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酸菜坛子在墙根底下蹲了整整三年。
开坛那天，酸气冲上来，我差点没站稳。
坛底压着两块油纸包着的东西。
第一块是一张借条，一九八二年的，借债人叫郑有富。
第二块是一张汇款领款底单，签领人那栏写着我大伯的名字。
三年前爷爷咽气，就留了一句话：“南边有人要来，你莫要拦。”三个月前，一个南方口音的男人走进我的面馆，左手指尖缺了半截，点了一碗三鲜焖面，说：“这味道……我爹念叨了三十年。”我攥着那两张油纸，还没想明白该不该问。
墙上爷爷的遗照，隔着玻璃，好像也在看着我。
01
那天晚上姑姑发来一条消息，开头就是五个字：“玉婧，你看这个。”后面跟了一条链接，标题扎眼得很：“。”我笑了一声，把手机扣在桌面上。
水瓶座。
我确实是水瓶座，八六年二月的生日，如假包换。
南方的贵人？
我这个小面馆里，连个南方来的客人都少见。
其实也不是没有。
我记得清楚，那天天色擦黑，门口的风铃叮当响了一声。
一个中年男人推门进来，带走一股冷风。
他穿一件深灰色的夹克，个子不算高，身板挺拔，头发理得整齐，但鬓角已经白了。
他站在门口，目光在店堂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我身上。
“还营业吗？”他问。
声音里带着一股明显的南方口音。
我说营业，您坐。
他挑了个位置坐下，正好是爷爷以前记账的那张桌，靠墙，能看见整间店堂。
我递上菜单，他扫了一眼，直接说：“三鲜焖面。”焖面这东西，县城里不少馆子都有，但做法不一样。
我家的用的是爷爷传下来的方子：面要手擀，虾皮要提前用黄酒泡过，香菇水不能倒，葱花要等到最后一刻才撒。
那男人端起碗，先闻了闻，没急着动筷子。
我站在灶台后面，余光扫了他一下。
他挑起第一筷面，送进嘴里，慢慢嚼。
然后他的动作停住了，停了好几秒。
我当时没多想，只以为他是觉得味道不对。
但他没放下筷子，又夹了第二口，第三口。
一碗面吃完，他把汤底也喝了个干净，碗放下的时候，眼眶有点红。
我心里奇怪，又不好多问。
这时候陈桂琴端着洗好的盘子从后厨出来，看见那桌，咦了一声：“玉婧，这人手上那只银镯子，跟你爷爷柜子里那只好生眼熟。”我说你看错了吧。
陈桂琴压低声音：“没看错，你爷那只，镯子内侧刻了字的，我看过，这人这只搞不好也是一对。”我没接话，但心里被她这句话搅了一下。
爷爷确实有一只银镯子，在他床头柜里锁了半辈子。
我小时候好奇，问过他，爷爷只说“旧东西”，就再也不肯多讲一句。
收拾桌面的时候，那男人起身走出去，在门口停了一下。
桌上留了一张名片。
我拿起来翻了翻，上面印着：郑兴国，粤东建材贸易公司。
底下是手机号和地址。
我盯着“粤东”两个字，看了半晌，又把名片放回了抽屉里。
后来的日子，郑兴国就像在镇上住下了似的。
第二天来，第三天也来。
每天都在天黑前后进门，点一碗三鲜焖面，坐在那张老桌旁，吃得很慢，吃完就走。
陈桂琴嘴碎，到第五天的时候对我说：“这人怕不是看上你了吧？”我白了她一眼：“人家多大年纪了？”陈桂琴说：“年纪怕什么，现在不都兴找会疼人的？”我没理她，但自己心里也在琢磨这事。
一个跑建材生意的广东人，跑到这个小县城来，天天吃面，图的什么？
陈桂琴又说：“我听他口音，像是粤东那边的。你爷爷年轻时候不是救过一个人吗？好像也是那边的。”我心里动了一下：“谁跟你说的？”陈桂琴说：“我老家那村子，有老人提过这事。说你爷爷早年间收留过一个外乡人，那个人后来回南方发达了。至于是真是假，我也说不清。”她说完，自己又补了一句：“我也是听老辈人瞎传的，你别当真。”我没再问，但那句话我记住了。
郑兴国在店里坐到第九天晚上，起身离开，走过灶台的时候停了一下。
他说：“老板，你们家的焖面，跟我父亲做的一模一样。”我说我们家这是祖传手艺。
他点了下头，声音有一点低：“我父亲要是还在，应该也会做你这一碗。”他说完，没再多留，推门走了。
