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达多》:无需向外求,看透万物执念方能终极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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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婆婆到第五年,我早上睁眼先摸尿垫,晚上闭眼前还得看一遍药盒。她却总能从鸡蛋咸淡里,挑出我的不是。

那天我熬了小米粥,撇净浮沫,又把馒头掰成小块。她吃两口便搁下勺子,说粥稠得堵嗓子,馒头也有股冰箱味。

我把碗端回厨房,水龙头开得很小。昨晚翻了三次身,我腰里像塞着一截生木头,一弯就疼。

婆婆在屋里喊我。我擦着手进去,她正盯着床头柜最里侧。那儿放着一本旧书,灰褐色封皮,四角磨得起毛。

“把书给我。”

我伸手去拿,她忽然沉下脸,说我手上有水。等我擦干回来,她又嫌我慢,撑着胳膊往床边挪。

“您别动,我来拿。”

“什么都等你,我还活不活了。”

这句话砸下来,我站住了。五年里,她说过轻的,也说过重的,可那天我实在没忍住。

“我一天到晚守着您,哪件事没做?”

她嘴唇动了动,半边身子已经探出床沿。手刚碰到书,胳膊忽然一软,整个人侧着栽了下来。

后脑磕在地板上,声音不大,闷闷的一下。我扑过去抱她,掌心很快摸到一层凉汗。她双眼闭着,怎么叫都没反应。

那本书被她紧紧搂在胸前。我想抽出来垫住她的头,她的手却攥得很牢,连昏过去都不肯松。

救护车进小区时,楼道里全是鞋底踩水的声音。我跟着担架往下跑,才看见那本书合得不严,中间鼓着一小块。

车门一关,我再也顾不上看了。

01

我叫王秀兰,今年五十。五年前,婆婆突发脑梗,命保住了,右边身子却使不上劲。出院那天,医生说恢复慢,家里得有人长期守着。

刘建国那时在物流公司做调度,白班夜班轮着来。他工资不算少,可房贷、药费、水电费,一项也不会因为家里有病人就停下。

我原先在超市做会计,工资不高,好歹每月准时到账。月底盘账忙,别的时候能正常下班,离家也只有四站公交。

刘建国说,他请假一天,整个车队都可能乱。我懂他的难处,回超市办了离职。经理留我,我只说家里离不开人。

头半年,我每天记血压、血糖、服药时间。康复动作一组二十下,婆婆怕疼,做到一半就骂我心狠。

“你拽那么重,是想卸我胳膊?”

我松些力,她又说我糊弄。饭要软,菜不能寡淡,肉炖烂了嫌没味,稍硬一点又咬不动。

晚上最难熬。她一咳嗽,我就得起来看看。有时只是被角歪了,有时要喝水,有时她说腿麻,让我从膝盖一直揉到脚腕。

刘建国夜里回来,常带着一身柴油味。他进门先问母亲吃得怎么样,很少问我一天睡了几个钟头。

婆婆当着他的面说我翻身不及时,后背都压疼了。我掀开衣服给他看,皮肤明明好好的,他还是劝我多留心。

“妈病着,脾气急,你别跟她计较。”

这话他反复说。说多了,好像家里出了任何岔子,都是我心窄,耐性不够。

有一回我发烧到三十八度多,躺在沙发上起不来。婆婆按铃叫了六次,最后说我装病,故意不给她倒水。

刘建国回家后摸了摸我的额头,给我冲了一包药。可听见里屋喊,他还是把杯子塞进我手里,让我先送过去。

积蓄就是那几年慢慢薄下去的。康复器材、营养品、成人纸尿裤,看着一件不贵,月底合起来总能占掉半张工资卡。

我想在家接点账做,电脑刚打开,婆婆不是要上厕所,就是说窗缝进风。客户催过两次,我便不敢再接。

后来超市换了老板,原先的经理也走了。我偶尔路过那条街,看见收银台后坐着年轻姑娘,胸前挂着工牌,心里会空一阵。

回家还没换鞋,婆婆就问菜买贵没有。她记得五年前的豆角价,却不管如今一斤鸡蛋多少钱,总说我不会过日子。

刘建国夹在中间,也越来越少说话。我们从前吃过晚饭会下楼走一圈,后来他回家只想看手机,我只想赶紧洗澡睡觉。

有次我问他,能不能周末守半天,让我出去剪个头发。他说车队临时加班,母亲又只习惯我照料。

第二天我自己对着镜子剪短了刘海。碎头发落进洗脸池,怎么冲都有几根粘在白瓷边上。

婆婆屋里东西很多,旧搪瓷缸、药盒、收音机,全由我擦洗。唯有床头那本旧书,她从不准我碰。

第一次收拾床柜,我刚拿起来,她便用左手拍床沿,叫我放下。那股急劲,和她平日慢吞吞的样子完全不同。

“有灰,我擦擦。”

