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毛主席听完卫生部长汇报后怒斥：你们这是要改成老爷卫生部了！

1966年春，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一块水田边，王桂珍刚把秧苗插下去，村里人便急匆匆赶来找她。她顾不上洗脚，拎起药箱就往病人家走。泥水还粘在脚面上，银针已经捏在手里。

那时的王桂珍身份并不单一。她是农民，也是卫生员；白天下田挣工分，乡亲有病时便背着药箱出诊。后来，村民给她起了一个很朴素的称呼——“赤脚医生”。

这个称呼看似简单，背后却藏着一场医疗制度上的转向。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医院和医学院逐渐恢复，农村的医疗条件却十分薄弱。县城里的医生数量有限，偏远村庄往往只有接生婆、草药郎中，遇到发热、外伤和传染病，许多人只能硬扛。

城市医疗队下乡，确实解决过一些燃眉之急。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城市组织下农村巡诊达到2800多次。但巡诊终究不是常设机构，医疗队来时人山人海，离开之后，村民仍然找不到固定的医生。

更棘手的是，医疗队每次只能覆盖少数村庄。人员、经费、交通和食宿都成问题，时间一长，一些地方很难坚持。农村缺医少药，并没有因为几次集中巡诊而根本改变。

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农村卫生工作。汇报中的数字让问题变得格外刺眼：全国卫生技术人员有140多万，高级医务人员大多集中在城市；医疗经费的四分之三用于城市，农村得到的只有四分之一。

毛泽东当场追问：“农民看病怎么办？”

钱信忠汇报完，毛泽东严厉地说，卫生部的工作只为全国人口中的少数人服务，农民却“一无医，二无药”。他随即指出，卫生部如果只管城市和少数人，不如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

这番话并非单纯发火，而是针对当时卫生资源配置的一次尖锐批评。问题不在于城市不需要医院，而在于一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不能长期被排除在基本医疗之外。

毛泽东提出，卫生工作的重点应当放到农村，培养一批农村能够负担、也能够留下来的医生。一个关键思路由此明确：不能只等城市医生下乡，必须让农村自己拥有最基本的医疗力量。

江镇公社很快开始尝试。1965年夏天，当地筹办农村卫生员培训班，招收对象主要是出身农村、政治表现较好、具备一定文化基础的青年。王桂珍原本是大沟村的纺织女工，经过村里推选，进入了培训班。

她当时21岁，连中学都没有读完。培训只有4个月，课程却涉及解剖、生理、药物、针灸和常见病处理。那些医学名词和化学符号，对她来说十分陌生。

夜里熄灯后，她常常躲在被窝里打手电筒看书。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听不懂的地方，便向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学请教。时间紧，她只能把知识一点点啃下来。

培训结束回村后，王桂珍并没有立刻取得乡亲信任。有人认为，医生至少要学几年，她只学了几个月，真能治病吗？

一次，一位村民牙痛，她提出用针灸治疗。对方迟迟不敢伸手，她便先在自己身上扎了一针，说：“你看，没什么可怕的。”病人这才坐下。针落之后，疼痛缓解，这件事很快在村里传开。

她手里的药并不多，常用的有碘酒、红汞、阿司匹林和一些针剂。药品不足时，就学习采集和使用中草药；遇到头疼、牙痛等常见病，则把针灸作为重要手段。花钱少，离家近，乡亲们慢慢愿意找她看病。

有意思的是，王桂珍并不是脱产医生。她仍要参加集体劳动，人在田里时，也可能被叫去出诊。赤脚从水田里走出来，再背起药箱去给人看病，正是这种生活状态，让“赤脚医生”这个称呼逐渐固定下来。

起初，有干部觉得这个叫法不够正式，担心会被理解成对医务人员的不尊重。但农民并没有改口。这个称呼说的不是医术粗糙，而是他们来自农民、服务农民，脚上沾着泥，生活也和乡亲们在一起。

1968年9月，《红旗》杂志刊登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介绍了王桂珍的经历。《人民日报》《文汇报》等报刊随后转载，“赤脚医生”由一个村庄里的称呼，变成全国农村卫生员的通用名称。

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在文稿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这句话推动了各地培训农村卫生员的热潮。公社卫生院逐步建立，农村青年、知识青年进入培训队伍，基层医疗网络开始向更广范围延伸。

“赤脚医生”制度的实际价值，恰恰在于三个朴素条件：养得起、用得动、留得住。他们依靠集体劳动所得，不需要城市医院那样高昂的运行成本；他们住在村里，出诊不必长途奔波；他们的家庭、户口和社会关系都在当地，不容易因工作调动而离开。

1970年，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单位编写出版《“赤脚医生”手册》，内容包括常见病处理、针灸、急救和卫生防疫，成为基层卫生员常用的学习材料。到20世纪70年代，类似的基层医疗人员已遍布许多农村和边远地区。

1980年至1981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有关报告曾评价中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经验，认为这种以较少投入覆盖广大人口的做法，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参考价值。它并不意味着农村医疗从此没有困难，却说明一个事实：医疗不只是大医院和名医的问题，也取决于最基层是否有人愿意管、能够管。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村经营体制变化，原有的工分供养方式逐渐消失，“赤脚医生”这一称呼也慢慢退出日常使用。部分人员通过培训和考试转为乡村医生，继续留在基层行医。

1965年那场关于卫生工作的批评，真正改变的不是一个称呼，而是农村医疗的落脚点：医生要到农民身边，卫生工作也要从村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