我站在灶台后面，听着风铃在门框上晃了几声，慢慢静下去。
那天夜里，我关了店门，去爷爷以前住的东屋坐了一会儿。
他生前的东西我没怎么动，他喝水的搪瓷缸子还在桌角，三年前的样子，一模一样。
我打开床头柜，最底下一层，红布包着一只银镯子。
我拿起来对着灯看，镯子表面有些发乌了，内侧刻着四个小字：卢门立秋。
立秋是我奶奶的名字。
爷爷一辈子没跟我说过这镯子的来历。
只知道他走的那天早上，忽然精神好了，非要坐起来喝一碗粥。
喝完了跟我说：“玉婧，南边有人来，你莫要拦。”我说好。
他又补了一句：“那坛酸菜，立冬前莫开。”
当时我以为是老人糊涂说的胡话，没往心里去。
现在想起来，他说的“酸菜”，好像不只是一坛酸菜。
第二天早上，郑兴国没来。
中午也没来。
陈桂琴站在门口望了两回，说：“哟，那人莫不是走了？”我没说话。
傍晚快打烊的时候，电话响了。
我接起来，是大伯。
大伯在电话那头喊：“玉婧，老宅那片下个月动迁，你赶紧回来签字。”我说：“老宅不是还有几年吗？”大伯说：“你不回来，谁给你做主？”他的声音很急，不像平时的口气。
我挂了电话，站了一会儿，又拨回去，那头已经关机了。
我站在店门口，看见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郑兴国留下的那张名片还躺在抽屉里。
两天了，他再没有出现。
我总觉得，他和我爷爷那句话之间，有什么东西连在一起。
可我还看不见那条线。
02
郑兴国不在的第三天，我在面馆门外的台阶上发现了一个纸盒。
纸盒不大，用麻绳捆着，上面没写名字。
我蹲下来解开麻绳，里面是一小包茶叶，南方的单丛茶，用油纸包着，纸上写了一行钢笔字：感谢款待。
陈桂琴凑过来看了一眼：“这不是那个广东人嘛，人都走了还送吃的。”我没说话，把茶叶收进了柜子。
那天下午没有客人，我搬了一把梯子，把东屋顶上的旧樟木箱拿了下来。
那是我爹小时候的东西，后来我爹没了，爷爷又放了一些旧物进去，几十年没动过。
箱子锁扣锈了，我用螺丝刀撬开。
里面叠着几件旧衣裳，一本黄历，一摞发黄的牛皮纸本子。
那是爷爷的账本，一年一本，从我记事起他就有记账的习惯。
几分钱的葱，几块钱的肉，他都一笔一笔记着。
我翻到最早的那几本，纸页泛黄发脆，字迹却工整。
一九八二年那一本，九月的时候有一条记录：“帮老郑问医，药费四十七元，未收。”我再往前翻，又一条：“老郑走，路费加食费，共一百一十二元，未收。”我拿着账本，手指停在“老郑”两个字上面，心跳快了两下。
爷爷以前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个“老郑”。
我继续往后翻，一九八三年、八四年，都没有再见过老郑的条目。
一直到一九九六年那一本，十一月，有一行字：“郑有富托人还钱，款到。卢长荣代领。”我盯着“卢长荣”三个字看了很久。
那是我大伯的名字。
账本上后面还跟着一行小字：“郑兄重情，不负当年。此事翻篇，勿再提。”语气像爷爷。
他写下来，是为了让自己记住。
他记了一辈子账，可这条账，他记了却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
也就是说，那位“老郑”，也就是郑有富，早在一九九六年就让还过钱了。
还了的钱，是我大伯领走的。
爷爷知道这件事。
那他承下的情分，又是什么？
我看着账本上那几个字，脑子里乱糟糟的。
晚上陈桂琴吃完饭，趴在桌上看我翻账本，问：“你查你爷爷的旧账做什么？”我说：“郑兴国可能跟爷爷有旧。”陈桂琴来了精神：“我就说他姓郑嘛！你爷爷当年救的人，好像也姓郑。”她说：“我听我老家村上的老人讲过，早年间有一个姓郑的外地人逃荒到镇上，得了急病，倒在桥头，是你爷爷把人背回家的。后来那人养好了伤，走了，临走的时候跪在桥头磕了三个头。”我说：“你之前没说这些。”陈桂琴说：“你也没问啊。”她想了想，又说：“那人好像说，以后一家人，要过来报恩。”我放下账本，心里那条线慢慢连上了一截。
