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杨虎城传》、《西安事变亲历记》、《张学良口述历史》、杨拯英《回忆杨虎城将军》、杨拯英·杨拯美《怀念母亲谢葆真》、《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党史纵横》、《蒋介石诱捕杨虎城真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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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7日17时50分,西安。
陕西省政协办公厅发出的讣告,语气克制,寥寥数行,把一个跨越百年风云的生命轻轻收尾——
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之女,政协陕西省委员会第五、六、七、八届委员,陕西省政协办公厅原正处级干部杨拯英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当日逝世,享年87岁。
杨拯英,1934年2月6日生于西安,是杨虎城与夫人谢葆真所生的第三个孩子。
西安事变爆发那年,她刚满两岁,父亲在国内各方斡旋中被迫辞去军政职务,母亲谢葆真带着她们几个孩子艰难度日。
父亲走了,母亲走了,兄弟姊妹走了,她对父亲的全部视觉记忆,浓缩在一张发黄的老照片里——一个穿西装的男子,眼神坚定,气质沉稳,一点也不像大众印象里的粗莽武将。
她这一生,用了几十年去追问,去核对,去走访那些西安事变的亲历者,去贵州息烽县的山洞里寻访父母曾经被关押的痕迹。
1981年,她正式调入陕西省政协文史办,把余生大半搭进了那段历史的整理与记录里。
她和同事们详细调查了父亲在狱中的历史,编辑出版了《回忆杨虎城将军》;后又和姐姐杨拯美一起撰写出版了《怀念母亲谢葆真》。
1991年,她成为西安事变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
她曾对来访者说起过这样一个判断:父亲的最终结局,与张学良在1936年12月25日离陕那天留下的那道手令,有着无法剥开的关联。
手令上那短短几十个字,竟成为了压垮杨虎城命运的最后一块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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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刀客之子:从穷苦农家到西北主将的来路
杨虎城,原名杨忠祥,1893年11月26日出生于陕西蒲城县孙镇甘北村一户农民家里,幼名长久。
父亲杨怀福,母亲孙一莲,以农业为主,父亲兼做木匠活补贴家用,家境始终拮据。
因家境贫寒,幼时只读过两年私塾,12岁就被介绍到一个饭馆当杂工,主要是拉风箱烧火。
这个开局,跟那些行伍出身的将领里出身最贫寒的那一批人一样——没有路,就自己踩出一条来。
真正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是父亲的死。
伯父是哥老会首领,清政府搜捕多次未获,便把杨怀福抓去顶罪,处以绞刑。
杨虎城没有钱雇车,借了一辆独轮车,步行两百里,把父亲的遗体推回甘北村,靠着乡亲们的接济才草草安葬。
一个少年推着独轮车走了两百里路,走完了他对这个世道最后的忍耐。
从那之后,他走上了刀客的路。
关中刀客,是那个年代西北特有的一种存在——游走在官府管辖之外,亦侠亦匪,一身胆气,专以劫富济贫为名。
1909年,杨虎城在蒲城组织中秋会,开始以劫富济贫为宗旨聚拢人马。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他参加了陕西民军,投身辛亥革命。
从此,他彻底踏进了另一条路。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号召护法,于右任在陕西三原设靖国军司令部,杨虎城加入,任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这是他正式建军的起点。
1921年,部队改编为陕西陆军独立混成团,杨任团长。
此后,他在陕西大地上打了一仗又一仗,在无数次以少打多的硬仗中一点一点攒出了自己的威名。
让全国人都知道杨虎城这个名字的,是"二虎守长安"。
1926年,吴佩孚指使刘镇华以"镇嵩军"七万人围攻西安,当时城内守军不足万人,陕西军务督办李虎臣向杨虎城求援,杨毫不犹豫率部冲入西安城内,以李虎臣为总指挥、杨虎城为副总指挥,共同指挥城防。
此后的225天,西安城内粮食耗尽,驴、骡、猫、狗为之一空,街上能吃的只剩下糠与油渣;
冬天的一场大雪过后,一天之内警察局收尸超过千具。
杨虎城死守西安,直到1926年11月27日,冯玉祥率部攻入陕西,刘镇华的镇嵩军溃退,西安才宣告解围。
这场守城战造成五万余人死亡,杨虎城为守城死难者举行公祭,亲笔致送挽联:"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
守城之后,李虎臣、杨虎城被誉为"二虎",成为全国知名的革命英雄。
此后,杨虎城随冯玉祥出关参加北伐,转战河南、安徽,1930年在中原大战中附蒋,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随后挥师入陕。
