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76年秋，靠山屯落了场冷雨。
翠平蹲在院里择豆角，一个拄着榆木拐棍的瘸腿老头在矮墙外站定，喊了声“杜大嫂”。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递过来：“余则成的。他今年春天走了，临终前嘱咐我，务必送到你手里。”
翠平没有伸手去接。她蹲在原地，指间夹着半根豆角，过了好一阵才慢慢站起来。
她接过油纸包，没拆，转身回了屋。
当晚，老槐树下，她抡起铁锹，一下，一下，挖进湿土。信纸上那行字钉在她脑子里，像根刺，拔不出来。
峨眉峰，第三棵槐树下，替我挖出来。
01
鸡叫第二遍的时候，翠平已经坐在院里择豆角了。
露水还没干。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指尖利索地掐掉豆角两头的筋。筐里的豆角快满了，太阳还没爬上东边的树梢。
村口方向传来脚步声。翠平没抬头。秋收了，走亲戚的、换粮票的、讨水喝的，都有。
脚步声在矮墙外停住了。
她这才抬起头。
矮墙外站着一个老头。花白头发，瘦得颧骨高耸，穿一件旧军装。一条腿明显短了一截，手里拄着榆木拐棍，棍子磨得油光发亮。
老头也在看她。过了好一阵，他开口了。嗓子哑得厉害，像是多年没跟人说过话。
“杜大嫂？”
翠平的手顿住了。择到一半的豆角从指间滑落。
“你叫我什么？”
“杜大嫂。你是余则成的媳妇，对不对？”
翠平看着他，没接话。
老头放下拐棍，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
油纸包得方正，边角磨得起了毛。
他双手递过来：“他今年春天走了。临终前嘱咐我，务必把这封信送到你手里。”
翠平没有伸手。
“走了”两个字在耳朵里嗡嗡响。她蹲在原地，膝盖上落着几根豆角，半天说不出声来。
“……走了？”
“走了。二月份的事。肺癌，拖了小半年。”
老头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寻常事。可翠平听出来了，他声音里有个人在发抖。
“你是哪一位？”
“我叫江卫民。他当年的……同事。”
翠平慢慢站起身。
她拍了拍膝盖上的灰，从矮墙上接过那个油纸包。
她没有拆，也没有追问，只是攥在手里，站了片刻，才说：“他还有别的话吗？”
江卫民沉默了一下：“他说，信送到了，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翠平点点头，没再问。她把油纸包收进围裙口袋里，转身朝屋里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进屋坐坐吧。烧口水喝。”
“不了。我到村里找地方住一晚，明天走。”
翠平没留他。她走进屋，关上门。
屋里暗着。灶台凉了，炕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她靠着门站了很久，手里紧紧攥着那个油纸包。院外的脚步声渐渐远了，她才慢慢坐到炕沿上。
油纸包拆开，里面是一个信封。
信封黄得发脆，边缘破损了几处，像是被人反复摩挲过。没有邮戳，没有地址，只在信封正面画了一棵歪脖子槐树。
翠平认出那笔迹。她闭了闭眼。
信封里只有一张纸。纸也黄了，折了三折。她抖着手把纸展开，上面只有一行字：
翠平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
她认得余成的字。
他写字向来用力，横是横，竖是竖，最后一笔总要顿一下。
纸上“来”字那一横，顿得格外重，像是捏着笔停在那里许久，不知该怎么落下去。
她翻过来看了看背面。背面一个字也没有。
她坐不住了。她把信纸重新折好放进怀里，站起身，目光落在窗台下的墙上。墙上还挂着一顶她以前编的草帽。
余成走那天，也戴着这样一顶草帽。
她连夜赶编的。
他走的时候天还没亮，她送他到村口，草帽檐遮住了他大半张脸。
他说：“等槐花开，我就回来。”
她等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槐花开过了。又谢了。他没有回来。