但又觉得什么地方对不上，爷爷记着“款到”，既然钱都还了，恩也算报了。
郑兴国回来，只是为了报这笔钱？
晚上关门后，我躺下没睡着。
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爷爷临终前那句话：“南边有人要来，你莫要拦。”他的意思，是让我别拦着恩人回来？
还是别有深意，我猜不透。
半夜我起来喝水，路过东屋，看见月光从窗棂透进来，落在爷爷那只搪瓷缸子上。
缸子旁边压着一块老蓝布，布下面包着什么。
我掀开来看，是一块缺了角的旧肥皂。
这种东西，爷爷也留着。
我放下布，忽然注意到布角上好像绣了一个字。
我凑近了看，是个“郑”字。
我一愣。
这块老蓝布是爷爷的擦手布，挂了很多年，上面从来没绣过字。
我又仔细看了一遍，那确实是个“郑”字，针脚粗糙，像是不常做针线活的人缝的，线的颜色已经褪得几乎看不清。
我想，这不会是他自己绣的。
那是谁绣上去的？
我捏着那块布，后半夜没合眼。
第二天早起，我拨打郑兴国名片上的号码。
通了，响了三声，接起来。
那边喂了一声，还是那个南方口音。
我停了两秒，说：“郑老板，你那包茶，我一个人喝不完。你要有空，回来说句话吧。”电话那头静了一下。
“好。”他说，“三日后，午时到。”挂了电话，我坐在桌边，把手心那块老蓝布摊开。
那个褪色的“郑”字，像一道旧伤疤。
我一定要问清楚。
03
郑兴国来那天，下了一点小雨。
他穿一件半旧的深蓝色夹克，手里提着一只布袋，推门进来的时候，风铃响了。
店里没有其他客人，陈桂琴在后厨打盹。
他坐在那张老桌旁，把布袋放在桌角，看了我一眼，没先说话。
我端了一碗三鲜焖面放过去，他低头闻了闻，说了声：“香。”然后他把布袋解开，从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旧得发黄，封口没有粘住，里面露出一张纸。
他抽出那张纸，放在桌面上，推到我面前，“你看一下。”
我拿起来看了一眼，手就顿了顿。
那上面是爷爷的字迹，我认得。
写的是借据，内容简单：今有郑有富借卢德全三百元，用于返家路费及经营本钱，来日归还。
落款是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七日，借款人郑有富，出借人卢德全。
字迹工整，笔力沉着，是爷爷的手笔。
“我爹说，你爷爷给他钱的时候，没让他写借条。”郑兴国的声音很稳，“这借条是你爷爷自己写的。我爹收着，一直收着，到了临终前才交给我。”我问：“你父亲是什么时候走的？”他说：“三年前，跟卢老爷子差不多前后脚。”我放下那张借条，手指有点麻。
爷爷留下的那本账，和这一张借条，对上了。
可我又想到另一件事：“我爷爷账上记着，一九九六年你父亲托人还了三百块。”郑兴国点了点头：“那笔钱到了没到，我父亲不知道。他写信来问，没等到回信。”他顿了顿，“后来他说，情分这条账，不能按钱算。”
他说完，又低头喝了一口汤。我看着他，忍不住问：“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你父亲和卢家的事的？”
“从小就知道。”他说，“我爸每年过年都要提一次，说这辈子欠了一个人的情，这辈子还不上，就让孩子接着还。”他把碗放下，看着我的眼睛：“我找了你爷爷很久，等我找到的时候，已经没有机会了。他走了，就比你早三年那回。”我喉咙发紧，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他继续说：“我爹人在广东，可每年给你爷爷写信，一封没落。这里是其中几封。”他从布袋里又拿出几封信，上面贴着旧邮票，邮戳已经模糊了。
我接过来翻了翻。
信纸泛黄，字迹歪歪扭扭，有的字写得大有的字写得小，看着吃力。
