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建华：清乾嘉时期山西地方社会职役制度与形态——以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摘要：清代地方社会职役制度主要包括里甲、保甲、乡约三项，清廷推行这些制度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因此各地的地方社会职役形态有所不同。依据乾嘉时期刑科题本有关报案中的地方社会职役名称，可知在乾隆朝刑科题本中山西地方社会职役共计23例7种名称，其中乡约12例，约占52%，位居第一。在嘉庆朝刑科题本中地方社会职役共计136例16种名称，其中乡约54例，约占总数的40%，乡地34例，约占总数的25%，乡约与乡地相加共88例，约占总数的65%。因此，乾嘉时期山西的地方社会职役主要是乡约，其次是乡地，即乡约与里甲系统的地方构成职役主体，同时还存在着负责治安的保甲系统，特别是在晋省北部汉蒙相交地区保甲发挥重要作用。从各种职役名称的混称以及承担的事务，可以看出乾嘉时期山西地方社会职役混合的形态。

关键词：乡约；乡地；保甲；社会治理

原载《史学集刊》2026年第4期。

清朝治理基层社会的制度主要由征收赋役的里甲、维护治安的保甲和推行教化的乡约组成，里甲、保甲、乡约的基本制度被收录于《皇朝文献通考·职役考》之中，可见里甲、保甲、乡约属于职役，因其推行于地方，负责社会事务，不妨称之为地方社会职役，以别于官府衙门中的捕役等。以往对清代地方社会职役的经典研究是通论性的制度考察，[1]由于清代的职役设置具有因地制宜的特点，分省考察实有必要。清朝官方政书虽记载职役制度，但对执行的情况语焉不详。除制度外，职役人的具体活动情况也需了解。呈现职役在地方的实态以及治理情况，还需借助除《皇朝文献通考·职役考》以外的其他资料。清朝刑科题本档案记载了呈报案情者的官役身份，口供中也会涉及报案的官役，这为我们了解地方社会职役提供了新的资料。关于清代山西地方社会职役问题，笔者在两篇论文中都对其予以讨论。其一利用碑刻资料考察了清代山西的乡约；[2]其二依据杜家骥主编的《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3]讨论了清中叶山西地方职役的名称、种类和地方职役系统。[4]兹以笔者所主编的《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5]以及乾隆朝刑科题本为资料，[6]就清乾嘉时期山西地方社会职役制度与形态做一些补充性的探讨，以期进一步完善对该问题的认识。

一、乾隆朝山西地方社会职役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的《清代地租剥削形态》《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辑录了刑科题本中的土地债务类资料，共计17个山西事例记载了地方社会职役名称。郑秦、赵雄主编的《清代“服制”命案——刑科题本档案选编》有2个山西事例记载了地方社会职役名称。常建华主编的《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收录了4件虽案发生于乾隆朝但于嘉庆朝结案的刑科题本，记载了报案的地方职役名称。我们现将这23个事例制成下表1。

在上述23例当中，山西地方社会职役名称为乡约的有12例，甲头3例，牌头、村头、地方各2例，乡保、甲长各1例，共计7种职役名称。乡约中有第16例和第20例也称作乡保，即乡约与保甲合称的简化，以乡约代表乡保，可见乡约在乡保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甲长、甲头、牌头属于保甲系统。地方一般认为属于承担赋役的里甲系统。

清代的职役制度奠基于顺治时期。关于保甲制度，“顺治元年置各州县甲长总甲之役，各府州县卫所属乡村，十家置一甲长，百家置一总甲，凡遇盗贼、逃人、奸宄窃发事件，邻佑即报知甲长，甲长报知总甲，总甲报知府州县卫核实，申解兵部。若一家隐匿，其邻佑九家、甲长、总甲不行首告，俱治以罪。臣等谨按：保甲为弭盗安民之良规，国家定鼎之初即举而行之，其后屡经申饬，为法甚详且备，此盖其权舆也。考十七年令民间设立里社，则有里长、社长之名，惟八旗庄屯以设领催，不更设里长，南省地方以图名者有图长，以保名者有保长。其甲长又曰牌头，以其为十家牌之首也，十牌即为甲头，十甲即为保长，又曰保正，是皆民之各治其乡之事而以职役于官，沿诸古法，变而通之，与民宜之”。[7]保甲制度的职役有甲长、总甲、保长(保正)、牌头和甲头等。

清承明里甲制度，顺治三年(1646)“禁革主保、里长并催头、大户名色。天下各府州县编赋役册以一百一十户为里，推丁多者十人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管摄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里曰里，里长十人，轮年应役，催办钱粮，勾摄公事。凡十年一周，先后各以丁数之多寡为次……凡里甲之民轮充，现年止令催纳各户钱粮，其一应差徭勿使现年受累……其州县官或于额外私派而上司徇隐者，许里长、甲长据实控告，依律治之”。[8]里甲制度有里长和甲长两种地方社会职役，里甲除催纳钱粮外，还“勾摄公事”。

