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张学良口述历史》、《张学良口述历史》、《张学良年谱》《辽宁文史资料》1985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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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初，台北北投，唐德刚几次登门拜访张学良。
那年张学良已年届九旬，软禁五十四年后重获自由。
唐德刚受哥伦比亚大学委托，专程来做口述历史访谈，两人谈了很多场，从少年往事到东北易帜，从西安事变到战后幽禁，一件件翻出来细细过。
张学良那段时间说了很多话，有的云淡风轻，有的停顿许久才肯开口。
但有一句话，被唐德刚郑重记了下来——
张学良说，这辈子后悔的事不少，若要挑出最后悔的那一件，是1929年那个冬夜，他在奉天大帅府下令处决了杨宇霆。
这话乍听让人摸不着头脑。
杨宇霆，不是那个处处把他当小孩训、半点面子不给的老臣吗？一个被自己亲手除掉的人，怎么会成了张学良心头最重的一道伤。
事情的背面，远比表面复杂——而就在那枚银元连续三次落地的瞬间，一个将影响东北命运数十年的决定，已经无法收回。
【一】蛇山沟里走出的末代秀才：从辽宁法库到日本士官学校
杨宇霆，辽宁省法库县五月乡蛇山沟人，1885年出生。
父亲是乡村教书先生，家境寒素，但教子极严。
他10岁开始念书，父亲给他找了蛇山沟里最好的教书匠。
这孩子记性出众，过目成诵，村里人见了都说这是个读书的料。
1904年，杨宇霆考中清末秀才。
那一年，大清帝国已经摇摇欲坠，科举制度也走到了最后关头。
1905年大清王朝废了科举制，引进西方学堂，中了秀才的杨宇霆不得不丢下圣贤书，去奉天中学开始学"西学"。
换了别人，从秀才到洋学堂，这个弯儿未必拐得过来。
但杨宇霆适应得极快。
1906年，在自己堂兄的资助下，杨宇霆前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这所学校是彼时中国军政人才最密集的培训场，杨宇霆到东京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学习，成绩也很优异。
1911年回国任陆军第23镇见习排长，1912年任东三省讲武堂教官，后任奉天军械厂科长、厂长。
在军械厂任职期间，杨宇霆把管辖的卫队连练得军容整齐、号令划一。
有一次，张作霖在街上看到一队军人，军容整齐，训练有素，起初还以为是日本军队，但一打听，原来是军械厂卫队连，是杨宇霆训练出来的。
张作霖赞赏之余，也记下了杨宇霆这个名字。
1916年4月，张作霖终于当上奉天督军兼巡按使，成了封疆大吏。
杨宇霆就是这时被张作霖收入幕中的，委为27师参谋处长的重任。
从此，杨宇霆开始辅佐张作霖，成为张作霖不可或缺的左右手。
进了大帅府，杨宇霆很快显露出过人的综合能力。
据做过张作霖秘书的宁承恩回忆，张作霖识字不多，不爱看公文，处理公务都是口述，公文基本上是由杨宇霆操刀批复的。
有些事儿擅专办了，张作霖也不怪罪，很多法律、法规都是杨宇霆牵头制定，还特别注意向张作霖推荐留学归来的理工科和经济科的知识分子。
张作霖虽是绿林出身，识人却准，他很清楚杨宇霆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杨宇霆被张作霖赏识，历任奉军参谋长、总参议、东北兵工厂督办、江苏省督办及三、四方面军军团长等要职。
杨为人精明干练，才略过人，是张作霖的智囊。
在整个奉系军政圈子里，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文有王永江，武有杨宇霆"，充分说明了杨宇霆在奉系军阀中起到的核心作用。
民国那个年代，各路军阀府衙里到处是自诩高明的谋士，但真正够得上"小诸葛"这个称号的，据当时公认，全国只有三位。
民国各大军阀的府衙里盛产"小诸葛"，其中比较著名的三大"小诸葛"就是徐树铮、杨宇霆、杨永泰，分别辅佐皖系的段祺瑞、奉系的张作霖、国民党的蒋介石。
杨宇霆居中，是奉系那一个。
他权重一时，骄横自负，改称"邻葛"，俨然自比于诸葛亮。
【二】奉系兴衰里的关键棋子：秦皇岛劫械到对日周旋
杨宇霆真正在奉系立下的头一件大事，发生在1918年。