其中一封是一九九六年的：“德全兄台鉴：多年不见，心里常念。前番托人带去的钱，不知收到没有。我在这边开了间杂货，生意尚可，日子过得下去了。想起当年你把我从桥头背回去，又给我盘缠。我这一辈子，忘不了。来日若有机会，必定让犬子登门认亲。”
短短几行。
我读完，手指轻轻抖了一下。
这么多年，爷爷从来没有提过这些信，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
我抬起头：“我爷爷给你父亲回过信吗？”郑兴国摇了摇头。
“一封也没有。”他说，“但我爹还是写，每年写。他说，写信是他的事，回不回是德全兄的事。”他把最后一口汤喝完，轻轻放下碗。
我沉默了很久，才问：“那你这次回来，是为了什么？”他没有立刻回答。
他抬起左手，慢慢捋起袖口，露出一只银镯子。
我认得那只镯子。
和爷爷红布包着的那只一模一样，只是戴在男人腕上，颜色更深一些，也旧一些。
他说：“你爷爷当年送给我爹的，这是我爹留给我的。他说，等卢家有人认出这只镯子，再提正事。”我看着那只镯子，又想起爷爷床头柜里那只。
一旧一新。
原来是一对。
我问他：“那你现在算提正事了吗？”他沉默片刻：“还不是时候。”
那天晚上，我把樟木箱里那本账本又翻了一遍，把一九九六年那条记录看了又看：“款到。卢长荣代领。”又看爷爷写的那小行字：“此事翻篇，勿再提。”爷爷说翻篇，是因为他觉得钱已经还了，情已经清了。
可他不知道那笔钱我大伯领了以后，郑有富从来没收到回音。
爷爷一直以为郑有富收到信，才说了“翻篇”两个字。
但郑有富那边，一直在等回信。
一个以为清了，一个觉得还欠着。
这中间横着的，就是大伯。
我把账本合上，塞回箱底。
想了一会儿，我又把它抽出来，翻到夹层，那张汇款底单还夹在里面。
领款人卢长荣，领款日期一九八六年。
“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二日，柳河信用社。”底单上的红章清清楚楚。
一个念头慢慢爬上我的脑子：这笔钱，也许根本没有到爷爷手里。
04
大伯又打电话来了。
这次他把话说得很重：“玉婧，老宅那片区年底动迁，你赶紧过来把字签了，别拖。”我说：“老宅的产权上写的是我的名字，我要签自然会签。”大伯在那头顿了一下：“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意思，就是想自己看清楚。”他挂断电话之前丢了一句：“你别听不懂的人瞎搅和。”我把电话放下，看着窗外。
陈桂琴在后厨喊：“面好了！”我没应她，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着那天郑兴国说的每一句话。
他说，不是时候。
那什么时候才算是时候？
他又要等什么？
第二天郑兴国没有来店里，第三天也没有来。
我坐不住了，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只说：“明天下午，我在老宅等你。”老宅在镇西头，离面馆骑自行车要十五分钟。
那是爷爷盖的老瓦房，三间，带一个院子。
我小时候在那里长大，后来父亲没了，爷爷搬去镇上和我一起住，老宅就空了。
但爷爷每年都会回去修一修屋顶，补一补墙，院子里的桂花树也从没荒过。
第二天下午我赶到老宅。
郑兴国已经站在院门口了。
他穿了一件干净的灰衬衫，靠在门框上，抬头望着屋檐下那块旧匾。
“德全居”三个字，是爷爷自己写的，漆皮剥落了大半。
他没有推门，就站在那里看。
我走过去，问他：“怎么不先进去？”他说：“等人来了再进，才规矩。”我掏出钥匙打开锁，推开门，一堆灰尘扑下来，他伸手替我挡了一下。
院子里那棵桂花树长得比屋顶还高了，树根底下压着几块石头。
我在树下站定，回头问他：“郑兴国，你为什么找我？”他也走过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
这是一张纸条，不是纸，是旧的账簿纸，边缘都毛了。
纸条上面写着七个字：“老郑后人，可托此女。”是爷爷的字迹。
