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626年，长安太极宫，李渊还坐在皇帝的位置上，宫门外却已经换了掌控者。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入宫，局面已经非常明白：皇帝的名号仍在李渊身上，军政大权却落到了秦王手里。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父子争执。李建成是嫡长子，依礼制被立为太子；李世民则凭借战功和府兵集团，拥有另一套足以争夺天下的力量。李渊夹在中间，既不愿废长立幼，也没有及时压住兄弟之间的冲突，最终让矛盾走到了兵刃相见的地步。
玄武门之变发生在武德九年六月初四，也就是626年7月2日。李建成、李元吉被杀后，李世民控制了宫城和禁军。李渊若继续亲自执政，便必须解释政变的合法性，还要重新安排朝廷与军队。
与其让父子关系彻底撕破，不如把皇位交给李世民，让这位发动政变的秦王自己承担后果。两个月后，李渊退位，李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李渊成为太上皇，直到635年去世。说到底，他不是心甘情愿地放下权力，而是在既成事实面前，选择了损失最小的办法。
李隆基的退位，情形又完全不同。756年，安史之乱席卷关中，唐玄宗从长安出逃，军队行至马嵬驿时发生兵变。杨国忠被杀，杨贵妃也被迫赐死。队伍继续西行，却在途中被百姓和军士要求留下太子李亨。
李亨没有随父亲入蜀，而是北上朔方。756年7月，他在灵武即皇帝位，是为唐肃宗。消息传到蜀地后，李隆基承认了这个事实，并接受“太上皇”的身份。这里面当然有局势逼迫，但也有现实考量：唐朝需要一个能够直接号召北方军队、组织平叛的最高统帅。
李隆基若坚持保留皇位，李亨的称帝就会变成父子相争，安史叛军反而可能从中得利。于是，皇位名义上转移，唐朝内部至少保住了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遗憾的是，父子之间从此产生隔阂，唐肃宗后来也始终对父亲保持戒备。
北周宣帝宇文赟的退位，则更多是逃避朝政。578年，周武帝宇文邕去世，宇文赟继位。这个年轻皇帝缺少父亲的自制力，很快沉溺酒色，甚至同时设置多位皇后，宫廷秩序十分混乱。
579年，宇文赟把皇位让给年仅六岁的儿子宇文衍，自己成为太上皇。表面看，这是主动禅让；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放弃权力。宇文衍年幼，军政大事仍由宇文赟决定，他只是把最繁重、最麻烦的皇帝名分推给了儿子。
这种安排并没有让北周变得更稳定。宇文赟继续纵情享乐，身体迅速恶化，580年便去世，年仅二十多岁。太上皇没有成为清闲的退场者，反而把幼主和朝廷一起推入了新的权力漩涡。
赵构退位时，南宋已经偏安江南多年。1127年靖康之变后，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军掳走，赵构在应天府即位，后来建立南宋。经过多年战争，他逐渐形成了守住江南、避免大规模北伐的路线。
这条路线并不意味着南宋没有主战力量。岳飞、韩世忠等将领希望收复失地，朝廷内部也始终存在主战与主和的冲突。1142年，岳飞被杀，秦桧等人承担了直接办案责任，但宋高宗赵构对这一政治走向负有不可回避的责任。
1162年，赵构将皇位传给养子赵昚，即宋孝宗，自己成为太上皇。赵构当时五十多岁，身体尚可，却主动退居二线。一方面，他希望摆脱主战派不断要求北伐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担心皇位传承和朝廷争论影响南宋稳定。
赵昚即位后确实发动过隆兴北伐，但很快与金朝议和。赵构作为太上皇，仍有很强影响力，赵昚也对他十分尊重。赵构最终活到八十多岁，这次退位，算是几位太上皇中生活最安稳的一例。
乾隆的禅让，最像一次精心安排的政治表演，却也有明确的制度意义。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乾隆早年曾表示，自己在位不会超过祖父。那时这句话像是谦辞，谁也没料到他真的活到了高龄。
1795年，乾隆帝在位满六十年，正式宣布退位，传位给皇十五子颙琰，即嘉庆帝。乾隆改称太上皇，嘉庆则举行登基仪式。名分已经完成交接，但权力并未立即转移。
军机处、人事任免和重大政务，仍要听从乾隆的意见。和前几位不同，乾隆没有经历政变、兵败或继承危机，他是为了兑现承诺，也为了留下“在位六十年”的纪录。直到1799年乾隆去世，嘉庆才真正全面亲政。
皇位可以让，也可以只让名分。李渊是政变后的止损，李隆基是乱局中的妥协，宇文赟是逃避责任，赵构是缓解矛盾，乾隆则是兑现誓言与延续权威。太上皇这个称号，听起来已经退场，实际分量却因人、因局势而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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