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寻梦环游记”，藏在贵州大山里

何为屯堡？这个称谓，可追溯至明代的卫所屯田制度。明朝时期，中央为稳固西南边陲，调集汉人军队进入贵州，一面驻守边地，一面屯田生产。

今天，在贵州安顺市西秀区、平坝区以及周边村落，仍生活着数十万明代屯军移民后代，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屯堡人。

拨开语言、食物与服饰等文化表象，隐藏其下的祭祀文化与宗族观，构成了屯堡人最深的文化认同。

哪怕是今日走进屯堡人的堂屋，我们仍有机会看到悬挂其间的神榜。天地君亲师位居中央，各路神灵与祖先牌位居两侧，生动有力地展示着儒、释、道、巫组成的多种信仰的世界。农事收成、家宅平安、功名事业、疾病灾祸，甚至亡者往生，都被纳入本土信仰秩序之中。

在众多传统节俗中，中元节是把握屯堡人生死信仰更为典型的窗口。这个历史悠长的汉人传统，即便远到南部都未曾发生剧烈变革。祭祀亡故亲人、追念祖先，不论日子过去多久，总有一份对过去的怀念。虽然黔中屯堡常在农历七月十四迎接中元节祭祀，但整个仪式早在七月初已经开始。

七月十一，人们陆续在家门口的路两侧烧香，先将家族先人、入黔始祖以及已经去世的亲人请回家中，并在堂屋供奉祖先牌位。此后，家里每日准备饭菜、茶水和香火，祭拜时，人们会轻声呼唤：“老祖公、老祖婆，请你们来吃饭喽。”

到了七月十三、十四日晚上，人们便要着手准备烧包仪式。所谓“包”，是写有亲人姓名的纸包，里面装着衣物、钱财等象征性的物品。屯堡人相信，亡者在另一个世界里仍有自己的生活，于是钱财、用品总是必不可少的。

屯堡的祭祀时间也有讲究，他们会按照亲人离世时间的不同，分别祭奠新亡人和历代祖先。十三日晚上，人们祭奠刚刚离世不久的亲人；十四日晚上，祭拜家族先祖。

中元节当日的夜晚，人们将亲手制作的河灯放入水中，为祖先照亮归去的道路。至此，虽然 中元节 随着迎祖、祭祖、送祖的完成暂告终结，但是屯堡人心里清楚，即便一年一度的节日终会过去，自己与祖先之间连接，从未因时间和空间而消逝。

除了汉族聚居地区，贵州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同样保留着与祖先相关的中元节仪式。例如布依族地区，中元节也有祭祖、烧包、放河灯等习俗，并将祖先与天地、神灵共同纳入家庭祭祀体系。这些仪式与屯堡中元节中的“请祖”“包”“送祖”呼应，共同展现出贵州民间社会延续至今的祖先观念。

但与许多地方的中元节相比，屯堡的特殊性仍然在于，它将关于死亡的想象，与一个迁徙族群的身份记忆结合在了一起。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中元节是一次祭奠亲人的机会；而对于屯堡人来说，中元节请回的不只是已经离世的亲人，还有六百年前从江南远道而来的的先祖，以及那背后漫长的移民迁徙史。

三百多年前，游历四方的徐霞客从黔中出发，沿滇黔驿道一路向西，经过石子哨、水桥屯、中火铺、杨家关、王家堡等地，最后抵达普定城。在这场漫长前行中，他留意到，自己所经之处“城垣峻整、街衢宏阔”，着实区别于贵州的山峦盘踞。对于徐霞客这样敏锐的观察者而言，这样的地形背后，定有独特的地方意义。

其实，徐霞客看到的，正是明代贵州特殊的行政与军事格局。有研究称，如果把带“屯”“堡”“铺”“哨”等字样的地点在地图上标注出来，会发现它们沿着滇黔交通线路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区域。这条自明代经营的西南历史通道，还要从六百多年前的一场战争说起。

《明实录》载，1381年，朱元璋调集三十万大军征讨云南，意图消灭元残余梁王统治，完成对云南地区的军事控制。战争结束后，云南被纳入明朝版图，但新的问题随之出现：如何守住这个距离中原遥远的西南边疆？

“滇之喉，黔之腹”，朱元璋大概最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于是，在平定云南之后，明朝很快设立贵州都指挥使司，并开始在贵州推行卫所制度。那些参与战争的明军将士，并没有立即调转方向返回故乡，而是在贵州各处重要位置“树栅置堡，驻兵屯守”。他们从战功赫赫的士兵，慢慢成为这片山野的居民。

最初，这些来到安顺地区的汉族移民，承担了开垦土地、建设社区、守护交通通道等职责。后来，明太祖传达“大兴礼乐，复二代之旧”的政治理想，意图通过礼制，塑造与北方相似的基层社会体系。

数百年过去，屯堡早已不再承担军事防御的功能。那些曾经驻扎军队、屯田守边的堡寨，如今看起来与贵州普通乡村并无太大不同。但是，如果仅凭外在景观判断，便容易将其视为一座封闭的汉人文化孤岛，而忽略屯堡文化真正的生命力。

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这样描述贵州：“苗族住山头，仲家住水头，客家（汉族）住街头。”这句话恰好揭示了贵州山地社会中不同族群共处的格局。今天，想要理解这种交融，或许可以从黔中地区的“赶场”开始。