“你爷爷给你留的。”郑兴国说，“我见到卢老爷子的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他托人把这纸条交到我手里，说，南边的人迟早要来，要是你来了，就拿着这纸条去找他孙女。”我看着他手里的纸条，愣了很久。
爷爷那句话原来不是跟我说，是给他留的。
他一直知道郑家会来人。
他甚至提前写好了纸条，留好了话。
那我呢？
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这些？
郑兴国像是看出了我的想法，开口说：“你爷爷说，他这一辈子，做了一件对不住人的事，要等后人还清。他说，你性子倔，不相信人有苦衷。他怕你知道了，就压不住火。”我攥着那张纸条，指尖掐进掌心里。
半晌才压住声音：“他做了什么对不住人的事？”郑兴国没答。
他弯腰把脚边一块松动的青砖轻轻掀了起来。
砖头下面压着一把生锈的钥匙。
他捡起那把钥匙，递到我手里：“卢老爷子说的，这钥匙埋在这块砖底下，只有老宅的真正主人才找得到。”他看我一眼：“你大伯来找过这钥匙，他没找着。”我拿着那把钥匙，只觉得手心沉得慌。
这时候，院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我扭头一看，大伯站在门口，脸色铁青地瞪着我们。
他身后还跟着一个陌生人，夹着黑色公事包。
大伯盯着郑兴国，声音硬邦邦的：“郑老板，你还没死心？”郑兴国站直了身体，不紧不慢：“卢长荣，咱们又见面了。”大伯没理他，转向我：“玉婧，你过来，我跟你说几句话。”我说：“大伯，你说。”他的目光扫了一眼我手里的钥匙，脸色变了一下，又压下去：“这老宅的宅基证是在你名下，可这房子的墙是卢家祖上传下来的。你一个人做不了主。”他顿了顿，又说：“我今天带了人来，是帮你算账的。”我问他：“算什么账？”大伯说：“你爷爷当年给你置办面馆的账。那笔钱，有一半是他找卢家公账上挪的。”他说完，身后的陌生男人立刻打开公事包，拿出一沓纸。
我看着大伯：“你说的卢家公账，我怎么没听说过？”大伯笑了，笑得有点勉强：“你一个嫁出去的人，卢家内部的事，你当然不知道。”他的话音刚落，郑兴国开口了：“卢长荣，你说的公账，是指一九八六年你从信用社领走的那笔钱吗？”大伯的脸色陡地变了。
院子里的桂花叶被风吹得簌簌响，落了几片在我们三个人之间。
05
大伯的脸僵了几秒，随即又硬起来：“你姓郑的懂什么？那是我卢家的家务事！”郑兴国没有接话，只是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按了几下，转过来把屏幕亮给大伯看。
我站的位置看不见屏幕上的字，但我看见大伯的表情瞬间变了一个样。
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郑兴国收回手机，声音平静：“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二日，柳河信用社，汇款三百元，收款人卢德全，代领人卢长荣。”大伯往前走了一步，声音压低，几乎是咬着牙说：“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郑兴国说：“我父亲留下的汇款存根上写着单号，我去信用社花了三天时间调旧档，他们保存着。”大伯的喉结上下滚了一下，没再吭声。
我站在他们两个人中间，听着这些对话，像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大伯，一九八六年就领走了郑家还的钱。
爷爷账本上写着“款到”，他一直以为这笔钱收到了。
可这笔钱到底有没有到爷爷手里？
我看着大伯：“大伯，那三百块钱，你到底给我爷爷了没有？”大伯看了我一眼。
他站在那里，三十多年了，他的杂货铺就在老街口，人来人往。
