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夏天,雨下得像天上漏了个大窟窿。那一年我十九岁,高考落榜后没去南方打工,留在村里帮母亲种地。那时候的农村,壮劳力们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往沿海城市跑,村里剩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像我这样半大不小的后生。
我们村的生产队长叫秀梅,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女人。她能当上队长,不是因为家里有背景,而是因为她性格泼辣、做事公道,加上干农活是一把好手。男人们在田埂上抽烟偷懒,她能夺过锄头一口气刨出十几米沟,硬是让人心服口服。
村里人都叫她秀梅嫂子,她男人在两年前去广东打工,起初还寄钱回来,后来音信越来越少,家里家外全靠她一个人撑着。
那天下午,天黑得像锅底,闷雷在云层里滚了没几声,暴雨就兜头砸了下来。村西头的泄洪沟因为年久失修,眼看着就要被山上冲下来的泥石流堵死。如果不赶紧疏通,下游几百亩快要抽穗的水稻全得淹。秀梅嫂子披着件破雨衣,挨家挨户敲门喊人,带着我们十几个男女老少在沟渠里拼了命地挖泥。
泥水裹着雨水,连眼睛都睁不开。我年轻气盛,抡起一把大镢头死命地刨一块卡在沟口的青石,结果听见“咔嚓”一声闷响,镢头的木把子竟然从根部齐刷刷地断了。铁头砸进烂泥里,险些砸到我的脚。
秀梅嫂子抹了一把脸上的泥水,大声冲我喊:“林子,你这把式不行!赶紧拿着铁头去村东头老王头那个铁匠铺,让他给你重新安个结实的把子。弄好了别回这儿,直接把锄头送到我家去,我家里还有几个铁锹,你拿上再来换班!”
我抹了一把脸,大声应了一句,从泥水里摸出那块沉甸甸的铁头,转身就往村东头跑。
雨越下越大,脚下的土路已经变成了泥浆河。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跑着,好几次连人带泥摔在地上,膝盖磕在石子上生疼,但心里只惦记着水稻田。到了老王头的铺子,老头二话没说,找了根最硬的桑木棍,抡起大锤几下就给我楔得死死的。我拎着修好的大镢头,一头扎进漫天的雨幕里,朝秀梅嫂子家跑去。
秀梅家在村子最北边的半坡上,是个带院子的几间老土坯房。我推开虚掩的木院门,院子里已经积了一层水。我大步跨到堂屋门前,扯着嗓子喊了一声:“秀梅嫂子!锄头修好了!”
堂屋的门“吱呀”一声开了,秀梅嫂子站在门后,身上那件旧雨衣已经脱了,只穿着一件泛黄的白衬衫和黑裤子。她浑身上下湿透了,头发一绺一绺地贴在苍白的脸上,水珠顺着发梢往下滴。她显然是刚从大坝上跑回来拿工具,连口气都没喘匀。
我把沉甸甸的镢头靠在门框上,抹了一把下巴上的雨水说:“嫂子,工具我放这儿了,我拿上铁锹这就回沟里去。”
![]()
说完我就转过身,准备冲进雨里。就在我刚迈出半步的时候,一只冰凉的手猛地抓住了我的胳膊。
“林子,你先别走!”
我愣了一下,停下脚步回头看着她。秀梅嫂子的手握得很紧,指节都有些发白。她的眼神里没有了平时在田间地头指挥大家干活时的那种威风和干练,反而透着一种让人心惊的慌乱和焦急。
“怎么了嫂子?”我看着她苍白的脸,心里没来由地紧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