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湖南省交际处后台,一名年轻湘剧演员刚卸下头面,便被告知毛主席要见她。她叫左大玢,时年16岁,因在《生死牌》中饰演王玉环,已经在湖南湘剧界有了一些名气。
这次演出,左大玢事先并不知道台下坐着谁。登台后,她无意间看见毛主席坐在观众席中,心里猛地一紧,原本熟练的唱词竟卡在了嘴边。同一句台词反复念了几遍,陪同人员只好替她解围,说孩子是因为看见主席,太紧张了。
毛主席没有责怪,反而笑着询问:“这小鬼怎么了,是不是忘词了?”这句带着湖南口音的调侃,让左大玢慢慢稳住了心神。戏演完后,她原以为自己出了大丑,没想到卫士转告说,毛主席认为她演得不错。
随后,左大玢又接到一个意外安排:陪毛主席跳舞。问题是,她当时根本不会跳。工作人员临时教了几步,舞曲便已经响起。面对身材高大的毛主席,她紧张得站在原地不动。
毛主席看出了她的拘谨,提醒她跳舞也算体育锻炼。左大玢这才放松下来,跟着舞步一点点移动。由于动作生疏,她始终低着头,整支舞跳完,后背已经出了一层汗。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她记忆深刻的,并不是舞会,而是一场关于姓名的谈话。毛主席知道她姓左,便顺口问起左宗棠,又问到她的伯父左霖苍。左大玢年纪尚小,对家族掌故并不熟悉,只知道伯父曾中过举人,后来家道变化,成了四处躲避的人。
毛主席没有继续追问,话题很快转到了她的名字。左大玢的“玢”字,通常读作“宾”音,但这个字在汉语中确实有两个读音。毛主席按另一种读法念成“分”,左大玢便认真指出了读音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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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主席,‘玢’字应该念‘宾’。”
毛主席笑着回答:“你回去问问你爸爸,再查大《辞海》。”
回家后,左大玢把这件事告诉父亲。父亲翻查《辞海》,才发现“玢”确有两个读音,并不只是简单的念错。左大玢后来再次见到毛主席时,赶紧说明查阅结果,毛主席只是笑着应了一句,场面十分轻松。
这件小事让她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毛主席知识面的广博。一个不常见的字,既能说出不同读音,还能指出应当查哪部工具书,绝不是临时应付。毛主席对字词、历史和典籍的熟悉,和长期读书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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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玢后来回忆,毛主席谈话时常常由一个小问题引出更大的范围。茶叶如此,姓氏如此,一个字的读法也是如此。她曾注意到毛主席杯中的茶叶根根直立,得知那是湖南君山的毛尖后,便大胆提出也想尝一口。毛主席没有介意,答应她一起喝茶。
这种自然的相处,与左大玢早年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完全不同。1956年,13岁的她随湖南湘剧团赴北京汇报演出,在怀仁堂参加演出时,只能站在帷幕后远远观看。那时她对毛主席的印象,更多是课本和群众口中的伟人形象,真正见到本人,紧张和好奇交织在一起。
左大玢能够走上湘剧舞台,也有一段曲折经历。她出生于1943年,父亲左宗濂曾任国民党军队将领,母亲郑福秋是湘剧演员。母亲担心女儿学戏吃苦,起初并不赞成她报考训练班。
1954年,趁母亲外出演出,左大玢瞒着家里报名参加湖南湘剧团小演员训练班。事情被发现后,母亲十分生气,还劝她将来读书行医,不要选择漂泊的演员生涯。可当女儿唱出平日里听母亲练习的唱段时,郑福秋发现她确实有天分,态度才逐渐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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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训练班后,左大玢接受了严格的基本功训练。湘剧演员不仅要练唱腔,还要练身段、眼神、台步和武功。舞台上的几句唱词,背后往往是多年苦练。1959年她能在重要场合登台,正是多年训练逐渐见效的结果。
1963年,毛主席再次到湖南。听说没有见到左大玢,他还向当地同志问起“小左去了哪里”。左大玢被找来后,按要求唱了一段湘剧。毛主席听完注意到她嗓子发哑,提醒她可能是感冒,要多休息。
当时毛主席手里还夹着香烟。左大玢想起父亲说吸烟不利于身体,便直接劝主席少抽一些,甚至趁他不注意拿走了剩下的半截烟。毛主席没有生气,只笑着说:“这孩子。”
因为身份特殊,左大玢始终没有机会与毛主席合影。离开时,她把那半截香烟悄悄带回家,装进盒子保存。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这件不起眼的小物件便成了她长期珍藏的纪念。多年以后,她接受采访时仍能清楚讲起那场关于“玢”字的争论,以及后台灯光下那位熟悉又亲切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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