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区政委多次批评他骄傲自满、组织纪律观念不强，他心有委屈上报中央

1970年，湖南与广东交界处，一场关于煤炭归属的争议，把47军军长、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黎原推到了两难位置。广州军区提出，希望将湘南部分煤炭划由广东接收管理。对广东而言，这是缓解燃料短缺的现实办法；对湖南而言，却牵涉本省生产和地方管理权限。

黎原没有立即执行。

这件事后来成为他与广州军区领导之间矛盾加深的一个节点。有人认为，军人必须服从上级命令；黎原面对的实际情况却更复杂：他既是47军军长，又是湖南省革委会主任，涉及两省之间的资源安排，不能只按单纯的上下级关系处理。

当时广东是缺煤省份，工业生产需要外部调入煤炭。湖南煤炭工业经过一段时间整顿，已经逐渐能够满足本省需要。广州军区政委兼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提出调整湘南煤炭管理范围，出发点并不难理解，但这一安排如果实施，湖南的能源保障势必受到影响。

黎原把问题提交省革委会党委研究。讨论结果认为，煤炭不能这样划转。面对两边意见不一致的局面，他没有擅自作出决定，而是向上级请示。得到支持后，湖南方面没有执行广州军区关于煤炭的要求。

事情虽然暂时有了结论，黎原却没有因此摆脱压力。此后一些会议上，他多次受到批评，被指有骄傲情绪，组织纪律观念不强。对这些评价，他感到委屈，认为自己并非拒不服从，而是在履行省革委会主任的职责。

这份委屈，并不是突然产生的。早在湖南局势最复杂的时候，黎原就已经承担了超出普通军职范围的任务。

1965年，黎原由广州军区副参谋长调任陆军第47军军长。到1967年，湖南地方秩序受到武斗和派性冲突影响，部分党政机关难以正常工作，群众组织之间对立严重，省会长沙的局面尤其紧张。

当时，军队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主要职责是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和军训。47军奉命进入湖南后，部队不能只驻守营区，而要参与维持秩序、恢复生产、推动群众组织实现联合。

长沙的矛盾十分突出。群众组织分成两大派，一派支持省军区的工作，另一派则持反对态度，曾到省军区机关附近游行、示威，甚至绝食。省军区在执行支左任务时受到很大牵制，地方局势迟迟难以打开局面。

上级了解情况后，接见湖南各方面代表，并决定以47军为主，承担解决湖南问题的任务。这个变化意味着，黎原不再只是带领部队执行一般性支左任务，而要直接面对湖南全省的政治、社会和生产秩序问题。

47军所属部队被分派到长沙、湘潭、株洲、衡阳等地。黎原需要处理的，不仅是街头冲突和机关秩序，还包括群众组织之间的谈判、地方干部的重新协调，以及生产系统能否恢复运转。

湖南随后成立省革委会筹备小组，黎原担任组长。工作推进并不顺利，新的组织力量又出现抵制上级指示的情况。经过进一步做工作，在上级支持下，部分群众组织逐渐同这一派划清界限，原有的对立格局才出现松动。

1968年，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黎原任主任，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任第一副主任，军队和地方干部共同参与领导工作。对黎原来说，这个职务既是信任，也是沉重负担。军队强调命令和纪律，地方工作却常常需要协调、权衡和反复做工作，两套逻辑同时压在他身上。

局势稍有稳定后，湖南把恢复工农业生产摆到了重要位置。农业方面，组织群众整修荆江分洪南大堤，参加者达5万多人；又动员4万人完成荆江分洪长江上车湾裁弯工程，使航程缩短约30公里，并增加耕地1.8万亩。

工业建设也没有停下来。湖南拖拉机厂生产东方红拖拉机，株洲冶炼厂自行设计建设的锌系统投入生产，涟源钢铁厂500吨氧气顶吹转炉建成投产，湘潭电机厂制成大型矿用电力机车，湘潭钢铁厂一号高炉投产，全省煤炭生产逐步接近自给。

这些成绩并非单靠行政命令完成。工厂要恢复设备，矿区要组织生产，水利工程要协调民工和物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影响全局。1969年，湖南省工农业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1.4%；1970年，增幅达到23.1%。数字背后，是地方秩序逐渐恢复后的集中建设。

然而，成绩并没有消除权力关系中的摩擦。黎原在湖南承担地方领导职责，却仍然是广州军区所属部队的军长。遇到跨省资源调配时，他到底应以军职服从为先，还是以省革委会主任的职责为重，现实中很难用一句“服从命令”简单解决。

也正因为如此，煤炭争议之后，关于他“骄傲”和“纪律观念”的批评不断出现。黎原认为，自己已经把问题提交集体研究，并向上级请示，不属于个人擅断。双方对职责边界的理解不同，矛盾便难以消散。

同年，47军接到调令，准备离开湖南，调防陕西。黎原面前有两个选择：留在湖南继续工作，或者随部队一同调离。经过权衡，他决定随47军北上。

离开湖南时，他带走的不只是军长职务，还有一段在地方、军队和复杂社会矛盾之间反复平衡的经历。煤炭问题没有成为一场公开冲突，却让长期积累的分歧集中暴露出来。此后，黎原与47军一同前往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