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卫立煌流亡香港，毛主席下令：立刻通知合肥县保护卫立煌家属

1949年1月底，南京上海路寓所外的监视人员逐渐松懈，卫立煌却没有急着离开。他清楚，真正难的不是走出这栋房子，而是如何避开特务耳目，抵达一处不会被蒋介石势力控制的地方。

此时的卫立煌，已经被撤去东北“剿总”总司令职务，并受到监视。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后，蒋介石把东北战场失利的责任归到他身上。卫立煌不愿执行内战命令，正好给了蒋介石处置他的借口。

卫立煌并非没有机会去台湾。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接任代总统，曾设法恢复他的自由。可自由恢复，不等于危险解除。顾祝同等人仍在催促他前往台湾，毛人凤系统的特务也没有真正撤走。

有人劝他：“俊如兄，台湾不能去。”

卫立煌明白其中的厉害。他跟随蒋介石多年，知道一旦到了台湾，自己既可能被继续利用，也可能因东北战事和过去的态度遭到清算。问题在于，南京城内到处是眼线，他又该从哪里突围？

转机来自老友李明扬。对方建议他先设法前往上海，再寻找驶往香港的轮船。这个办法并不稳妥，却比留在南京坐等命运安排强得多。经过数日筹划，卫立煌于1月28日深夜离开住所，辗转抵达上海，随后乘船前往香港。

他成功脱身后，最放心不下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远在合肥的老母亲。卫立煌的母亲年近八旬，长期生活在合肥。那时国民党残余势力仍在各地活动，特务可能借家属进行报复，也可能以老人作为威胁卫立煌的手段。

抵达香港后，卫立煌给朱德写信，请求解放军保护母亲。朱德收到信后，将此事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听完，只说了一句：“人之常情。”随即指示有关方面通知合肥县，保护卫立煌的家属。

这道命令的分量，恰恰在于卫立煌当时的身份并不普通。他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也是中国共产党公布的国民党战犯名单中的人员。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卫立煌名列其中。

既然如此，为何还要保护他的家人？答案不在于替卫立煌抹去过去，而在于区分个人责任与家属处境。母亲没有参与军事决策，更不应因儿子的政治选择而遭受牵连。对共产党而言，保护无辜家属，也是对政策原则的实际体现。

卫立煌后来之所以在关键时刻选择离开南京，与他抗战时期的经历有关。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派往山西，先后担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务。蒋介石原本希望借此牵制阎锡山，同时利用卫立煌的反共立场压制八路军。

但战场上的接触改变了许多判断。平型关战斗之后，八路军的作战能力引起卫立煌注意；忻口战役期间，八路军一二九师袭击阳明堡日军机场，也让他看到共产党军队并非只会进行宣传，而是能够在敌后直接配合正面战场。

周恩来、朱德与卫立煌的接触，同样产生了影响。卫立煌原先对共产党存在成见，见到朱德后，却发现这位红军领导人谈吐平和，不摆架子。后来他到延安参观，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部队中看到官兵关系、战地服务等做法，逐渐开始重新理解共产党军队的组织方式。

这段经历没有让他立刻成为共产党员，却使他的态度发生变化。他研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向八路军提供过弹药等物资，还吸收延安方面的学生到部队工作。蒋介石后来多次要求他积极投入内战，他则以各种理由拖延，甚至采取按兵不动的办法。

东北局势恶化后，蒋介石重新启用卫立煌，是因为陈诚在东北接连失利，急需一名有战场经验的将领收拾残局。卫立煌虽奉命赴任，却不愿把东北军队继续推入内战泥潭。沈阳失守后，他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彻底公开化。

离开香港后，卫立煌仍然十分谨慎。香港当时也有国民党特务活动，他长期深居简出，拒绝台湾方面多次发出的邀请。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向毛泽东发去贺电，表达了对新政权成立的祝贺。

1955年3月，卫立煌与妻子响应周恩来召唤回到大陆。此后，他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1960年1月17日，卫立煌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63岁。其骨灰后来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并与陈赓、李克农等高级将领相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