翠平吸了口气，转身走进灶房，从门后摸出那把铁锹。铁锹有些年头了，木柄被她摩挲得发亮。
当天夜里，她没能睡着。躺在炕上，翻来覆去，怀里的信搁在枕边，像一块烧红的铁。
天快亮的时候，她爬起来，穿上那件蓝布褂子，提着铁锹出了门。
院里有三棵槐树。第三棵最细，也最老，树身歪向东南，树枝上挂着一个破旧的燕窝。
她走到第三棵槐树下，抡起铁锹，铲了下去。
泥土很硬。秋后干透了，一锹下去只挖出浅浅一个印子。她又铲了一锹。第三锹。
身后传来一声惊叫：“娘！你干啥！”
马艳提着泔水桶站在院门口，差点没拿住。
翠平没回头：“挖东西。”
“挖啥？这大清早的……”马艳放下桶，快步走过来。看见翠平脸上那副神情，后半截话咽了回去。
翠平已经又铲下去了。
马艳在原地站了几秒，转身去叫杜大山。
杜大山鞋也没穿好就跑过来，看翠平蹲在树坑里，裤腿膝盖上沾满了泥。他大着嗓子问：“娘，到底出啥事了？”
“你爹的信来了。”
翠平说话时没有抬头：“他说，第三棵槐树下有东西，让我挖出来。”
杜大山愣在当场。
他今年三十八岁，对父亲的记忆模糊得像一团雾水。
可他清楚记得，母亲每年开春都要把这棵槐树浇一遍水，浇了二十八年，没断过。
“爹的信？谁带来的？”他蹲下来想接翠平的铁锹。
翠平没松手：“你不用管。让开。”
“娘——”
铁锹碰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发出沉闷的一声响。
翠平的手停住了。她跪在地上，用手慢慢扒开周围的土。手指插进泥土里，抠得生疼，却没有停。
一只铁盒露了出来。盒子锈得厉害，看不清原先的颜色，有巴掌大小，外边裹着一层已经快烂掉的油布。
翠平把铁盒抱出来，搁在膝盖上，没有开。
她抬头看了看天。天刚擦亮，东边泛着一层灰白的光。
她抱着铁盒站起身来，说了一句：“是你们的爹。”
然后转过身，走进屋，反手把门闩上了。
02
翠平在屋里坐了很久。
铁盒搁在炕桌上，油布已经朽烂，轻轻一碰就碎成渣。盒盖锈得贴着盒身，她费了很大劲才撬开一条缝。
盒里的东西裹在一层黄布内。黄布的颜色已经看不清了，她用手按住布包，在胸前停了一阵，才慢慢展开。
里面是三样东西：一块西洋怀表，表盖已经生锈，打不开。一本牛皮纸封面的日记本。还有一封信，信封没有封口，露出里面叠得整整齐齐的纸。
翠平先拆了那封信。
信纸比外面的信封还黄，边缘卷着，纸面上有水痕洇开的印记。字迹潦草，像是匆忙之间写的。有些字迹已经模糊得辨认不清。
翠平凑近了看。她识得字不多，但她识得余成的字。
信的开头没有称呼。那不像是一封信，更像是给谁留下的字条。
“我对不住翠平。那年走的时候，我说等槐花开就回来。我说的谎。我不能回来。要是我能回来，这封信你就不会看到。要是你看到这封信，说明我已经不在了。”
翠平捏着信纸的手紧了紧。
“我这一辈子，欠别人的太多。欠你的最多。当年我不能说我是谁，不能说我干了什么。现在说这些也没有用了。你要是有心，就在第三棵槐树下挖一挖。我埋了东西在里面。那是你的东西，是你亲手打的戒指。我没舍得带在身上，怕暴露了连累你。埋在树底下。想着有朝一日能亲手挖出来给你戴上。我始终没能做到。”
信纸到这里，笔迹更乱了。像是写的人停了好一会儿才接着写下去。
“翠平，我走的时候，你剪了一绺头发放在我包袱里。那绺头发，我一直带着。后来……也一直带着。我这辈子没能再回去，没能再看你一眼。你要是有恨，就恨吧。应该的。”
最后一行字：“对不住。”
翠平把信放下。她发现自己没有哭。眼眶发干，嗓子发紧，想哭，却哭不出来。
她伸手打开铁盒里的日记本。
牛皮纸封面已经发硬，纸张受潮后粘在一起。
她翻了翻，里面的字迹倒是端正不少，余成记录着日子，记录的日期，大多是在1948年。
有些单页写着数字和代号，她看不懂。
有些页画着简单的示意图，她只能认出其中的道路和村庄。
翻到最后一页时，她停住了。日记本最后一页夹着一个东西。
一枚银戒指。
戒指已经氧化发黑了，但她认得出来。
那是她自己打的。
结婚前，她找镇上的老银匠学了半个月的手艺，拿一块银元打的。
上头刻着一个“平”字，字迹歪歪扭扭的。
她打的。
翠平拿起戒指，在手里握了好一会儿。戒指冰凉，硌得手心发疼。
她想起那年秋天的清晨。
