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北京城。八国联军侵华的硝烟刚刚散去,仓皇西逃的慈禧太后终于回到了紫禁城。这位曾经顽固守旧的老佛爷,经历了庚子之变的颠沛流离,竟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变得“开通”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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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开始频繁地与西洋贵妇们,也就是各国驻华公使的夫人们交往应酬。虽然心里对这些洋女人仍有诸多看不惯的地方,但表面上却不得不强颜欢笑,甚至时不时赏赐些中国古玩以示恩宠。西方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制度与观念,正悄然渗透进这座古老的帝国心脏。
对于这位执掌大清近半个世纪的老太后而言,最令她寝食难安的,无非两件事:一是爱新觉罗家的皇位能不能坐稳,二是天下会不会大乱。当时朝野上下要求立宪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可这立宪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一旦搞起来,会不会动摇国本?慈禧心里实在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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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人走进了她的视野。
此人姓曹名汝霖,刚从日本中央大学法律政治科毕业回国,参加清政府举办的留学生考试,拿了第二名,被授予了“法科进士”的头衔,这个头衔本身就很有意思,既保留了中国传统的“进士”之名,又融入了西方法学的内容,可谓中西合璧。这个曹汝霖,后来在五四运动中成了臭名昭著的亲日派卖国贼,但在1905年的当下,他还没有背上这口黑锅,在清廷官场中虽算不上位高权重,却是屈指可数的几位真正懂日本的“知日派”专家之一。
这一天,曹汝霖接到了面圣的旨意——同时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
召见之前,袁世凯特意找到曹汝霖,郑重叮嘱了一番:这次觐见,老佛爷必定会有所垂询,让他务必提前做好准备。果然不出袁世凯所料,慈禧太后一开口就直奔主题,问起了日本立宪的事情。
老太太的问题相当具体:日本是什么时候开始立宪的?立宪之前派人到哪些国家考察过?最终以哪国的宪法为蓝本?议会分上下两院是怎么回事?议员又是怎么选举产生的?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在召见曹汝霖之前,慈禧显然已经做过一番功课,对日本议会的情况有了一定了解。
但她最关心的,也是最担忧的,始终是一个问题:立宪开议会之后,会不会天下大乱?于是慈禧特别问道:“日本国会开会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有党派之间争吵不休?”
曹汝霖从容答道:“确实如此,党派之间常有争论。但是一旦朝廷做出决策之后,各个党派就会团结起来,不再争执了。比如日俄战争,开战之前朝中争议非常激烈,可是当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宣战之后,日本国会的两大政党便一致主战,团结对外。”
听到这里,慈禧太后长长叹了一口气,感慨道:“唉,咱们中国就是坏在不能团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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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里,透着多少无奈和心酸。经历过庚子之变中地方督抚公然抗命、东南互保的慈禧,深知“不能团结”四个字的分量。
然而,曹汝霖的回答似乎并没有完全打消老佛爷的顾虑。也许是他察觉到了这一点,紧接着又补了一句:“以臣愚见,若是有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
这话一出,慈禧太后顿时来了精神,提高了声音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就可以团结了吗?”
曹汝霖进一步解释道:团结必须有一个中心。立了宪,宪法就是国家的立法中心;议员都是由人民选出来的精英,构成了人民的领导中心;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推举、皇帝钦命,这是行政中心。后面这两个中心,都要围绕宪法这个中心来运转。如果意见不一致,国会可以弹劾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也可以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只要选对了总理大臣,国会和政府就能和衷共济。
听完这番话,据曹汝霖后来的回忆,慈禧太后“若有所思,半顷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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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这位经历过无数风浪的老太后在想些什么?是对立宪前景的憧憬,还是对权力旁落的恐惧?是看到了救亡图存的希望,还是预感到了大厦将倾的危险?历史没有留下答案,只有那沉默的半顷时光,见证了一个古老帝国在十字路口的彷徨。
而那个日后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年轻人,此刻正在竭尽全力,试图用他在东瀛学到的知识,为这个风雨飘摇的王朝寻找一条出路。历史的吊诡,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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