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外出打工两年，一直杳无音信，两年后却接到了妻子待产的电话

那天傍晚，我正蹲在院子里给鸡添食，裤兜里的手机突然震了起来。

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号码，归属地：广东深圳。

我接起来，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建国……是我，秀兰。"

我手里的搪瓷盆"哐当"一声掉在地上，鸡群吓得扑棱棱四散。我张了张嘴，喉咙像被人掐住了一样，半天说不出话。

两年了。整整两年，730个日日夜夜，我无数次拨打她的电话，永远是"您拨打的号码已停机"。我去派出所报过案，托在外打工的老乡找过人，甚至半夜做梦都梦见她回来推门的样子。

"建国，我……我在医院，快生了。"电话那头，她的声音很轻，带着哭腔，"你能来吗？"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被人用锤子砸了一下。快生了？我们分开两年，这孩子……

"你说什么？"我的声音在发抖。

"我知道你恨我，但是我现在……我真的没有别人可以找了。"她哭了出来，断断续续地报了一个医院的名字。

电话挂断后，我在院子里站了很久。十一月的风已经冷了，吹得我后背发凉。墙角那棵柿子树光秃秃的，只剩几个干瘪的柿子挂在枝头，像几滴凝固的血。

我叫李建国，今年四十七岁，是河南信阳乡下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人。

秀兰是我老婆，比我小三岁，我们结婚二十多年了，有个儿子在郑州上大学。日子虽然不富裕，但也算安稳。两年前，儿子考上大学，学费加生活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秀兰说要去南方打工挣钱。

我不同意。我说我多种几亩地，再去镇上工地搬砖，总能凑出来。

她却铁了心要走。"你看看你这双手，关节都变形了，还要去搬砖？"那天晚上她坐在床边，借着昏黄的灯光给我纳鞋垫，头也不抬地说，"我去制衣厂，一个月能挣四五千，干两年就回来。"

我拗不过她。2021年正月初八，我把她送上了去深圳的大巴。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在车窗后面冲我摆手，笑着说："等我回来给你买个大彩电！"

头三个月，她还隔三差五打电话回来，说厂里活多，挺累但能坚持。后来电话越来越少，从一周一次变成半月一次。再后来，她的手机停机了。

我慌了。我打电话问她之前提过的那个制衣厂，人家说根本没有叫王秀兰的员工。我又问老乡，没人见过她。她就像一滴水落进了大海，消失得无影无踪。

村里人开始议论。有人说她跟人跑了，有人说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我妈拄着拐杖骂我没用："连自己媳妇都看不住！"

我无数个夜晚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旁边的枕头空荡荡的，还残留着她用了多年的茉莉花洗发水的味道。我想不明白，二十多年的夫妻，她怎么说消失就消失了？

接到那个电话的第二天凌晨四点，我坐上了去深圳的火车。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是恨？是不甘心？还是二十多年的感情让我没办法做到无动于衷？火车哐当哐当地响，车厢里弥漫着泡面和脚臭混杂的气味，我一夜没合眼。

到深圳已经是第二天下午。我按照她给的地址，找到了那家医院。在妇产科走廊的尽头，我看见了秀兰。

她瘦了，也老了。头发枯黄地扎在脑后，脸颊凹陷下去，肚子却高高隆起。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病号服，靠在走廊的椅子上，看见我的那一刻，眼泪刷地就流了下来。

"建国……"

我站在三米外，没动。

"孩子是谁的？"我问。声音很平，平得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

她低下头，双手绞着病号服的衣角，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开始断断续续地说。

她说她确实去了制衣厂，但干了两个月就被辞退了——四十多岁的女工，眼神不好使，手脚也慢，厂里不要。她不好意思回来，在外面到处找零工。后来在一个饭店洗碗时，认识了一个男人，是饭店的厨师，四川人，离过婚。

"他对我好，嘘寒问暖的……我当时一个人在外面，太孤单了。"她的声音越来越小。

那个男人跟她在一起大半年，她怀了孕。等她把怀孕的消息告诉对方时，那男人却说自己在老家还有女朋友，给了她三千块钱让她把孩子打掉，然后就辞了工消失了。

"我想打掉，但去医院检查说月份太大了，有危险……"她抬起头看我，眼眶红肿，"建国，这两年我不敢联系你，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你，面对儿子。我把手机卡扔了，就是不想让你找到我。可现在……我真的走投无路了。"

我看着眼前这个女人，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恨吗？恨。可看着她这副模样，我又恨不起来。二十多年了，她给我洗衣做饭、伺候公婆、拉扯儿子，那些年的辛苦我都记得。

产房的灯亮了又灭。

我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了一整夜。凌晨三点多，护士出来说母女平安。

是个女孩。

后来的事情，说来复杂。我没有签那个字——出生证明上父亲那一栏，我没有填自己的名字。

但我把秀兰接出了医院。

她出院那天，深圳难得下了雨，淅淅沥沥的，空气里有种南方特有的潮湿腥气。她抱着那个孩子，裹在一条旧毛毯里，站在医院门口，像一只淋了雨的落汤鸡。

我把伞撑到她头顶。

回老家的路上，她一直沉默。孩子偶尔哼唧几声，她就低头去哄。我看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心想：这事要是让村里人知道了，我李建国这张脸往哪搁？

可转念又想，这辈子都过了大半了，面子值几个钱？

回了村，该来的议论果然来了。我妈气得摔了碗，骂秀兰不要脸。儿子从郑州打电话回来，在电话里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只说了一句："爸，你自己想清楚就行。"

秀兰把那个孩子送了人——送给了邻村一对结婚十年没孩子的夫妻。她去送的那天，在门口站了很久，最后红着眼眶回来了。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提过那个孩子。

我们的日子又恢复了从前的样子，一起种地、一起做饭、一起坐在院子里看落日。只是有些东西变了。她变得比从前沉默，总是一个人坐在灶台前发呆。我也变了，有时候半夜醒来，看着身边这个熟睡的女人，心里会有一阵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涩。

有人问我，你怎么还能跟她过？

我说不上来。也许是因为这几十年的日子太长了，长到已经分不清是爱还是习惯。也许是因为我看见她在医院走廊上那副模样时，心里那根弦还是被拨动了。

人这一辈子，谁还没犯过糊涂呢？

日子还得过下去。只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偶尔还是会想：如果当初我不让她走，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

可世上哪有那么多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