审，把这个裁定推翻。第二，直接告他诈骗，把拆迁款的去向查清楚。”他说，“你那张字据的复写纸底稿是个关键，如果能找到当年的原始存档或者见证人，管用。”
我走出法律服务所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到头顶了。但天还是冷，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我站在门口，心里头沉甸甸的。
回到村里已经快下午了。
推开院门，我看见慕青蹲在井台边上，手里拿着一张纸片，翻来覆去地看。
她没有哭，就那么蹲着，像一只蜷在墙角的猫。
我叫了她一声。
她抬起头来，眼睛红红的，紧抿着嘴唇。
手心里攥着的，是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纸已经泛黄了，折痕处有些破损。
“这是什么？”
“妈给我的。”慕青的声音哑哑的，“是她当年抄的那张托孤字据的复写纸底稿。”
我蹲下来，她就那样把那张纸递过来。
我接过来，借着傍晚昏暗的光线，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纸上的字迹是母亲的笔迹，歪歪扭扭的。
上头写着：立据人郭永福，因身患重病，家中无力抚养女儿郭乐菱，自愿将其托付于姑母罗秀琴代为抚养。
郭家老宅及名下补偿款暂由罗秀琴代管，待郭乐菱年满二十岁时交付本人。
落款处，按着一个红红的手印。
我看了好几遍。目光落到那一行字上，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猛扎了一下。
慕青蹲在那里，缩着肩膀。
“我爹……他叫郭永福。”她的声音发着抖，“我一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郭洪亮从来没跟我说过。妈说，我爹是个老实人，在矿上干活，后来得了矽肺，撑了两年没撑住。”
她顿了顿：“他走的时候，我才不到一岁。”
风从井台边刮过来，把那张纸吹得哗啦啦响。
我捏着那张纸的边角，看着上头那个红手印，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慕青伸手把那片纸从我的手里接过去，叠好，贴身揣进棉袄内侧的口袋里。
手掌按在胸口的位置，按得很紧。
那晚睡觉前，母亲开口了。
“秉毅，你去把那间西屋收拾出来。明天开始，让慕青搬进去。”我说：“她就住东屋不挺好的？”母亲没回答，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里头有东西，我没读懂。
她转开头，说了一句：“你俩都不是小孩了。”
我心里头突地跳了一下，像是被人拉着一根线，轻轻扯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