那一年，直系政府向日本借款四千万，购买了大批军火运到秦皇岛。
皖系核心人物徐树铮不甘心这批军火白白落到直系手里，找上了杨宇霆，提出合作——由奉军出手截取这批军械，条件是帮助段祺瑞的皖系重新掌握北洋政府。
1918年，直系政府向日本借款4000万，购买大批军火运抵秦皇岛，皖系核心人物徐树铮因不满直系冯国璋执政，假借"接洽国防"的名义来到东北，向杨宇霆提出劫持这批军火。
杨宇霆把这个方案完整呈报给张作霖，两人一拍即合，随即付诸行动。
1918年，杨宇霆和同学徐树铮联合，在秦皇岛抢走了直系军阀冯国璋的2万多支枪，奉系拿着这25000支日本步枪建立了7个旅，此后实力大增。
这一件事，给奉军的实力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张作霖从此把杨宇霆当成了不可或缺的人物。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大败。
这场失败暴露出奉军内部整备不足的致命问题。
战败后，在杨宇霆的建议下，张作霖决心整军经武，以备再战。
杨宇霆将奉天军械厂扩建为东三省兵工厂，并自兼兵工厂督办，大力改善奉军的后勤供应。
同时，成立"陆军整理处"，充实东三省讲武堂，培训中下级军官，编练新军。
经过一年整训后，奉军共编成二十七个步兵旅，五个骑兵旅，约有三十五万余人，实力大有提高。
整整一年，杨宇霆把奉军从里到外翻新了一遍，打造出了一支能与中原诸侯抗衡的劲旅。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胜。这一仗，杨宇霆居功至伟。
1924年9月，杨宇霆被任命为江苏军务督办，进入南京。奉系的影响力，一度从东北伸到了华东沿海。
然而，杨宇霆在奉系留下的最深印记，不是攻城略地，而是对日交涉。
当时对日交涉是最棘手的问题，张作霖总是让杨宇霆去应付。
杨纵横捭阖，软硬兼施，将日本贪得无厌的要求设法打消或使损害降到最低程度。
日本对杨宇霆很头疼，外务省档案中有着杨常使日本取得的非法权益"化为泡影"的记载。
这是敌手对他的评价。
能让日本外务省的档案里留下这种记录，说明杨宇霆在外交博弈里确实拿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果。
日本人向张作霖提出要求时，张作霖一般都说："好，好，我叫凌阁来办。"
如果日本人想要书面承诺，张作霖便百般托词。
据称，只要不立笔据，杨宇霆总有办法使之打消、变通，而将损失降至最低。
这套周旋的本领，正是他留学日本军校、深知日方底牌的功夫所在。
陈布雷在得到杨氏死讯后，大感"突兀"，并说杨宇霆"绝非亲日者流"，"以智计深沉闻于世，故日人尤忌之"，"才略学术，均非平庸，本为国家干城之材，终为军阀制度之殉"。
【三】裂痕从哪里开始：郭松龄之死与两人的不解之仇
张学良与杨宇霆之间的裂痕，追根溯源，要从1925年那场郭松龄反奉说起。
郭松龄是张学良的恩师，也是张学良最信任的将领。
张学良和郭松龄早年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认识，两人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发展起了亦师亦友的关系。
张学良曾不止一次对外人说：我就是茂宸，茂宸就是我。
两人亲密到了浑然一体的程度。
这种亲密的背后，是郭松龄实打实的军事才能。
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的27师被击溃，西路军和东路军也相继溃逃，唯独郭松龄所率三个旅有条不紊地成建制撤离。
第二次直奉战争，郭松龄更是将直军打得溃不成军。
郭松龄与杨宇霆之间的梁子，也正是从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结下的。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内部发生了激烈的地盘之争。
张作霖原先预定由姜登选去接江苏，郭松龄去接安徽。
不料杨宇霆也想要个地盘，结果杨去了江苏，把姜登选挤到了安徽，郭松龄则落了空。
郭松龄在此次直奉战争中功高而未获赏，心中极为不满。
受了委屈的郭松龄，把满腔愤懑对张学良说了出来：东北的事都叫杨宇霆这帮人弄坏了，要把东北事情办好，只有把杨宇霆这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赶走，请少帅来当家。