我很小的时候就觉得大伯跟爷爷之间有什么没有说开的事，每年过年吃饭的时候，两个人都客客气气，但话不过三句。
原来隔在中间的东西在这个地方。
“给他了。”大伯说，“给他了，他怎么花的我怎么知道。”他的声音有点粗，像是对这个疑问早有准备，“不信你问你姑，你爷爷那几年手里宽绰过？”我没有接话。
我了解爷爷，爷爷生前吃穿用度都很节俭，家里也没有存下多余的钱。
三百块按那时候的物价，不是小数目，如果到了爷爷手上，他不可能一点没提过。
事情卡在这里，一时没有定论。
郑兴国转身走进屋里，从老柜子里拿出一个鞋盒。
他掀开盒盖，里面码得整整齐齐，全是信。
他拿出来一封，信封已经磨毛了，打开，取出一张纸。
他把那张纸递给我，说：“这是你爷爷写给我父亲的信。你看一下。”我接过来。
纸上的字，是爷爷的笔迹。
不是账本上的整齐小字，而是笔画有些歪斜，像是手抖的时候写下的。
只有短短两行：“郑兄：当年汇款之事我已知道。爱财之心，人皆有之。你莫要怪他。卢德全，一九九六年十月初七。”我读完，手心里全是汗。
大伯凑过来看了一眼那封信，他脸上那层硬气像被戳破的皮球，慢慢瘪了下去。
他后退半步，靠在门框上，半天没说话。
原来爷爷一直知道。
他知道那三百块钱是大伯领走的，也知道大伯领了钱没有交给自己。
但他没有说破。
他在一九九六年就写下“莫要怪他”，他把这件事咽进了肚子。
郑兴国站在我身后，声音很轻：“你爷爷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他说，“他托人把信带给我父亲，说，老郑，这事翻篇，莫再提。后来我父亲收到信，哭了半宿。”我看着信纸上那两行字，心里像被什么钝钝地撞了一下。
爷爷那样一个什么都记在账本上的人，在钱这件事上，却替大伯瞒了一辈子。
他记账是为了让自己记住，写下“翻篇”是为了让这件事彻底过去。
可他记了一辈子，也咽了一辈子。
大伯站在门边，一直没再说话。
过了很久，他开口，声音哑了：“那三百块钱……我后来的确是补给了我爹的。”他说的“我爹”，是我爷爷。
“我九八年补给了他。他说，‘好。’其他的，他没说。”大伯停顿了一下，像要把什么压下去：“他越是不说，我越是不安心。”这一句话说得很轻，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我看着他，一直看到他的眼睛。
我说：“大伯，那你还找人公账的事？”大伯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转身往外走。
走到院门口，他停下来，没回头，声音低得像是自言自语：“钥匙你拿着，老宅我不争了。”院门在他身后合上，声音很轻。
风吹过桂花树，叶子落下来，飘在那把生锈的钥匙上。
郑兴国站在我旁边，也没说话。
我蹲下去，把钥匙攥在手里。
钥匙上都是锈，硌得掌心生疼。
那天傍晚回到面馆，我把郑兴国留下的信和爷爷的账本放在一起。
陈桂琴问我：“郑老板呢？”我说：“走了。”她说：“那他的面呢？”我说：“面还会再吃的。”当天夜里，我又把大伯的事想了一遍。
他贪了那三百元，又补回来。
他争了一辈子老宅，又把钥匙还给我。
我突然有些明白爷爷那句话了，“南边有人来，你莫要拦。”拦什么呢？
拦的不只是郑兴国，还有三十年没算清的那笔账。
爷爷不让我拦，是因为他自己也等了半辈子，想等一个能还清的人。
郑兴国，就是那个人。
06
又过了一个星期，郑兴国回来了。
这次不是空手来的，他带了两壶酒，一壶放在老宅的桂花树根下，一壶提来面馆。
他把酒放在桌上，说：“老家带来的，本地米酒，你爷爷爱喝的那种。”我看着那壶酒，什么也没说，转身进了厨房，端出来两碗焖面。
他坐下，低头吃面。
吃到一半，他放下筷子，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叠好的纸。
