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女星夏梦请周总理指示工作，周总理却说：你不要讲“北京话”

1957年春天，北京中南海，24岁的夏梦参加港澳电影界人士座谈与联欢。她本想借机会请周恩来总理谈谈电影工作，开口却用了带有会议色彩的说法：“请总理给我们一些指示。”周总理听后笑了起来：“你这是在讲‘北京话’嘛！你是香港人，不要讲‘北京话’，要讲‘香港话’。”

这句玩笑，听起来轻松，背后却有很实在的分量。周总理并不是让夏梦少说几句，而是提醒她，香港电影有自己的环境、观众和传播方式，不能把内地的做法原样搬过去。

夏梦的成长，本身就带着多种文化交汇的痕迹。她出生于苏州，家庭重视教育，也喜欢京剧。祖父爱戏，几位姑姑曾向程砚秋学习。耳濡目染之下，夏梦很早便接触舞台，后来又在学校里阅读莎士比亚作品，逐渐对话剧产生兴趣。

她并非一开始就把电影当作人生方向。1947年，夏梦随家人迁居香港，在教会学校读书。一次校园演出，校长安排她主演英文舞台剧《圣女贞德》，而她当时并不熟悉英语，还要出演一个与自身性别不同的角色。

那场演出前，她紧张得几乎不敢上台。幕布拉开后，夏梦在后台人员的推动下走到聚光灯下，听见掌声，才慢慢进入状态。演出结束，她见到妹妹，第一句话不是问观众反应，而是问：“我演得是不是很糟？”

妹妹告诉她，台下的人都在夸她漂亮，认为她很有表演天分。这个意外的肯定，促使夏梦认真考虑走上演艺道路。

1949年前后，香港电影业逐渐形成规模，九龙一带片场集中，国语片也有了新的发展空间。夏梦一次普通的片场参观，因同学与制片公司之间的关系，结识了长城电影公司的工作人员。起初，她只是为影片担任英文配音，后来接受试镜，正式签约。

1950年，长城公司培养新人，夏梦被列入重点对象。她在银幕上的形象清新自然，与当时常见的戏剧化表演有所不同。影片《禁婚记》上映后，她很快成为公司的重要演员，名字也传到内地、港澳及东南亚地区。

真正让夏梦重新理解“香港电影能做什么”的，是1957年的北京之行。她作为香港代表参加优秀影片授奖大会和中国影联成立大会，并从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手中接过优秀电影工作者奖章。对于一位长期在香港发展的演员而言，这份荣誉既是个人肯定，也说明香港电影工作者与内地电影事业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周恩来夫妇在中南海宴请部分女演员时，详细询问了夏梦在香港的生活和拍片情况。谈到如何开展工作，周总理提醒她，要依据香港和海外的实际，不可照抄照搬内地经验。

“香港观众喜欢什么，电影能起到什么作用？”周总理问。

夏梦回答：“可以通过影片团结华侨，也可以宣传爱国主义。”

周总理点头说：“这方面可以做很多工作。”

这几句谈话，实际上点出了香港电影的特殊位置。它不只是商业娱乐，也连接着海外华人社会。影片一旦流通到不同地区，影响的不仅是票房，还有观众对国家、民族和文化的认识。

夏梦后来登上天安门参加“五一”观礼，又随团参观东北。她在北京接触到的，不只是盛大的仪式，还有新中国电影工作者的组织方式、创作讨论和社会责任。这些见闻，对她回到香港后的工作显然产生了影响。

回港后，夏梦投入彩色电影《抢新郎》的拍摄。为了保持画面中的肤色和造型，她在拍摄期间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影片上映后，首轮放映成绩突出，后来在北京上映，也引起观众热烈反响。有人连夜排队，只为买到加场电影票。

夏梦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香港。她主演的作品在海外华人地区放映后受到欢迎，也因此获得东南亚政界和文化界人士的关注。她没有刻意把自己塑造成某种符号，但银幕形象清楚、亲切，恰好满足了那个时代观众对华语女演员的想象。

1966年，33岁的夏梦宣布息影，随后移居加拿大。她把生活重心转向家庭，后来又在香港经营制衣厂。多年以后，长城公司重映她的旧作，观众热情不减，这让她再次感受到电影的召唤。

1979年，廖承志邀请夏梦参加有关文化艺术活动，并希望她为电影事业继续发挥作用。夏梦没有立刻答应，而是亲自前去拜访。她已离开银幕多年，香港电影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是否回归，并不是一句“再拍几部电影”那么简单。

那次北京之行留下的意义，也许正藏在周总理那句“不要讲北京话”里：做香港的电影，就要懂香港；面向海外华人，就要熟悉海外的处境。话说得俏皮，要求却很严格。对于夏梦而言，这既是一场亲切的谈话，也是一堂关于文化工作如何落地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