1930年10月,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任命他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决议。
1935年又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军衔,被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成为坐镇陕甘两省的一方实权人物。
一个拉过风箱、推过独轮车的贫家子弟,用三十年打出了这片局面。
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不是终点。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铁蹄踏上东三省,他是第一批通电全国要求抗日的将领之一。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要他继续对陕北红军用兵;他一次次上书苦谏,一次次被拒绝。
1933年,他甚至私下与红四方面军订立互不侵犯协议,1936年又秘密接见中共代表汪锋,达成与中共联合抗日的协议。
这些事,蒋介石知道多少,杨虎城心里清楚。
他也知道,自己和蒋介石之间的裂缝,正在一天比一天宽。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亲抵临潼,要求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开赴陕北进剿红军,这道命令,成了压垮最后一根稻草的那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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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安事变:一场蓄谋已久的兵谏,从凌晨枪声开始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城内枪声骤起。
这一天后来被称为"双十二事变",也就是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
发动事变的主角,是两个人: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西北军总指挥杨虎城。
关于谁是这场事变的真正策划者,张学良本人前后说法并不一致。
1956年他奉命回忆时说,"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
但晚年接受口述时又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
而杨虎城的孙子杨瀚在研究了大量史料后明确指出:捉蒋的主意最初是杨虎城提出的,事变前杨虎城曾三次向张学良进言。
事变主要行动集中在两个地方:驻守临潼华清池的蒋介石,由东北军负责捉拿;
西安城内驻扎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由第十七路军负责控制。
1936年12月12日上午9时,蒋介石被送到西安新城安置,据当时的记述,他"穿着睡衣睡裤,腰弯着脚跛着,由于冻、饿、惊吓的原因浑身不停地发抖,不住地口出长气,进屋后连喝了十来杯白开水"。
杨虎城派贴身副官苏庭瑞拿了几件自己没穿过的新衣服送去给蒋介石穿。
事变当天,张学良即电告中共中央。
西安城里的紧张局势一天比一天高涨。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指责完全出乎张杨的意料;
南京政府中亲日派借机发动大规模内战的危险更使张学良担心;
张杨两部都有人叛变,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在如何释放蒋介石问题上有意见分歧。
12月17日,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抵达西安,全力推动事变和平解决。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飞抵西安参与谈判。
谈判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二层进行。
西安方面再次提出六条主张:停战,撤兵至潼关外;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蒋介石口头答应,始终不肯签字。
经过多轮磋商,双方就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达成口头协议。
12月25日,局势走到了最关键的节点。
关于如何释放蒋介石,张杨两人之间实际上存在明显分歧。
蒋介石的日记里记载,12月24日夜,"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几决裂"。
张学良在后来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中也提到,在送蒋离陕问题上,他与杨虎城发生歧见,"言语急燥,几乎同杨决裂"。
张学良主张尽快释蒋,杨虎城则态度更为审慎,认为在没有得到书面保证、没有确保己方安全的情况下,仓促释蒋风险极大。
就在双方还在争议的时候,张学良已经悄悄做好了另一件事——他把一封手令提前写好了。