“我的东西,用不着你管。”

后来我只擦书周围。它一直靠在墙边,封皮旧得看不清颜色,书页发黄,侧面还有几道深浅不一的折痕。

婆婆不常读,只偶尔叫我拿到手边。她摸一会儿,又放回原处。有时窗外下雨,她会盯着封面很久。

我问过刘建国,那是什么时候买的。他扫了一眼,说母亲年轻时留下的书,没什么稀奇。

我也没再追问。家里每天都有更急的事,锅里烧着水,洗衣机等着晾,婆婆一声咳嗽就能把人叫走。

只是那本书,我始终记得。整个家都由我归置,只有它像一道关紧的抽屉,不许我的手靠近。

02

婆婆摔倒前三天,罗玉梅打来过一次电话。她是婆婆从前的同事,七十九岁,说话嗓门亮,隔着听筒都像站在门口。

那天下午,婆婆刚做完腿部活动,额头出了汗。我给她擦脸,手机就在床柜上响起来,屏幕显示“玉梅”。

婆婆看了一眼,让我接通,开免提。她右手不灵便,平时熟人来电,大多由我举着手机放在她耳边。

罗玉梅先问身体,又说天气转凉,老姐妹们都惦记她。婆婆只回了几句,声音淡淡的,不像高兴,也不像不耐烦。

两人说到退休金,婆婆还抱怨药费涨了。罗玉梅笑她命好,有儿子有儿媳,热饭热水都送到床边。

我听见这话,低头拧毛巾。婆婆没接,反倒问罗玉梅最近腰疼得怎么样。

聊了几分钟,罗玉梅忽然提起旧厂,说前阵子路过那片地方,原先的车间已经围起来,门口那棵老槐树也没了。

婆婆的眼神一下落到床头。她没看手机,也没看我,只盯着那本旧书,嘴角抿得很紧。

罗玉梅还在说,从前机修间旁边那条小路,如今修成了停车场。婆婆抬起左手,急着叫我关掉免提。

我没反应过来,她一把将手机拨到床上,按了好几下才挂断。屏幕暗下去后,屋里只剩热水盆里毛巾滴水的响声。

“谁叫你开免提的?”

我愣了愣。明明是她刚才让我开的,可她脸色很不好,胸口起伏得快,我只得先扶她躺稳。

“您说开免提,我才开的。”

“我什么时候说了?”

她转过脸不看我。过了一会儿,又问罗玉梅还说过什么,有没有问我别的事。

我说没有,她不信,让我把通话记录给她看。看完又叫我删掉号码,说以后这个人打来,不许接。

可到傍晚,她又改了主意,让我把号码存回去。我翻出通话记录恢复,她守在旁边,直到屏幕上重新出现名字。

那顿晚饭,她只吃了半碗面。面条明明煮得软,她却说硬,咽不下。我又回锅煮了一遍,她还是放下筷子。

刘建国晚上回家,我提了一句电话的事。他脱外套的手顿了顿,说老年人怕人提过去,没什么奇怪。

“旧厂拆了,她心里不舒服吧。”

他说完便进屋问母亲要不要洗脚。婆婆隔着门说不用,声音听起来已经恢复平常。

我收拾碗筷时,发现她把旧书挪了地方。原来靠墙放着,那晚却压在枕头下面,露出半个磨白的书角。

我进去关窗,她立刻把枕头往里扯。动作太急,带倒了床边的水杯,温水顺着柜角淌到地上。

我拿抹布来擦,她一直看着我的手。等水擦净,她叫我出去,还让我把门带严。

第二天上午,罗玉梅又打来。手机在客厅充电,婆婆没听见。我看着屏幕亮了又暗,按她前一晚的吩咐,没有接。

隔了十几分钟,电话再次响起。我拿进屋问她接不接,她先说不接,等铃声停了,又怪我走得太慢。

“她要有急事呢?”

