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辱母案”于欢：由无期徒刑改判5年，他出狱后现状如何？

一怒为母，拔刀相向，那个叫于欢的年轻人，曾因“辱母案”轰动全国。

他的命运从无期徒刑到改判5年，可谓一波三折。

如今他早已出狱，现在又过得怎么样？

被逼上绝路的年轻人

估计很多人还记得，几年前有个案子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几乎到了无人不知的地步，那就是“山东辱母案”，故事的主人公叫于欢。

整件事的源头还是一个“钱”字，于欢的妈妈苏银霞，自己开了家公司，后来资金周转不开了，实在没辙，就去借了高利贷。

这一旦沾上，想脱身就难了，苏银霞前前后后还了184万，另外还搭进去一套值70万的房子，可算来算去最后还差17万的本金没还上。

放贷的吴学占没那么多耐心，直接喊了11个人找上门，但这伙人要钱的手段，可以说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想象。

他们找到苏银霞的公司，直接把于欢和他妈妈堵在了接待室里，不让他们走，接着，就是长达几个小时的折磨，打骂都是家常便饭。

其中有个叫杜志浩的，行为最为出格，他先是用各种脏话侮辱苏银霞，看她没什么反应，竟然当着于欢的面，把自己的裤子脱下来，用下体去蹭苏银霞的脸。

在场其他人也觉得这事做得太过火，就给拦了一下，可杜志浩并没收手，转头又脱下于欢脚上的鞋，硬塞到苏银霞嘴边让她闻。

当时在场的人，就是在用最极端的方式，践踏一个做母亲的尊严，也是在挑战一个做儿子的底线。

好在公司里有个员工悄悄报了警，民警很快就到了现场，那伙人一见警察，态度立马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于欢母子以为看到了希望，赶紧跟民警说自己被打被侮辱了，可对方一口咬定，说只是来要账，没动手。

民警当时只是口头警告了一句“要债归要债，不能打人”，然后就转身出门去找报警的人核实情况。

于欢母子想跟着一起出去，结果又被那伙人给拦了下来，就是这下，于欢彻底崩溃了，眼看着救命稻草来了又走，自己和母亲依然困在原地，那种绝望感瞬间淹没了他。

他顺手抄起身边桌上的一把水果刀，情绪失控地朝着那伙人冲了过去，等警察听到屋里不对劲再进来时，一切都晚了。

杜志浩因为伤势过重，送医后不治身亡，另外还有三个人也受了不同程度的伤。一个本分的年轻人，就这样成了杀人犯。

案子到了一审，聊城中院的判决是无期徒刑，理由是虽然对方有侮辱行为，但没有直接的生命威胁，而且警察已经出警，所以于欢的行为不能算正当防卫。

这个结果一出来，大家都在讨论，在那种情况下，一个儿子眼睁睁看着母亲受辱，他的反抗到底算什么？

舆论的声音越来越大，最终引起了最高检的关注，案子迎来了转机，山东省高院启动了二审。

最终法院认定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撤销了一审的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五年。

一个年轻人的命运，就这样在法理和人情的拉扯中，被彻底改变，那么几年过去，早已出狱的他，现在又怎么样了呢？

从阶下囚到小老板

2020年11月18日，因为在狱中表现不错，于欢获得减刑，提前走出了监狱大门。

外面的世界变化很大，他回到母亲那个已经衰败的公司，一时之间有些茫然，想做点什么，却又不知从何做起。

现实很快就给他上了一课，他想找份正经工作，可投出去的简历，大多因为那个抹不掉的“案底”石沉大海。

工作不好找，但另一条路却摆在他面前。因为他身上的话题性，不少网红公司找过来，想把他包装成主播，承诺给他丰厚的报酬，于欢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不想靠消费自己的伤疤来生活。

在家里颓了几个月后，于欢决定不能再这样下去，他拉着姐姐，在街边支了个小摊卖月饼。

很多关心他的网友知道了，都特地从四面八方赶来照顾他的生意，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这次小小的成功，让他重新找到了方向。

他和姐姐一合计，决定开一家零食店，店铺的名字他想了很久，最后定了“欢来客优选”，一个简单又实在的名字。

手里有了钱，于欢第一件事就是去还债，他把家里当年欠下的债务还了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母亲公司以前的员工，把拖欠的工资一笔笔补发给了他们。做完这些，他心里才觉得踏实了。

生活走上正轨，缘分也找上了门，他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了一个叫常媛的姑娘。

这个女孩很善良，她了解于欢的全部过往，但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反而觉得他是个有担当，很上进的人。于欢也被这个温柔的女孩打动了。

起初，常媛的父母很反对，担心女儿跟他在一起会受委屈，但常媛很坚持，也一直在父母面前说于欢的好话。

慢慢地，老两口也放下了偏见，接受了这个特殊的年轻人，2022年6月，两人办了婚礼，去年，他们可爱的女儿出生，于欢正式成了一位父亲。

如今，于欢的生活忙碌又充实，照顾家庭，打理着自己的第二家分店。

他用自己的双手，把偏离轨道的人生，一点点拉了回来，而他的故事，除了他个人的命运转折，也意外地在另一个层面，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一群人的进步

于欢这个案子，在当年之所以能引起那么大的讨论，关键在于它触动了我们社会中最朴素的一种情感：天理人情。

可以说当时网上的讨论，实际上是在帮于欢问一个问题：法律到底应该保护什么？

是保护绝对的程序正确，还是应该给普通人在极端情况下的反抗留有一丝空间？这个问题在当时没有标准答案，但也正是这种全国性的大讨论，倒逼着我们的司法体系去重新思考。

最终山东高院的改判，被很多人看作是司法理念的一次重要进步，它没有完全否定于欢的罪责，但承认了他行为中的“防卫”性质，承认了那种极端情境下，一个正常人的情感反应。

这让法律的判决，多了一点人性的温度，也更能被大众所接受和理解。

于欢自己后来也说，他觉得自己很幸运，是赶上了一个好时候，是司法改革的受益者。

他清楚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没有那么多陌生网友的声援，他的命运可能就是监狱里的漫长岁月。

从无期到五年，改变的不只是一个数字，背后是一个社会司法观念的悄然转变。

这几年，反映“正当防卫”题材的电影《第二十条》能火遍全国，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已经深入人心。

一个案件，能推动一个领域的进步，这是于欢个人的不幸，却也是整个社会的幸运。

如今再回头看，于欢的故事像一部跌宕起伏的电影，好在电影的结局还算圆满。当年的新闻人物，现在就是一个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老板，对他来说，能把日子过得这么平淡和安稳，可能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