余成戴着草帽，站在村口槐树下。
她把包袱递给他，他掂了掂，说：“怎么这么重？”她说：“多塞了两件衣裳。”他笑了笑，没再多问。
可翠平知道他看见了。
她剪下那绺头发时，他在门口站着。
她没回头，但余光扫到他的身影，在门框边停了一停。
他后来带着那绺头发走了。现在他把戒指还回来了。
翠平把戒指套在无名指上。戒指有点大，她摘下，起身去柜子里翻出一截红线，在指根处缠了两圈，又重新套上去，紧了，刚好。
她坐在炕沿上，伸出手，端详了一会儿手上的戒指。
窗外传来杜大山的声音，闷闷的：“娘，你……你没事吧？”
翠平没有应声。
她低头看了看那本日记，把信叠好，放回铁盒里。
又把日记也放回去，只把怀表和戒指留在外面。
她握着怀表，拧了拧表盖。
表盖锈住了，纹丝不动。
她把表贴近耳朵听了听，里面没有动静。
她默默坐了很久，才轻声说了一句：“你倒是回来看看我啊。”
屋里没有人回答。只有窗外的风，吹得槐树叶子簌簌地响。
03
翠平把那封信又读了两遍，才把信纸叠好，重新放回铁盒。
她没有把铁盒收起来，就搁在炕头。怀表摆在铁盒旁边，表盖朝上。银戒指戴在手上，她不时的转一下。
天已经大亮了。院门外传来脚步声。郭河生端着个碗进来，碗里热着一碗酸汤。
“听说家里来人了？”郭河生把碗搁在灶台上，看了看翠平的脸色，“大山跟我说的。”
翠平“嗯”了一声，没有多说。
郭河生在院子的旧木凳上坐下，十根手指绞在一起，半天才开口：“来的是个瘸腿的？”
“你认得？”
郭河生犹豫了一下：“不认识。就是……远远看了一眼，觉得像当兵的。”他又停了停，“信呢？”
翠平没答话。她端起那碗酸汤，喝了一口，烫得舌头疼。
郭河生没有追问，坐了一会儿，起身走了。走到院门口又回头：“翠平，有些事，你还是别等了。”
翠平端着碗，没有回话。
午后，翠平去了生产队门口。江卫民正蹲在那里晒太阳，拐棍横放在膝盖上。
她走近，在他旁边蹲下来。
“信我收到了。”
江卫民点点头。
“他……”翠平顿了一下，“他后来过得好不好？”
江卫民沉默了一阵：“不知道。他到了那边以后，我们没见过面。前年才知道他还活着。今年春天……一个熟人捎话来，说他走了。临走前留下这个信，托人辗转带给我，让我务必送到你手里。”
翠平盯着他：“你跟他跑信的时候，他年纪多大？”
“二十来岁。”
“他走的时候……身上没有别的？”
翠平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问得有些漫不经心：“他有没有提过我？”
江卫民想了想：“他说他媳妇在老家，种了一院子的槐树。”
翠平鼻子一酸，赶紧低下头。
“他还说，他媳妇手巧，会纳底、会编草帽，纳的底比镇上鞋铺的都结实。”
翠平没有说话，她坐在那里，阳光打在她身上，暖洋洋的。
她想的却是1948年的事情。
那年余成走的时候，槐花已经谢了大半。
风一吹，地上一层花瓣，踩上去咯吱咯吱响。
如今，28年过去了。
她头发白了一半，背也驼了些，坐在村口的老石墩上，终于等来了他的信。
信上说，第三棵槐树下，替他挖出来。
翠平不知道那里面究竟有什么。
她只知道，那里是他给她留下的最后一点东西。
04
第二天清早，翠平又去了第三棵槐树下。
她没有带铁锹，只是蹲在树根旁，用手扒开几把土，看了看，又埋回去。
她不是来挖的。
她是来找那个旧的燕窝。
燕窝还挂在枝上，空了。
她以前年年都看到燕子回来做窝，后来燕窝里空了，就再没有燕子回来。
翠平觉得，那燕窝像她的院子。
男人走了，儿子大了，后来连孙子也大了，院子里空落落的，就剩她和几棵老槐树。
马艳端着一碗苞谷粥过来，站在槐树下：“娘，先吃点东西吧。”
翠平站起来，接过碗。粥熬得浓，里面卧着一小块红薯。她喝了两口，忽然问：“大山呢？”
“去镇上赶集了，买点盐回来。”
翠平“嗯”了一声，端着碗，又站了一会儿：“我打算把这棵树下的东西挖出来。”
马艳看了她一眼：“昨晚不是已经挖出来了？”
“那是铁盒。”翠平说，“这树底下，好像还有别的东西。”
马艳愣住了：“还有？”
翠平放下碗，回屋拿了一把窄刃的旧锄头，回到槐树下，开始挖。
她没有用太大力气，一锄一锄，慢慢往下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