我看着那张纸，没问，他自己开口：“这是老宅那片区的征迁范围图。”他把纸展开，用手指点了点一处标记：“这个片区要建物流园，规划设计已经批下来了，明年动工。”我放下筷子：“你的项目？”他摇头：“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几家联合投的。但我拿到了主标。”他看着我，目光没有闪避：“你爷爷留给你的钥匙，那个老宅的位置，刚好在规划红线里。”我心里咯噔一下：“所以你是来收地的。”他沉默了一下，点头：“是。”
这两个字说出来，店里安静了很久。
灶台上的火还在烧，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响。
我看着桌上那张图纸，心里一阵发凉。
前几天他的坦诚，他父亲的旧事，他讲的每一句话，一下子都像是变成了铺垫。
我问他：“郑兴国，你从第一天进我这面馆，就是奔着老宅来的吧？”他没有立刻回答，手指在酒杯上转了一下。
然后他开口：“两件事。”他自己倒了一杯酒，喝了，才说：“头一件，是我爹的遗愿，一定要来谢你爷爷。这是真的。”他说完，停了停。
“第二件，是我自己的事，我确实看中了这块地。这也是真的。”我问他：“你之前说不是为了收地？”他看着我，声音没有躲：“我说不是时候。因为那时候，你还不信我。”他说得分明，连遮掩都没有。
我沉默了。
他这样的人，坦诚得让人不知道该怎么生气。
可他那张图纸放在桌上，像一道墙，横在我们中间。
陈桂琴在后厨探出半个头，看见气氛不对，又缩了回去。
我把那张图纸推回去：“郑老板，你要是来谈收地的，你找错人了。”他看了我一眼，没有接那张纸，反而从裤袋里又掏出一张东西。
是一张存折。
他放在桌上：“这里头是五十万。我父亲当年的那句话，他一辈子没还完的，我替他补上。”我看着那本存折，心里那团火一下子蹿了上来。
我冷笑了一声：“郑兴国，你觉得这汪水搅得还不够浑吗？”他没有收回去，只是说：“这钱不是我给你的，是我父亲欠你爷爷的。”我说：“我爷爷从来没有说过他欠你父亲什么。”他说：“可欠不欠的，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我盯着他那张脸，忽然觉得，这个人身上那种温和体面里，还有一种说不出的“较真”。
他像是那种欠了人一分、就必须还上一块的人。
我收了那本存折，塞回他手里：“郑老板，你父亲的情，你带到了。这钱，我不会收。你要是真想谢我爷爷，就把你父亲那些老信，每年一封继续写下去。”郑兴国看着我，没有再多说。
他低头把存折收起来，突然像是笑了一下：“你跟你爷爷一个性子。”我没接话。
那壶酒他没有带走。
第二天早上起来，那壶米酒还立在桌上。
我拿起来，打开壶盖，闻了一下，是甜的酒香。
我倒了小半碗，抿了一口，辣味从嗓子眼一路烧下去。
爷爷以前爱喝酒，尤其是冬天，晚上收工了就倒一小碗，坐在灶台边上慢慢喝。
我那时候还小，他偶尔用筷子蘸一点给我尝，我总是辣得直吐舌头。
爷爷就笑：“辣吧？辣才能记住。”那时候我不懂他说的“记住”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捧着酒碗，忽然有点明白了。
他想记住的，不只是酒，是那些日子，那些人。
陈桂琴从后厨进来，看见我面前摆着酒碗，咦了一声：“你什么时候喝酒了？”我说：“喝了。”她没多问，把笼屉搬上灶台。
过了一会儿，她开口：“我听邻居说，你大伯这几天一直没出门，杂货铺也不开门。”我拿毛巾擦了擦手，没有接话。
陈桂琴又说：“昨天有人看见他坐班车去柳河镇了。”我一愣：“柳河镇？”陈桂琴点头：“说是要查什么旧档案，我也没听懂。”我心里明白了。
大伯去了信用社。
他要去查那笔旧账，或者去补一个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东西。
我没有给他打电话，也没有去问。
他想做什么，随他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