“那我现在回过去。”

“算了,别多事。”

我把手机放下,她却不停朝那边看。午睡时也没睡稳,外面送水工敲了下门,她整个人便猛地醒过来。

下午罗玉梅发来一条语音。我没点开,只告诉婆婆有消息。她让我把手机递过去,自己贴在耳边听。

语音很短。她听完立即删掉,又去检查回收处,确认里面也没有,才把手机还给我。

我忍不住问,是不是旧同事出了什么事。她脸色一沉,说我管得宽,还说我站在门口就是偷听。

“我连消息都没点开。”

“你没听,怎么知道是她?”

屏幕上明明有名字。我想解释,话到了嘴边又咽下去,只把充电线绕好,放回客厅的小桌上。

从那天起,她睡觉也把旧书搁在手边。书页被压得有些翘,合拢后中间微微隆起,像夹久了什么东西。

我扫过一眼,她马上拉高被子盖住书,冷声问我看什么。我说看她有没有踢被,她哼了一声。

晚上风从窗框缝里钻进来,吹得药袋轻轻作响。婆婆一直没睡,隔一阵便翻动那本旧书,纸页沙沙地响。

我躺在外间的小床上,也醒着。旧厂、罗玉梅、那本不许人碰的书,像几粒落进鞋里的沙子,不疼,却总硌着。

03

罗玉梅第二次来电后的早晨,婆婆因为一碗面条发了脾气。面刚盛出来,她说烫,我放凉几分钟,她又说吃进嘴里没热气。

我重新加热,端到床边时,刘建国正好下夜班回来。他鞋都没换,先伸手摸了摸碗沿。

“是不怎么热,再热一点吧。”

我看了他一眼,把碗端回厨房。煤气灶腾起蓝火,锅底沾着一点面汤,烤出一股焦糊味。

等我第三次端进去,婆婆只吃两口。她说昨晚翻身晚了,右腿麻了一夜,我心里有气,做饭自然也不用心。

昨晚两点多,我刚给她换过尿垫。四点又起来喂了水,窗外收垃圾的车来时,我才眯了一会儿。

我把这些说给刘建国听。他揉着眉心,说自己一夜没合眼,叫我少争一句,老人病久了难免挑剔。

“你在家,时间总能挪开。”

听到这句,我把药盒放重了些。塑料盖弹开,两粒白药片滚到桌角,婆婆立刻说我摔摔打打给谁看。

我弯腰捡药,腰窝一阵发酸。半个月前扭到的地方一直没好,贴了膏药,皮肤又红又痒。

刘建国靠在门框上,脸色也灰。他说车队最近缺人,再请假要扣钱,家里的开销已经压得人喘不过气。

我站起来,第一次跟他提请护工。不要全天住家,每天来四个小时,帮着擦洗、翻身,我能出去买菜,也能睡个整觉。

“一个月得多少钱?”

“问过了,四小时大概三千。”

刘建国低头算了一会儿,说房贷还有两年,母亲每月的药和尿垫也不少,这笔钱从哪儿出。

婆婆一直听着,忽然拍了拍床沿。她说不准外人进屋,更不准陌生人碰她身子,谁请谁出钱。

“人家受过培训,不是随便找的。”

“嫌我脏就直说,何必绕圈子。”

我胸口像堵着一团湿棉花。解释一句,她能拐出另一层意思,最后总是我嫌她、怠慢她、不盼她好。

刘建国坐到床边,哄她别多想,又回头示意我先出去。我没动,靠着柜子把话说完。

“我不是铁打的。五年了,一天歇不下来,我也会病。”

婆婆冷笑一声,说村里过去的儿媳妇伺候一家老小,也没谁成天把辛苦挂在嘴边。

“那是过去。现在可以花钱请人。”

“花我儿子的钱,你当然不疼。”

这句话落下,刘建国还是沉默。我盯着他,他避开我的眼睛,伸手给母亲掖了掖被角。

我忽然明白,在这间屋里,他们才是一家人。我做过的饭、洗过的床单、熬过的夜,都像水流进下水道,没有声响。

“要是都觉得我做不好,那就各自过日子。”

话出口,我自己也怔了一下。结婚二十七年,这是我第一次在婆婆面前说到分开。

她脸上的讥讽忽然没了,眼睛越过我,落在窗外晾衣绳上。那神情很空,像忘了我们还站在屋里。

刘建国猛地抬头,问我是不是疯了。我没回答,只听见厨房水壶烧开,盖子被蒸汽顶得啪啪响。

婆婆很快回过神,嘴角往下一撇,说我早就嫌这个家累赘,如今终于把真心话说出来了。

“想走就走,没人拦你。”

