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西北军“鹿小鬼”！鹿钟麟把末代皇帝赶出宫，最后去扫了大街

1954年冬天，在北京的一间会客厅里，毛泽东握着一位七十岁老人的手，笑着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的话："你成了办街道工作的专家了。"

这位老人就是鹿钟麟。

三十年前，他率领军警冲进紫禁城，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出了皇宫；二十年前，他作为西北军代理总司令，指挥过三十万大军与蒋介石逐鹿中原。而如今，他的"战场"变成了天津义生里街道的卫生评比，他的"部队"变成了街道里的老太太和三轮车夫。这种反差，本身就是一部民国史的缩影。

要读懂鹿钟麟，先得了解他在西北军里的真实位置。外界常说他是冯玉祥"五虎将"之一，但这个说法本身就矮化了他。

在西北军的老班底里，张之江、李鸣钟、刘郁芬、宋哲元这些人固然都是悍将，但鹿钟麟的角色从来不是单纯的带兵官。冯玉祥曾经说过："瑞伯智勇稳谏，堪任繁巨，作战有作战办法，做事有做事办法。"这是冯玉祥对鹿钟麟的定评，也是西北军内部公认的定位。

从1916年段祺瑞罢免冯玉祥旅长职务、鹿钟麟等人推举薛笃弼迎请冯玉祥回部主持大局开始，到1924年北京政变中鹿钟麟率部先行入城、三天之内不费一枪一弹控制北京全城，再到1926年冯玉祥五原誓师北伐时任总参谋长，鹿钟麟始终是冯玉祥的"二把手"，是西北军这个庞大军事集团的实际操盘者。

西北军里给他起的外号叫"鹿小鬼"，不是说他胆小，而是说他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这个绰号在西北军内部叫了几十年。

1924年11月5日那个上午，是鹿钟麟人生的高光时刻，也是他最典型的行事风格写照。

据鹿钟麟本人在回忆录中的记述，他带军警二十余人直入紫禁城，面对拖延时间的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他直接以炮轰紫禁城相威胁，限令二十分钟内作出决定。

绍英请求再宽限二十分钟，鹿钟麟寸步不让。最终溥仪接受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当场废去帝号。

鹿钟麟在醇王府门前与溥仪第一次见面，握手接谈时问道："溥仪，今后你还称皇帝吗？还是以平民自居呢？"

溥仪答："我既已接受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当然废去帝号，愿意作一个中华民国平民。"

鹿钟麟说："好，你既然愿当平民，我身为军人，自有保护责任。"

这一幕，被在场的人记录下来，成为民国史上最富戏剧性的场景之一。

一个出身河北定县地主家庭的旧式军人，用如此直接的方式终结了两千多年的帝制象征，这件事本身就说明鹿钟麟的行事风格：果断、务实、不讲虚文。

但鹿钟麟与冯玉祥的关系，远比"君臣相得"这四个字复杂得多。

1929年12月，冯玉祥被阎锡山软禁在山西五台县建安村，西北军内部群龙无首，宋哲元、孙良诚互相推诿战责，将帅不睦。鹿钟麟当时已经下野寓居天津，接到冯玉祥的密令后，他乔装商人模样，由天津经北平过大同直奔太原，再假冒阎锡山的"赵参议"名衔进入建安村。

阎锡山的卫队听说是阎司令派来的"赵参谋"，不敢怠慢，即刻引见冯玉祥。冯、鹿会晤后，冯玉祥当即下手谕免去宋哲元代总司令之职，委任鹿钟麟代理总司令，并定下"远交近攻"之策：先秘密联络蒋介石对付阎锡山，再待机反蒋。

鹿钟麟辞冯后，折返太原转车南下，直奔黄河渡口风陵渡，再次以"赵参议"名衔顺利通过阎锡山的戒备部队，到达西北军防地。

这段经历，在西北军将领的回忆中被反复提及，不是因为它的戏剧性，而是因为这里面藏着鹿钟麟对冯玉祥的真实态度：哪怕西北军已经四分五裂，哪怕自己已经被蒋介石通缉，只要冯玉祥一声令下，他仍然愿意冒死穿越敌境。

1935年冬，冯玉祥被蒋介石邀赴南京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随后亲自致信鹿钟麟，要求他重新出山。