12月25日,机场。
宋美龄与蒋介石登机前,张学良突然在停机坪上把这封手令交给了杨虎城。
据机要秘书王菊人后来发表的文章记述:"不料到了机场后,张突然交给杨一个手令,就是在他未回西安之前,东北军由于学忠统率,归杨指挥的命令。"
那架飞机腾空而起,张学良人在机上。
周恩来接到消息赶到机场,飞机已经离开。
他后来多次扼腕叹息,说的不是张学良不该释蒋,而是"张汉卿亲自送蒋走是个遗憾"。
那道手令,字迹从容,用毛笔书写,并非临时草就——说明张学良去机场前已经写好了,这是他预先想好的安排,也是他留给杨虎城唯一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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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孤掌难鸣:张学良走后,杨虎城一步步失去所有依仗
张学良一走,整个局势随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蒋介石抵达南京的当天,便将张学良扣押,随即组织军事法庭走了一遍程序,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再经特赦改为"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幽禁生涯,直至蒋介石去世后才重获自由。
张学良这一去,东北军彻底失去了核心。
没有了张学良,杨虎城手上的牌少了一大半。
他主持下的西北"三位一体"格局——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陕北红军——在张被扣押后迅速开始动摇。
蒋介石随即向西安施压,提出甲、乙两套方案:甲案,东北军驻甘肃,西北军守渭河以北,红军回陕北;
乙案,东北军东移安徽淮河流域,西北军驻甘肃,红军回陕北。
无论哪个方案,都是要把这三支力量彻底分拆、各个击破。
1937年2月,东北军内部爆发"二二事件",少壮派军官刺杀了主和派将领王以哲,局势急剧恶化。
东北军的团结彻底瓦解,此后陷入内讧,最终被蒋介石分批调往各地,从西北彻底消失。
失去东北军的支撑,十七路军孤立无援,杨虎城面对中央军的逼压,回旋余地越来越窄。
1937年1月,蒋介石明面上让杨虎城"撤职留任",实际上已经开始分化和蚕食十七路军的军队体系。
到1937年3月底,蒋介石以"事变后各方面对你的印象,一时转不过来,你继续任职,在感情上有些不方便"为由,劝杨虎城出国考察。
此后数月,蒋介石多次催促。
4月30日,蒋介石正式免去杨虎城的军政职务。
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次子杨拯中及随员等,乘坐美轮"胡佛总统号"从上海出发,被迫开始了这场名为"考察"、实为流亡的旅程,游历美、英、法、德等国。
他在旧金山、巴黎、伦敦等地发表演讲,宣传抗日主张,积极争取国际支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杨虎城在船上得到消息,当即致电宋子文,以"弟一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为词,请求回国参战。
宋子文回电,秉承蒋介石的指示,让他继续在国外"考察",等中日宣战再由中央电召。
7月23日,蒋介石来电,明确要杨虎城继续在国外待着。
拦了一次又一次。
杨虎城写给宋子文的电报里有一句话:"愿以戴罪之身效命前线,任何职务,任何阶级,皆所不计。"
就是这句话,换来的仍是一道拒绝。
而就在杨虎城联系苏联驻法大使馆、试图取道苏联回国的时候,据后来多方资料记载,苏联当局通过秘密渠道,将这一消息通报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由此改变了原先不让杨虎城回国的判断,开始布局一个诱捕计划:由宋子文出面发电,以"自动返国"为名引杨回来,再由宋子文亲赴香港迎接,引导其赴南昌,由戴笠在南昌完成抓捕。
计划已经定好,就等杨虎城回来。
【四】那道手令:从一张被藏了47年的纸,到彻底改变命运的关键
1937年11月26日凌晨,杨虎城抵达香港。
宋子文专程赶来相见,安排好了一切——飞机票、行程、接待人员,一路顺着安排好的路线走,就会到达南昌,就会见到蒋介石,就可以重回国内参战。
杨虎城心里未必没有疑虑。
在香港期间,当时党的代表张云逸找到他,明确指出回南京凶多吉少,建议先赴武汉、再去延安。
杨虎城没有答应。
他的判断是,西安事变已经过去将近一年,各方局面已经稳定,蒋介石未必还要追究。
这个判断,是他一生中最致命的误判。
12月2日,杨虎城由戴笠陪同从武汉汉口乘专机抵达南昌,落地即被软禁在南昌百花洲熊式辉的别墅里。
到这时,他才彻底明白,这是蒋介石精心布置的一个局。
蒋介石把事变主要责任推在杨虎城和中共身上。
对张学良,他的态度是"少不更事,误入歧途,受人蒙骗";对杨虎城,则是"主谋者"、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定性,背后有一个关键的分野——而那个分野,恰恰和张学良在1936年12月25日留下的那道手令有着直接的关系。
正是这道手令的存在,让整个局势以一种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的方式,一步步走向了无法挽回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