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唐高宗总章二年，长安城里，名将李勣病重。这个曾在瓦岗军中纵横、又辅佐李唐三代皇帝的人，把子孙召到身边，留下了一句颇为严厉的家训：“其有志气不伦，交游非类者，皆先挝杀，然后以闻。”
后人把这句话解释成：家中若出现本领太高、野心太大的人，宁可先除掉，也不能留下造反的祸根。话听着冷酷，却很符合李勣一生的处世方式——能建功，却不把功劳变成权力；能看透局势，却很少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
李勣原名徐世勣，民间小说里常称徐茂公。这个称呼流传极广，但正史中的他，并不是一位只靠奇谋取胜的“半仙”，而是从乱世军队里一步步走出来的实干将领。
隋大业十二年，也就是616年，徐世勣参加瓦岗军时，已经二十多岁。他劝翟让不要只盯着乡里抢掠，而应当控制运河沿线，截取隋军和官府的粮运。这个建议看似简单，实际上抓住了隋末战争的命门：谁掌握粮道，谁就有扩大队伍的本钱。
瓦岗势力壮大后，徐世勣又主张招纳李密。李密出身关陇贵族，家世和声望都能吸引各路豪杰。翟让后来把首领位置交给李密，也与徐世勣的判断有关。可惜的是，李密并没有因此真正信任旧部。
617年，李密在宴席上设伏，翟让被杀，徐世勣也被砍伤。有人劝李密一并除掉他，李密最终没有下手。伤愈之后，徐世勣离开瓦岗，驻守黎阳一带。这里有个细节很能说明他的性格：他归唐时，没有把原来替李密保管的兵粮据为己有，而是派人送还。
“这些东西原属旧主，不能带去见新主。”
这不是漂亮话，而是一种实际选择。李渊因此看重他，后来赐姓李。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他的名字又改为李勣。这个姓名变化，也记录了他从瓦岗旧将转为唐朝功臣的过程。
李密后来降唐，又因不甘屈居人下，于619年再次起兵，兵败被杀。徐世勣得知后为旧主服丧，请求按君臣之礼安葬李密。李渊准许了此事。对一个已经失败的旧主仍保留礼数，既是忠义，也是一种政治信用。
有意思的是，这份信用还间接保住了他的父亲。徐世勣镇守黎阳时，窦建德攻占当地，俘获了徐盖。部下建议把徐盖押到阵前，以此打击唐军。窦建德却没有这样做，认为徐世勣重情重义，若拿他的父亲做文章，反而失去名声，于是将徐盖放回。
徐世勣真正的本事，不在于传说中的神机妙算，而在于判断军队的节奏。唐军与刘武周部将宋金刚交战时，尉迟敬德负责运送粮草。徐世勣没有只设计一次伏击，而是连续制造假象：一面让程咬金在旧路设伏，一面安排秦叔宝奇袭关隘，再让其他部队牵制敌军。
尉迟敬德接连丢失粮草，白璧关、偏关等地也受到突袭。粮道一断，城池失守，宋金刚的军势很快崩解。此类战法并不神秘，关键在于把敌人的注意力拆开，让对方无法判断真正的攻击方向。
到了唐太宗时期，徐世勣已是朝廷重臣，却很少主动卷入皇室争斗。李世民询问太子人选时，许多大臣各自表态，徐世勣却说：“陛下的家事，不是臣下该管的。”
唐高宗即位后，类似的一幕再次出现。李治准备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褚遂良等人公开反对，徐世勣却只回答：“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问外人？”
这句话看似圆滑，实际上极其谨慎。皇后废立牵涉的不只是后宫，而是继承、外戚和朝臣集团。站错一步，便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徐世勣选择不留下明确把柄，后来确实避过了清算。
至于“半仙”的名声，多半来自民间故事。传说他主持家事时，提前收麦、覆盖房屋，又把田地多种黍子，恰好躲过冰雹，并因隋炀帝需要黍子铺路而获利。这些故事未必都能当作确凿史实，却反映出百姓对他的印象：做事反常，却常常比别人多看一步。
李勣于669年去世，距徐敬业起兵还有十五年。684年，武则天临朝称制，徐敬业在扬州起兵，打出的旗号是匡复李唐。他还借故太子李贤之名号召人马，声称李贤并未真正死亡。
起兵声势虽大，内部却缺乏统一指挥。唐军在李孝逸率领下迅速南下，徐敬业部队很快败退。徐敬业想从海路逃往高丽，途中被部将王那相杀死，叛乱随之平定。
武则天下令追削徐世勣及徐敬业父亲的官爵，收回李姓，并掘墓毁棺。那句临终家训，最终被后来的叛乱重新翻了出来。只是徐敬业并非“孙子”，而是李勣的儿子；所谓“高人”，也不是本领高强便该杀，而是指志向越出常轨、结交异常、足以危及家族与朝廷的人。历史的应验，往往不是一句预言精准，而是家风、权势与时代冲突共同推到了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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