鹿钟麟到了南京，冯玉祥问他："蒋先生请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来呢？"

鹿钟麟的回答堪称经典："我已五十多岁，怎么能再嫁第二次呢？"这句话后来被冯玉祥多次在私下场合转述，西北军旧部几乎人人皆知。

鹿钟麟的意思很清楚：我只认你一个老大，别人的橄榄枝我不接。这种态度，在民国那个今天倒戈、明天投诚的乱世里，显得格外老派，也格外罕见。冯玉祥后来评价他"对国家对人民一秉忠心，智勇稳练"，这个评价里，"忠心"二字是放在最前面的。

然而，正是这种"忠心"，既成就了鹿钟麟，也束缚了鹿钟麟。

西北军的瓦解，表面看是中原大战的失败，根子却在冯玉祥的家长制领导方式上。韩复榘后来投蒋之后说过一句大实话："冯先生视我为子侄，扇耳光、罚跪、动辄打骂，而蒋委员长尊我若大将，在蒋的手下更有尊严。"这句话虽然出自韩复榘之口，但反映的是西北军高级将领的普遍心态。

鹿钟麟作为冯玉祥最亲近的幕僚，对这种家长制的弊端看得最清楚，但他从未公开质疑过冯玉祥。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鹿钟麟任前敌总指挥，统率三十万大军分六路进入河南，这是西北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也是鹿钟麟军事生涯的顶点。

但就在关键时刻，他命令孙连仲、孙殿英两部解亳州之围后向津浦线挺进截断蒋军后方补给，二孙却以"部队疲于奔命，亟须休整"为由迟迟不进，坐失战机。随后吉鸿昌投蒋，梁冠英、孙连仲也接受了蒋介石的委任状。鹿钟麟向冯玉祥报告这些消息时，冯玉祥"陷于众叛亲离的苦境"。

作为前敌总指挥，鹿钟麟对这场失败负有直接责任；但作为冯玉祥的忠实执行者，他又无力改变西北军内部已经离心离德的现实。10月23日，鹿钟麟发出"漾电"声明下野，与冯玉祥共进退，从此离开了军事舞台的中心。

如果故事到此结束，鹿钟麟的历史形象会简单得多：一个忠诚但无能的失败者，但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冯玉祥出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鹿钟麟任参谋长；不久冯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鹿任该战区副司令长官。

1938年6月，蒋介石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冀察战区总司令，让他去河北敌后组织抗日。

这个任命，实际上是蒋介石的一石二鸟之计：既想利用鹿钟麟在西北军旧部中的威望收编杂牌武装，又想让他去牵制已经在华北站稳脚跟的八路军。

鹿钟麟到河北时，手中几乎没有自己的部队，仅有途经长治时张自忠拨给的一个手枪连。他尽力收编地方武装，召募抗日力量，初期确实有过一番作为，但问题很快就暴露出来了。

鹿钟麟带着蒋介石"反共"和"收复失地"的使命来到冀南，不承认八路军已经建立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并纵容部下与八路军制造摩擦。他任命张荫梧为河北省民政厅长兼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是出了名的反共急先锋；又与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结成"冀鲁联防"，共同限制八路军发展。据史料记载，八路军总部原本"拟与鹿真诚合作发展河北抗战力量"，但"由于鹿到冀南的表现，只好打消这个希望"。电报中明确指出："鹿在许多坏分子包围中，企图向我们进攻。"

更荒唐的是政权混乱。鹿钟麟到河北后，到处任命专员、县长，制造双重政权，甚至一个县出现三四个县长同时存在的奇观：有八路军任命的抗日民主县长，有鹿钟麟以省政府名义委派的县长，有张荫梧以河北民军名义委派的县长，还有日伪政权的县长。老百姓无所适从，派粮派饷混乱不堪。

1938年10月5日，朱德、彭德怀在延安参加会议，专门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连接冀南来电，自鹿钟麟到南宫后，曾数次发生友军攻击我军事情……现为自卫起见，已集结一部兵力以备万一，请酌量报蒋，请令停止。"

1939年6月，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亲赴冀南会晤鹿钟麟，双方谈判。彭德怀提出三条：冀察战区总司令部应以八路军将领担任一副司令职；八路军部队在冀南、冀中分别归刘伯承、贺龙、吕正操指挥，可由鹿钟麟指挥刘、贺、吕三人；冀察战区总司令部对冀察两省八路军作战的指挥，须经过八路军总部转属各部执行。

