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公元前209年夏，安徽宿州一带的大泽乡，陈胜、吴广带着九百名被征发的戍卒，面对误期必死的处境，作出了改变秦末局势的决定。
这场起义后来被称为大泽乡起义。不过，关于吴广之死，民间常说是“陈胜杀了吴广”，这句话并不准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真正动手的是陈胜部将田臧，陈胜虽然没有亲自挥刀，却认可了这次处置。
细节藏在一场大雨里。
秦二世元年，秦朝征发陈胜、吴广等人前往渔阳戍守。途中遇到大雨，道路泥泞，行军速度大受影响。按照秦法，戍卒误期就要处死。对这些出身贫寒的农民来说，赶不到目的地是死，逃亡也是死。
吴广看得很明白。他对同伴说：“横竖都是死，不如为大事拼一回。”陈胜也接过话头：“王侯将相，难道天生就是贵种吗？”
这几句话未必是当场逐字说出，但《史记》保留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记录。它的分量不在于修辞多漂亮，而在于一个普通戍卒，第一次公开否定了秦王朝关于等级和服从的那套秩序。
起事之初，陈胜、吴广并不是一开始就想争夺天下。他们先杀死押送自己的两名秦尉，随后利用戍卒的恐惧和愤怒，聚众反抗。消息传开后，附近百姓纷纷响应，蕲县、铚县等地相继被攻下，队伍很快壮大。
有意思的是，陈胜和吴广当初的分工并不相同。陈胜负责谋划和号召，吴广在士卒中威望很高。特别是在大泽乡起事时，吴广主动承担风险，故意激怒秦尉，以便制造反抗的机会。没有他的配合，陈胜的计划很可能无法落地。
这也是后来矛盾埋下的根子。
起义军声势扩大后，陈胜在陈县建立张楚政权，自立为王。吴广则被封为假王，率军攻打荥阳。一个成了最高首领，一个仍在前线领兵，两人的身份距离迅速拉开。
陈胜的问题，司马迁其实早已写得很清楚。陈胜年轻时替人耕田，曾感叹富贵之后不能忘记旧交。可真正掌握权力后，他对旧日同伴的态度发生变化，过去那些一起受苦的人，不再天然属于他的亲信圈子。
更关键的是，吴广手握军队，而且在士卒中有号召力。这样的部将，对于新建立的政权既是依靠，也是潜在威胁。陈胜未必一开始就决定除掉吴广，但他对兵权、地位和服从的敏感，显然越来越强。
公元前208年，吴广围攻荥阳，战事久拖不决。部将田臧等人认为吴广骄横，不能胜任统帅，于是发动兵变，将吴广杀死，并把他的首级送到陈胜那里。按常理说，擅杀主将本应受到严惩，可陈胜的反应却耐人寻味。
他没有追究田臧，反而授予田臧楚令尹印，并任命他为上将。
这等于用行动表明：陈胜接受了吴广被杀的结果。
司马迁没有直接写出“陈胜因为什么要杀吴广”，因为严格说来，陈胜并非亲自杀人。《史记》留下的是一连串事实：田臧等人杀吴广，向陈胜献首，陈胜随后封赏田臧。后人据此推测，吴广之死很可能得到了陈胜默许，甚至符合陈胜当时的政治需要。
但把原因简单归结为“嫉妒”也不够准确。张楚政权刚刚建立，外有秦军围剿，内部各支队伍又彼此分散。陈胜需要将领，却更需要将领绝对服从。吴广既有功劳，又有威望，还掌握一支重要军队，在陈胜眼中，这种人一旦不受控制，就可能成为另一个权力中心。
陈胜或许担心吴广拥兵自重，也可能不满吴广在军中的影响力。还有一种可能，是荥阳久攻不下后，田臧等人把失败责任推到吴广身上，陈胜为了稳定军心，选择牺牲旧日伙伴。
几种因素叠在一起，才让吴广成为最容易被处理的人。
遗憾的是，杀掉吴广并没有挽救张楚政权。陈胜失去了最早的合作者，也失去了起义军内部的重要平衡。田臧后来与秦军交战，很快兵败身死。陈胜自己的统治同样迅速失控，部将离心，地方势力各自为战。
大泽乡的成功，靠的是陈胜的谋略、吴广的担当，以及戍卒们不愿坐以待毙的决心。可队伍从求生反抗变成争夺天下后，原本并肩作战的关系便被权力重新排列。
司马迁没有替陈胜下结论，只把那几个关键动作写了下来：吴广被杀，田臧献首，陈胜封赏。至于其中究竟有多少猜忌、多少权宜，又有多少借刀杀人的意味，答案已经埋在那段简短而冷峻的史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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