她声音比刚才更硬,手却在被子里摸索了几下。靠近枕边的旧书被她往身侧又藏了藏。

我关掉灶火,水壶仍在轻响。刘建国跟进厨房,压着嗓子说母亲受不得刺激,让我以后别拿离婚吓人。

我说自己没吓谁。他看了我半晌,最后只说,先把早饭收拾了,他还得睡一会儿去上班。

锅里那碗面已经坨成一团。我倒进垃圾桶,汤水溅到手背上,温温的,一点也不烫。

04

真正摔倒那天,刘建国休息。他难得在家,婆婆从早晨开始便数落我,像是终于等来一个能评理的人。

先说粥稠,又说我换床单时开窗太久。到了中午,她当着儿子的面说,我给她喂药越来越敷衍。

“早上那粒药,我差点噎死。”

我正在削苹果,刀刃贴着果皮转了一圈。药是我掰开喂的,水也分了三口,她当时一句没说。

刘建国问我怎么回事。我把苹果放下,从药盒拿出同样的药给他看,只有黄豆大小,根本不可能卡住。

婆婆捶了下床,眼圈先红了。她说我在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等儿子上班,连口热水都不肯及时端。

“妈,您不能这么说。”

这是我头一次直接顶她。她愣了一下,随即哭起来,说自己瘫在床上拖累人,还不如早些闭眼。

刘建国脸色变了,转头叫我少说两句。我忍了整整一上午,那根绷着的线还是断了。

“水壶在床边,饭一顿没少。她说什么你都信,那我说的话算什么?”

“她是病人,你非得争个输赢?”

“病人就能句句冤枉人?”

婆婆抹着眼泪,说我巴不得她早点死,好卖掉房子过清静日子。那套房明明是我们婚后买的,她只出了两万元。

我把削到一半的苹果扔进盘子。果肉撞在瓷边,缺了一小块,汁水顺着盘底慢慢淌开。

“这五年,谁给您端屎端尿?我要真盼您死,会把自己熬成这样?”

刘建国猛地站起身,说话别这么难听。我问他哪句难听,比得上他母亲说我盼她死吗。

他叫我出去冷静。我问这是我的家,凭什么每次出去的都是我。声音越说越大,连自己听着都陌生。

婆婆靠在床头喘气,忽然说养儿子没用,娶了媳妇便连亲娘受委屈都不敢管。

刘建国一脚踢开旁边的小凳,凳腿刮过地砖,发出刺耳的一声。他冲我喊,母亲要是气出事,谁也担不起。

我看着他,二十七年夫妻,那张脸熟得不能再熟。可他站在床边挡着我,像防着一个会伤人的外人。

“行,我出去。你们母子慢慢说。”

转身时,婆婆叫我把床头的旧书拿给她。我听见了,却没有回头,只想先离开那间闷得发苦的屋子。

刚走到门口,身后传来床架轻响。婆婆大概不愿再叫我,自己撑着左臂,朝床头柜最里面探过去。

刘建国正弯腰扶凳子,也没留意。我回头时,只看见她半个身子悬在床沿,手已经碰到书角。

“别动!”

我往回冲,还是迟了一步。她连人带被滑下来,后脑撞上地板,旧书被压在胸前,水杯也翻了。

温水流到我膝盖下面。我跪着抱住她,叫了几声妈,她眼皮没有动,嘴唇迅速失了颜色。

刘建国愣了两秒,蹲下来探她鼻息。手抖得厉害,手机按错两次,才拨出急救电话。

等车时,他不停问我,明明已经回头,为什么没有早点扶住。我说自己冲过去了,他却像没听见。

“你离她那么近,怎么会接不住?”

那句话钉在我耳边。我抱着婆婆,手掌托住她后脑,不敢动,也不敢看地上的水。

医护人员赶到后,先固定颈部,再把她抬上担架。她左手仍抓着旧书,掰了几次都没松开。

刘建国跟着担架往外跑。我去拿证件和医保卡,腿软得撞上门框,胳膊立刻青了一块。

救护车里警报声一阵接一阵。刘建国坐在对面,没碰我,也没再问一句,只盯着母亲脸上的氧气罩。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掌纹里沾着地板上的灰。刚才那句“各自过日子”,还有没端过去的书,一齐在脑子里翻动。