鹿钟麟表示前两项可以同意，但最后一项不予考虑，并坚持八路军游击队应统一改为地方保安队。

在政权问题上，鹿钟麟坚持取消冀中、冀南两行政主任公署，遭到彭德怀断然拒绝，会谈没有达成协议。

随后不久，晋察冀边区响应号召，领导了安平、定南、安国、博野、深泽、无极、新乐等县声势浩大的"拥朱驱鹿"运动。

这里的"朱"指朱德，"鹿"就是鹿钟麟。一个曾经在西北军里被尊为"鹿小鬼"的智囊，如今被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老百姓公开驱逐，这个转变本身就说明他在河北的作为已经走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立面。

1940年，鹿钟麟"愤而辞去本兼各职"，回到重庆歌乐山闲居，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及河北这段经历，总是说自己"用人不当"，"耽误了大事"。

但这个解释是苍白的，鹿钟麟的问题不是用人不当，而是他从根本上无法摆脱蒋介石给他的那个"反共"使命，又无力真正组织起有效的抗日力量。

他在西北军里擅长的是执行冯玉祥的指令，而不是独立开创局面；他熟悉的是旧式军队的权谋术，而不是敌后游击战和群众工作。当冯玉祥这个"大家长"不在身边时，鹿钟麟的精明就变成了小聪明，他的果断就变成了鲁莽。河北的失败，本质上是鹿钟麟这个人能力边界的一次彻底暴露。

回到重庆后，鹿钟麟与冯玉祥的关系依然密切。冯玉祥让他住在自己的公馆，听翦伯赞讲中国古代史，听邓初民讲马克思主义理论。

鹿钟麟晚年在天津回忆这段日子时，对冯玉祥的感激之情仍然溢于言表。1940年张自忠在湖北宜城壮烈牺牲，鹿钟麟闻讯悲痛不已。很少有人知道，张自忠当年从北平脱险后，外人皆谓其作了汉奸，名誉扫地，是鹿钟麟以身家性命担保向蒋介石保荐，才使张自忠得以"戴罪立功"，后来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成为民族英雄。

在张自忠部参加台儿庄战役、鄂西会战期间，鹿钟麟经常与张自忠联系，根据战况变化出谋划策。张自忠视鹿钟麟为"知遇上司"，这种关系在西北军旧部中传为佳话。鹿钟麟对旧部的这份情义，是他身上最有人味的地方，也是他与那些纯粹的政治投机者最大的区别。

抗战胜利后，鹿钟麟历任兵役部部长、华北宣抚使等职，但都是虚衔。1949年1月天津解放，六十五岁的鹿钟麟做出了一个让旧日同僚瞠目结舌的选择：他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街道居民工作，热心组织爱国卫生运动，认购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创下全市最高纪录。

1954年毛泽东接见时称他为"办街道工作的专家"，并设宴款待。鹿钟麟后来多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军政人员发表讲话，呼吁祖国统一。

1966年1月11日，鹿钟麟因肠癌在天津病逝，终年八十二岁。

对于鹿钟麟这个人，冯玉祥的评价"对国家对人民一秉忠心，智勇稳练"，前半句是对的，后半句则未必。鹿钟麟的"忠心"毋庸置疑，但他的"智"是小智而非大智，他的"勇"是匹夫之勇而非历史之勇，他的"稳"在旧式军队里游刃有余，在新式政治中却处处碰壁。

他驱逐溥仪出宫，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壮举；他在河北与八路军摩擦，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败笔。他忠于冯玉祥个人，却不懂得忠于那个时代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他能在建安村冒死救出冯玉祥，却不能在冀南与八路军真诚合作抗日。

这种矛盾，不是鹿钟麟个人的矛盾，而是整个旧式军阀集团在历史转型期的集体困境。

他晚年去扫街道，不是落魄，反而是一种解脱——他终于不用再扮演那个不属于自己的政治角色，终于可以做一个普通的热心老人，给邻居家的孩子发糖果，帮街道评卫生先进。

那个把皇帝赶出宫的人，最后去扫了街道。这个结局，比任何假大空的升华都更有历史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