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被降格任职后，中央提议华国锋同志：让他去安徽工作一段时间吧

1977年6月，安徽合肥，万里刚刚走下汽车，迎接他的不是掌声，而是一摞摞关于粮食、灾情和群众生活的报告。此时的他原本准备到湖北任职，却因人事安排发生变化，最终来到这个困难重重的省份。

这次调动的背后，有一段并不简单的插曲。中央原计划让万里担任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但有关方面认为湖北情况复杂，提出让他担任第二书记。职位由“一把手”变成“二把手”，在当时无疑属于降格使用。

万里没有因此争辩。长期的工作经历使他明白，干部调动服从组织安排是基本原则。不过，邓小平了解万里的性格和办事风格，认为他敢于面对难题，也能够在复杂局面中打开局面。安徽当时正缺少这样一位干部。

邓小平向华国锋提出：“让万里去安徽吧。”

这个建议很快得到采纳。1977年6月18日，华国锋、叶剑英通知万里，调他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几天之后，万里抵达安徽，原本已经改变的任职安排，又出现了新的转折。

安徽的问题，远比纸面上的数字更沉重。

万里到任后，很快下乡查看情况。许多地方粮食产量低，农民交完公粮，剩下的口粮难以维持全年生活。到了春荒时节，野菜、树皮甚至观音土，都曾成为一些群众充饥的东西。

有的村庄人口外流，青壮年外出讨饭，老人和孩子留在家中。生产队的耕牛瘦弱，仓库空空荡荡，田地里缺少劳力。更让万里感到棘手的是，许多农民并非不愿意劳动，而是长期形成的分配方式，让“多干”和“少干”很难体现出差别。

他在基层听到过一句朴素的话：“干多干少一个样，谁还拼命干？”

这句话并不是牢骚那么简单，它指向了当时农业生产中的一个关键矛盾：集体经营虽然有统一组织的优点，但在具体分配上过于平均，劳动成果与个人收益联系不紧，生产积极性自然受到影响。

万里没有急着提出一套庞大的方案，而是从放宽基层限制入手。安徽省委随后制定相关政策，允许生产队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包工到组，允许社员发展家庭副业，也允许一些地方因地制宜调整生产责任形式。

这些措施后来被概括为“省委六条”。它的意义，不在于文字有多复杂，而在于把一部分决定权交还给基层。生产队可以讨论怎样组织劳动，农民可以通过养猪、养鸡、种植副业增加收入，原本被卡得很紧的农村生活，出现了松动。

有意思的是，真正推动变化的，往往不是文件本身，而是农民对收益预期的改变。只要劳动成果能够更加清楚地归属个人，许多沉寂的生产热情便重新活跃起来。

1978年，安徽遭遇严重旱情，农业生产再次面临考验。万里要求做好粮食供应和救灾工作，同时支持一些地方把荒地交给农民临时耕种。这个做法在当时存在争议，因为集体土地由个人承包经营，容易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

有人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出问题？”

万里回答：“地荒在那里也是浪费，先让群众把粮食种出来。”

这并不是简单否定集体所有制，而是在灾情和贫困面前，尝试改变过于僵化的经营方式。事实很快显示，农民对自己负责的土地投入了更多时间和精力，荒地上的庄稼长势竟然超过了不少集体经营的土地。

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实践，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发生的。

1978年11月24日晚，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聚在一起，商量把生产队土地分到各家耕种。按下红手印之前，他们并不知道这条路能走多远，只知道原来的办法已经难以维持生活。大家约定，出了问题共同承担，谁家出了困难，其他人一起照看其家属。

这份约定带有强烈的风险意识。它说明农民并非不懂政策，也不是没有顾虑，而是在温饱压力下，主动寻找一条能够提高产量的路。

分田到户之后，小岗村的生产面貌很快改变。农民起早贪黑，精心安排播种、施肥和收割。1979年，小岗村粮食产量大幅增加，群众生活明显改善。消息传开后，安徽各地许多生产队开始要求尝试类似办法。

万里对这些探索没有一概否定，而是强调从实际出发，允许基层试验。愿意实行的地方，可以先干起来；条件不具备的地方，也不强行照搬。这种留出空间的态度，减少了改革过程中不必要的震荡。

当然，阻力并没有因此消失。包产到户在当时仍被一些人视为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省内外都有不同意见。万里承担的压力，既来自政策争论，也来自改革能否真正解决粮食问题的现实检验。

安徽的变化最终提供了有力证据。1979年，全省粮食生产和农村经济出现明显好转，许多长期外出讨饭的农民重新回到家乡，荒地重新有人耕种。对基层群众而言，改革并不是抽象概念，而是粮仓里多出来的粮食，是一家人不必再为下一顿饭发愁。

万里把安徽的探索和问题整理成材料上报中央。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关注并支持农村改革，包产到户此后逐步从地方试验走向更大范围的政策实践。1980年，万里调回中央，先后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安徽的农村改革经验也成为全国改革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场改变安徽农业面貌的实践，起点并不是一项早已设计好的宏大工程，而是一场人事安排中的转向：原本准备去湖北的万里，因意见变化没有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后来被安排到安徽。对个人而言，这是一次职位和地点的变化；对安徽农村而言，却成为一段重要改革实践的开端。

1988年，万里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93年卸任。2015年7月15日，万里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