到了省城医院,婆婆被推进检查室。门合上后,刘建国背对我站着,肩膀微微发颤。

我想走过去,他却往旁边挪了一步。走廊冷气很足,我那只沾湿的裤腿贴在膝盖上,越来越凉。

05

检查做了近两个小时。医生出来说颅内有少量出血,暂时没有继续扩大,但人还没醒,要留在监护病房观察。

刘建国问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医生没有把话说满,只让家属做好准备,尤其今晚,血压和出血变化都得盯紧。

签字时,他手里的笔掉到地上。我弯腰捡起来递给他,他接了,却没看我。

婆婆被推进病房前,我们隔着门看了十几秒。她头上缠着纱布,脸比床单还灰,胸口随着机器缓慢起伏。

护士把她随身的衣物交出来,旧书也装在透明袋里。刘建国去办住院手续,我坐在走廊长椅上整理东西。

上衣湿了一块,里面裹着纸巾、钥匙和半板降压药。那本旧书也沾了水,封皮颜色深一块浅一块。

我第一次看清书名,《悉达多》。书很旧,纸页发脆,书脊上原有一道裂口,被这一摔撑得更开。

我想把湿页分开晾一晾。刚拿出书,封皮和内页之间便发出轻微的脆响,一小截线头断了。

几张折得方正的纸从书脊夹层滑出来,落在我鞋边。最外面那张发黄,折缝处已经起毛。

我盯了几秒才捡起来。纸上是钢笔字,墨色淡得发褐,开头只有两个字。

明远。

往下看,第一句便让我停住了呼吸。

“我答应嫁给别人,不是不爱你。”

落款写着刘桂珍,日期是一九七一年十月。那时她二十三岁,还是旧厂的女工。

我朝住院窗口看了一眼,刘建国背对这边,正在排队。走廊人来人往,没人留意我手里的纸。

信不长,却改了我认识多年的那个人。她写家里不同意这门婚事,往后不会再见,请他别等,也别来找。

有些地方被水洇过,字迹糊成浅蓝的一团。最后一行只写,书还留着,看到它便知道自己亏欠过谁。

我又看了一遍落款。刘桂珍三个字端端正正,和她现在写药名时歪斜的笔迹完全不同。

我一直以为她生来就硬,认定什么便不容别人分辩。可这几张薄纸里,藏着一个会怕、会舍不得、也会求人忘掉她的年轻女人。

护士推着药车从面前经过,轮子碾过地砖缝,轻轻颠了一下。我忙把信收拢,手心全是汗。

剩下几张纸没有正文,只有一个旧单位地址,还有一行已经停用多年的电话号码。地址旁写着陈明远的名字。

刘建国办完手续回来,问我拿着什么。我把纸合进掌心,说是住院清单,又赶紧塞进帆布包内层。

话一出口,胃里便沉了一下。这是我们结婚二十七年来,我少有的一次当面瞒他。

他没有追问,坐下后双手撑着额头。隔了许久,他说母亲要是醒不过来,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心安。

我看着监护病房紧闭的门,也不敢说那场争吵是谁的错。我们三个人都在屋里,又像谁都没伸出那只该伸的手。

医生再次过来交代,今晚是观察的关键时段。若出血扩大,治疗方案还要调整,家属必须随时在场。

刘建国去楼下买水,我独自坐在灯光惨白的走廊里,把信重新拿了出来。纸边刮过手心,有一点涩。

《悉达多》的书脊裂开,一封一九七一年的未寄信掉在我脚边。信里写着:“明远,我答应嫁给别人,不是不爱你。”

短短一句话,把我眼里的婆婆推翻了一半。那个刻薄、冷硬、从不肯说软话的老人,也曾把一句舍不得藏在书里五十多年。

信的背面留着陈明远当年的单位地址。如今旧厂变了样,人是否还活着,住在哪里,我一样不知道。

可罗玉梅或许知道。她提起旧厂时,婆婆那张骤然绷紧的脸,还有删掉的语音,此刻全连在了一处。

我拿出手机,找到罗玉梅的号码,拇指停在拨号键上。屏幕的光照着信纸,旧墨迹一行深一行浅。

病房里的婆婆正躺在生死难料的一夜里。若马上寻人,也许还能让她见到那个惦念了半生的人。

可这封信是她拼命护住的东西。她昏迷时也没松手,显然从没想让儿子和我看见。

刘建国若知道我翻出母亲埋了五十多年的旧情,还背着他联系信上的人,我们二十七年的婚姻也许会断在这条走廊上。

电梯响了一声,刘建国拎着两瓶水走出来。我按灭手机,把信压进包底。他朝我走来,脚步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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