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着那两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走出高铁站时,觉得这座城市的风都是生硬的。袋子里装的是乡下自家种的红薯、新榨的菜籽油,还有几只处理得干干净净的老母鸡。我今年六十二岁了,老伴走得早,我一个人在老家生活。如果不是女儿婷婷怀孕五个月且胎相不稳,我是不愿意来城里的。因为城里的家太干净了,干净得让人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刚进门那天,女婿周健二话没说,接过我手里沉重的蛇皮袋提进了厨房。婷婷看着那些带着泥土气息的东西,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小声埋怨着说超市里什么都有,何必大老远折腾。我只是搓着手局促地笑,没敢说这都是我精挑细选攒了半个月的。
住下来的第一天,我就给自己定下了规矩:少说话,多干活,绝不给年轻人的生活添堵。
每天清晨五点半,天刚蒙蒙亮,我就按时醒来。我不敢开灯,摸黑穿好衣服,轻手轻脚地走出客卧。哪怕是去洗手间,我也会刻意控制着抽水马桶的按键,生怕冲水的声音吵醒了还在熟睡的女儿和女婿。做早饭时,我甚至不用抽油烟机,只敢把厨房的窗户开到最大,任凭冷风灌进来,就为了不弄出机器的轰鸣声。
有一次,我看到周健的一件白衬衫领口有些发黄,便好心拿去卫生间,打了肥皂在搓衣板上用力搓洗。那是我多年来对付顽固污渍的绝招。可等衬衫晾干后,领口的布料却因为揉搓过度起了毛边。婷婷下班回来看到,当场就急了,说那件衬衫是周健开会时穿的,要好几千块钱,只能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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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站在阳台上,手里还拿着掸灰的抹布,脸涨得通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周健听到声音从书房走出来,看了一眼衬衫,拉住还在抱怨的婷婷,淡淡地说了一句:“没事,本来也穿旧了,我平时也不怎么穿。”
说完,他又回了书房,顺手关上了门。那一声轻轻的关门声,在我听来,却像是一堵无形的墙,把我死死地挡在了外面。我暗暗自责,怪自己没文化,不懂城里人的规矩,心想以后家里我不懂的东西我绝不再碰一下。
日子就这样在一种表面平静、实则让人窒息的紧绷感中滑过了一个多月。我在心里盘算着,等婷婷胎位彻底稳了,找个保姆,我就找借口买票回老家。我宁愿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农村老屋里对着电视机打瞌睡,也不愿在这座精美的房子里连呼吸都觉得压抑。
转折发生在十一月的一个周末,那段时间婷婷的公司在邻市有一个紧急的行业交流会,原本不需要她去,但部门总监临时生病,婷婷作为副手不得不顶上。虽然怀着孕,但高铁只需要半小时,去住一晚第二天下午就能回来。婷婷是个要强的人,不顾我的劝阻,收拾了几件衣服就出门了。
婷婷走后,家里突然就剩下了我和周健两个人,屋子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我坐在沙发上,只觉得手心里全是汗。我不知道该怎么和这个沉默寡言的女婿单独相处。我甚至计划好了,中午就随便煮碗面条,自己端回房间吃,尽量不出现在周健面前。
出乎我意料的是,快到中午时,周健从书房里走出来,一边穿外套一边对我说:“妈,中午别做饭了,我出去买点菜,今天我来做。”
我吓了一跳,连忙站起来摆手:“不用不用,哪能让你做饭,你想吃什么,妈给你做。”
“您歇着吧,我很快回来。”周健没有给我拒绝的机会,换上鞋推门出去了。
不到一个小时,周健提着两大袋食材回来了。他径直走进厨房,洗菜、切肉、起锅烧油,动作竟然十分熟练。我几次想进去帮忙,都被周健温和却坚决地请了出来。我只能不安地坐在客厅的边缘,听着厨房里传来的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心里七上八下,猜测着女婿这是不是在变相地对我表达不满,嫌弃我平时做的饭菜不合胃口。
饭菜端上桌的时候,我愣住了。一大碗红烧肉炖鹌鹑蛋,一盘清炒红薯藤,还有一锅浓郁的山药排骨汤。这些全都是我老家的做法,甚至那盘红薯藤,就是我来的时候从乡下带来的,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在冰箱角落里没舍得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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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健解下围裙,盛了一大碗米饭放在我面前,又给我舀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排骨汤。
“妈,吃饭吧。”周健在对面坐下。
我拘谨地拿起筷子,夹了一根红薯藤放进嘴里。熟悉的味道让我鼻尖有些发酸,但我依然只敢夹自己面前的青菜,筷子绝对不去碰那碗红烧肉。
周健默默地看着我,突然放下筷子,拿起公筷,夹了几块最软糯的红烧肉,放进了我的碗里。
“妈,婷婷今天不在家,有些话,我忍了太久,必须得告诉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