其一，屯堡女性的着装，与贵州其他少数民族女性的日常服饰相比存在明显差异。大袖、长袍、二码裙，包帕、银饰、绑腿等细节，构成了屯堡女性最鲜明的视觉符号。民国《贵州通志》记载，“女子挽髻于顶，与各苗迥殊，俗以凤头苗目之，习俗多与汉人同”。

在服饰传统逐渐消失的当下，不少屯堡女性仍然遵循着这种穿着方式。外地人第一次看到她们时，甚至常常误认为这是某个少数民族的服饰，可见其独特性和地方性。其实，服饰对屯堡人来说，早已超越了审美意义，成为一个女性与家族、村寨之间的联系。

其二，屯堡与其他贵州少数民族的显著区别之一在于语言。当地人说话时，语调高昂，带有明显的卷舌音和儿化音，既不像江南乡音那样柔软，也不像少数民族语言那样自成体系。

此外，屯堡方言中保留着许多独特表达，语言生动诙谐。闲时，村民们常聚在一起“吹嗑子”（讲故事、摆龙门阵）。他们讲述村寨里的旧事、民间传说，也会用自己的语言唱山歌。这是独属于屯堡人传递生活经验、提醒后人不忘民族文化的方式。

声音、长袍、面孔一齐，构成了屯堡最鲜明的文化景观。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正是屯堡文化最特别的地方。

其实，屯堡的历史远不止停留在表面的符号。那些由民族认同发展出的叙事，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存放容器——地戏。

地戏，又被屯堡人称为“跳神”，起源于古老的傩文化传统。与许多戏曲不同，地戏几乎不说男女情爱、市井生活，它更迷恋忠臣良将、金戈铁马和王朝兴亡。演员们戴上木雕面具、手持兵器，只等锣鼓响起，然后毫不吝啬地将《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杨家将》《隋唐演义》的故事呈现在观众眼前。

一场地戏的参与者，大都来自本地村民。演出前，面具、服饰、锣鼓以及演出花费，需要村民共商共筹。地戏往往没有固定的演出地点，可能在村中的公共场地搭台，也可能在就近的村寨随机演出。演员们按照传统剧目完整演出，可能持续半小时甚至一个多小时，保留了一种朴素、非程式化的随机性。

如今，部分屯堡村寨开始将地戏作为旅游宣传的一部分。在天龙屯堡，演武堂成为游客了解地戏的窗口。走入其中，墙面悬挂的大量地戏面具按照剧目悉心排列。游人后知后觉，这些被称为“脸子”的面具，才是开启地戏世界的关键。

从选材到完成，一面脸子需要经历下料、劈胚、粗雕、细雕、打磨、上色、彩绘、上漆、安装镜片、佩戴胡须等多道工序。没有脸子，便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地戏。

制作脸子前，还需要举行庄重的架马仪式。雕匠需祭拜鲁班先师，请求祖师庇佑、选定吉日，而后才能动刀。等到脸子完成后，还要举办开光仪式。届时，村民会先将脸子按照地戏人物的身份排列，正将居前，番将居后。雕匠在香火前祭拜过后，脸子才可用于地戏表演。

这种对于远方与附近的敬畏与祈愿，还体现在屯堡人多元的民间信仰体系中。屯堡村寨几乎都有自己的庙宇，如天台山伍龙寺、云鹭山大佛殿、杨家桥云台山寺、五官屯观音山寺、头堡关帝行宫等。庙宇供奉的神灵各有不同，共同构成了屯堡人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

另一边，遍布一年四季的节庆仪式，维系着屯堡人关于家族、时间与生活的秩序。正月里，人们举行玉皇会迎接新年；二月有观音会，寺庙敬香祈愿、人满为患；清明时节，氏族成员共同祭扫祖坟、追溯家族源流；七月有乞巧节、跳米花神，寄托对丰收和生活顺遂的期待；中秋时，部分村寨还保留着偷瓜盗菜等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到了年末，人们迎接冬至、准备春节，在一轮轮岁时循环中延续着个体生活。

见证这些仪式的，是屯堡人世代居住的石屋。走进屯堡，最先映入眼帘的可能是石头。石砌的墙体、石板铺成的道路、石头垒起的院落，与以木结构为主的少数民族村寨形成对比。石头的存在，是喀斯特地貌之上的就地取材，也是与异乡土地相处的最佳方式。

除了建筑与仪式，味觉同样保存着屯堡人的迁徙记忆。由于早期屯军生活和山地环境的影响，屯堡人的饮食形成了重视储存、便于长期保存的特点。腊肉、香肠、血豆腐、酸菜、干菜、糯米粑、糕粑等，不只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也是屯堡人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生存智慧。

六百年的时间足以改变许多事。可即便屯堡文化的形式在变，但支撑其延续的核心并没有变，它们共同指向屯堡人对历史和地方文化的珍视。一砖一瓦、一餐一饭，正是这些散落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才让遥远的记忆得以延续，然后陪伴屯堡人走过未来的悠长岁月。

参考资料：

《屯堡文化研究》，李建军主编。

《安顺文史资料第15辑》，安顺市政协编著。

《黔中屯堡七月半研究》，罗彩云 著。

《贵州屯堡礼俗生活与历史感的人类考察》，张原 著。

《保持明朝遗风的汉人——安顺屯堡人》，姜永兴。

《屯堡人略述》，杨昌文。

编辑｜Lili、Kiki

文｜阿一

设计｜April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