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五旬的陆小曼生活窘迫，陈毅为她安排工作：她算我的半个师母

1956年，上海，陈毅在一次美术活动中重新听到“陆小曼”这个名字时，这位曾经轰动京沪的才女，已经不再是报纸上的名媛，而是一名生活拮据、重新学画的中年女性。

那时的陆小曼五十三岁。她穿着朴素，身体也不算好，站在人群里并不显眼。若不是画作落款写着“陆小曼”三个字，许多人很难把眼前这个沉默的画家，与上世纪二十年代那个活跃于社交场的女子联系起来。

陈毅看过画后，似乎想起了往事。有人问他是否认识陆小曼，陈毅笑着说：“她算我的半个师母。”

这句话听来有些特别，背后却牵着徐志摩。

陈毅早年曾赴法国勤工俭学，徐志摩也在欧洲生活、求学，两人所处的圈子有过交集。严格说来，徐志摩并不是陈毅正式意义上的老师，但在留学期间，陈毅接触过徐志摩及其谈论文学、社会和人生的场合。所谓“半个师母”，更多是一种带着旧日交往意味的说法，并非正式称谓。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姻，在当时就备受议论。两人于1926年结婚，后来长期生活在上海。徐志摩写诗、授课、办刊，陆小曼擅长绘画，也熟悉英文和戏剧。那几年，他们常出现在文艺界的聚会中，生活颇为讲究。

转折发生在1931年11月19日。

徐志摩乘坐邮政飞机由南京前往北平，飞机在济南附近失事，徐志摩遇难，年仅34岁。陆小曼当时28岁。丈夫突然离世，使她的经济来源和精神支撑同时受到打击，生活很快陷入混乱。

遗憾的是，她没有及时走出困境。长期吸食鸦片，加上旧病缠身，陆小曼的身体逐渐垮掉。她曾经拥有的首饰、字画和生活用品，不少被拿去变卖。徐志摩留下的部分文稿，也曾被她用于周转。

上海依旧繁华。

可繁华与她无关。债务、疾病和孤独，成为日常生活里最难摆脱的三件事。她不是没有才华，而是很长时间没有能力把才华重新变成谋生手段。

1948年前后，陆小曼下决心戒掉鸦片。这个过程并不轻松，但她还是坚持了下来。戒烟之后，她开始重新整理徐志摩遗稿，也试着恢复绘画。那时的她，已经不可能回到年轻时代，却仍有机会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

上海解放后，文化教育事业逐步恢复。对陆小曼来说，真正重要的并不是重新获得名声，而是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和能够继续创作的环境。

她后来拜海派画家贺天健为师，学习山水画。贺天健重视笔墨、章法和传统功力，对陆小曼要求并不低。陆小曼年纪已大，手腕也不如从前灵活，但她愿意从基本功重新练起。

有人劝她：“年纪不小了，何必再吃这个苦？”

她回答：“还能动笔，就不能把笔放下。”

这句话是否为当时原话，已难以完全核实，但很符合她晚年重新学画的状态。她曾经沉溺于旧日生活，也曾被疾病拖住脚步，到了后半生，反而靠一支毛笔把生活重新支起来。

陈毅当时担任上海市长，也分管文化方面的许多工作。他对上海知识界的态度较为明确：有专长的人，不能因为过去的经历复杂，就被简单抛在一边。陆小曼并不是政治人物，却有绘画、文学和英文方面的能力，这些经验在文史整理和艺术研究中仍然有价值。

在陈毅过问下，陆小曼被安排到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工作，承担古籍整理、文史资料研究等事务。有关她具体入馆时间，材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定的是，文史馆的工作给她带来了比较稳定的收入，也让她重新进入公共文化机构的视野。

这份工作并不轻松。她需要整理文字、查阅资料，有时还要抄录古籍。下午回到住处，再继续画山水。收入谈不上丰厚，却足以让她不必再靠典当物品度日。

陈毅后来见到她时，曾叮嘱：“别停笔，多画几张。”

话不长，却切中了陆小曼最需要的地方。她需要的不是一句空泛的安慰，而是有人承认，她仍然是一名画家。

1958年，陆小曼加入上海美术界的专业组织，之后陆续参加展览。她的作品不再依靠个人名气吸引目光，而是凭借山水画中的线条、设色和构图接受评价。她画过峨眉、青城，也画江南雨景，笔墨中有旧式文人的清雅，同时又比早年更沉静。

她还利用英文基础做过翻译，尝试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稿件未必都能出版，许多努力也没有留下完整成果，但这说明她并没有只靠徐志摩遗留下来的声名生活。

1964年，陆小曼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并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对一个长期患病、曾经生活失序的女性而言，这种身份变化并非偶然，而是她多年戒除恶习、恢复工作、坚持绘画之后得到的社会认可。

不过，她的身体终究没有完全恢复。长期服药和旧病反复，使她的晚年一直受到疾病影响。1965年4月2日，陆小曼在上海永嘉路寓所病逝，终年62岁。

她留下的画稿中，有些已经完成，有些只画了一半。那幅未完成的《江村晚照》，据说仍保留着空白处，山水未尽，款识也没有写完。陆小曼的一生，就这样停在了最后一笔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