张学良没有在意，但郭松龄已经起了另一个心思。
1925年11月21日晚，郭松龄发出讨伐张作霖、杨宇霆的通电，提出三大主张：一是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二是要求张作霖下野，惩办主战罪魁杨宇霆；三是拥护张学良为首领，改革东三省。
七万大军，浩浩荡荡向奉天进发，打头一面旗帜上写的就是"讨伐杨宇霆"。
刚开始，郭松龄打得顺风顺水，山海关、锦州接连拿下，张作霖吓得都动了下野的念头。
可就在这节骨眼上，事情却翻了盘。
李景林突然变卦，断了郭松龄的后路；冯玉祥那边也抽不出兵来帮忙，郭松龄一下子成了孤家寡人。
更要命的是，日本关东军看不下去了，怕张作霖倒台砸了自己的盘算，直接出兵拦住了郭军，还给张作霖撑腰。
由于日军的干涉，以及盟友冯玉祥的背叛，郭松龄的起兵反奉持续了一个月后宣告失败，他本人被张作霖俘虏，1925年12月25日上午10时，郭松龄夫妇被执行枪决。
杨宇霆就怕张学良抢先回来救下他，怂恿张作霖将郭松龄就地枪决。
这件事，张学良记了一辈子。
张学良晚年的口述回忆中说："我跟杨宇霆弄得不大合的原因，就是因为郭松龄"，"杨宇霆是死在郭松龄的手里头，是死在郭松龄的关系上"。
郭松龄死后六个月，1926年6月1日，张学良在一封书信里写道："弟与茂宸共事七年，谊同骨肉。其去年冬，举事卤莽，自取灭亡，半生汗血劳动，捐于一旦。此事前不能察觉预防，事败不能援手，回忆前尘，悼痛曷极！"
这封信写得克制，但止不住的悲痛夹在字里行间。
从那一刻起，张学良对杨宇霆的态度，就已经不可逆转地往另一个方向走了。
两人之间原本就脆弱的信任，因为郭松龄一事，彻底断掉了最后那根线。
【四】皇姑屯的炸弹改变了一切：少帅接班，老臣出剑
1928年6月4日，一列火车在奉天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桥铁路桥下行驶时，预先埋好的炸弹猛然引爆。
张作霖在北京撤回奉天的途中，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
年仅27岁的张学良受这一突发事件的刺激，更坚定了把日本军阀驱逐出东三省的决心。
张作霖就这样没了。东北乱了。
1928年6月，奉系首领、坐拥东北三省的军阀张作霖被日军炸成重伤，于当月4日撒手人寰。
他死后，张学良这个"太子爷"面临着自己权威不够、东北元老掣肘的不堪局面。
虽然当时的军政要人表面上拥戴他，但很多人仍持观望态度，特别是一些元老重臣，根本不拿他当回事，甚至居功自傲，一手遮天，尤以杨宇霆、常荫槐两人为最。
杨宇霆的底气，来自张作霖时代积累下来的庞大资本——兵工厂、铁路、人脉，哪一样都不是张学良一时半会儿能绕过去的。
张作霖死后，杨宇霆自命为老臣，时常对少主张学良不称军衔，直呼名讳，不假辞色，动辄讥讽，诸将深以为不敬。
有一次某官员求见张学良不得，只好找到杨宇霆。
杨宇霆大怒道："汉卿子承父业，如此下去，抽死得了。"
遂带那位官员到帅府问卫兵："少帅何在？"
卫兵答："尚未起床。"
杨宇霆怒气冲冲来到张学良卧室外，使劲踹门并大声嚷道："我是杨麟阁，快起来，有公事！"
这一幕，在帅府里流传开来，人人知道，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张学良当时没发作，但这件事落到了他心里。
就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氛围里，东北内外还有更大的压力在堆积。
日本方面一再威逼，不准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则催促张学良尽快归顺，完成全国统一的形式。
两边同时拉扯，张学良必须做出抉择。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这就是东北易帜。换了一面旗子，也换了东北的政治方向，从此张学良正式并入南京国民政府的版图。
然而易帜典礼那一天，杨宇霆拒绝参加集体留影，甚至隐匿公事自行批阅，张学良隐忍不发，但已认定杨宇霆欲夺取东北军政大权。
这是当众的藐视，毫无遮掩。
雪上加霜的是一场宴席，而宴席过后于凤至的一句话，让张学良彻底下定了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