清朝乡约制度颁布于顺治十六年(1659)，乡约制度的职役有约正、约副等。约正、约副负责讲解“六谕”原文。约正、约副由乡人公举60岁以上，行履无过、德业素著的生员担任；若无生员，即以素有德望，年龄相当的平民担任。每遇朔望，进行宣讲，并根据乡人善恶表现，登记簿册，分别奖惩。[9]乡约保甲制度在康雍乾时期得到了加强。如在乡约方面，清廷于康熙九年(1670)颁上谕十六条，令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雍正二年(1724)，清世宗将近万言的《圣谕广训》颁发直省，通行讲读。在保甲方面，清廷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申行保甲之法，雍正四年(1726)严饬力行保甲，又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整理直省保长保甲。清朝里甲制度变化较大，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地改革后，力行保甲，加强了对齐民的控制，里甲制有所弱化。

了解了上述清朝地方社会职役制度的推行情况，便于把握乾隆时期山西的地方社会职役制度名称与形态。上述23例山西地方社会职役的地域分布为：太原府8例，其中榆次县乡约2例，岢岚州村头1例，太原县甲头1例，岚县村头1例，徐沟县乡约1例，阳曲县地方、乡约各1例，共计太原府乡约4例，村头2例，甲头、地方各1例；汾州府5例，其中永宁州地方1例，介休县、乡宁县、孝义县乡约各1例，临县牌头1例，共计汾州府乡约3例，地方、牌头各1例；泽州府1例，为沁水县乡约；平阳府2例，为岳阳县乡保1例，赵城县乡约1例；朔平府1例，为左云县乡约；保德州1例，为河曲县牌头；归化城直隶厅2例，为甲头；托克托直隶厅1例，为甲长；忻州直隶州1例，为乡约；不知山西具体地点1例，为乡约。

由此可知，乾隆朝山西地方社会职役主要是乡约，在23例职役名称中占到一半还强。职役事例最多的是太原府。在同一府中，职役名称并不统一，如太原府除乡约外，还有村头、甲头、地方。汉族与蒙古族混居地区的归化城直隶厅有2例甲头，托克托直隶厅有1例甲长，说明这一地区比较重视保甲系统，以维护社会秩序。这种局面与清廷特别重视汉蒙混居地区有关。乾隆八年(1743)，清廷“令山陕边外种地人民设立牌头、总甲。部臣议奏：山西、陕西蒙古地方种地人民甚多，其间奸良难以分晰，应设立牌头、总甲，令其稽察。即于种地人民内择其诚实者，每堡设牌头四名，总甲一名。如种地民人内有拖欠地租并犯偷窃等事及来历不明之人，即报明治罪，如通同徇隐，将该牌头等一并治罪”。[10]乾隆四十八年(1783)，“户部议覆、山西巡抚农起疏称：查明和硕庄亲王、惠郡王、公绰克图、闲散宗室宁和等四家，塔拉库布尔地方牧厂已垦成熟地，应于四十七年入额，未开地仍陆续招垦，至该处与蒙古游牧毗连，请照太仆寺牧厂挖濠堆石为界，并每村设立乡保，编查保甲。其承种民人应给执照，或不愿承种者禀明另行推认。应如所题。其已垦地即饬各家分收。未开地，俟升科后再行分给。从之”。[11]除边外之地，清朝其他地区也推行地方社会职役，如沁州武乡县乾隆二十一年“所有驿务统归武乡县知县管理，各驿丞仍照旧管理一切，其查点保甲缉拿盗逃等件，许解印官审理，疏防失事，照例参处”。[12]乾隆四十五年，山西巡抚喀宁阿奏：“严饬所属稽查保甲，缉盗诘奸实力奉行。得旨：一切实力妥为之，毋为空言。”[13]据此，清朝推行保甲的实际效果还有待证明。

刑科题本除了在开头部分提到报案人之外，还在口供或审案结果部分提到与报案职役有关的情况。口供的事例，如乾隆二十一年阳曲县民苗光富挟嫌毒死苗光荣一案，据苗光富供，他作案后“地方们就把小的拴住”。[14]乾隆三十五年(1770)赵城县民李玉娃拉跌梁环受伤身死一案，据梁全兴供：“小的因儿子的伤不是被他打的，所以没投乡约禀报。不料儿子到十五日夜死了，乡约就来问明具报的。”从这两个事例可见，乡约、地方在报案和抓获嫌疑人过程中发挥作用。在审案中涉及有关职役的事例，如乾隆二十年沁水县民王蛮娃殴伤许共保身死一案，在审案时提到“杨生高劝阻不及，应与报迟有因之乡保王冲宵，均免置议”；乾隆二十七年岳阳县审理贺生正殴砍贺生让身死一案，案发“次日乡保见尸报县验讯”。[15]

山西地方社会职役一般应当是轮流承当。如山西临县民刘子通掷伤刘添表身死一案，“缘刘子通系刘添表无服族叔，同村居住，该村牌头向系轮流充当。乾隆四十四年刘子通充应牌头，至四十五年役满，轮值刘添表接充。刘添表屡次推诿，仍系刘子通代管。六月初五日傍晚，刘子通撞遇刘添表，复令接充。刘添表嗔其絮烦，致相嚷骂。刘添表揪扭刘子通衣领欲殴，经刘玉宗拉劝，刘子通走避。刘添表仍嚷骂追赶，拾砖向掷未中。刘子通转身亦拾砖回掷，致伤刘添表脐肚，至初六日傍晚殒命”。[16]由此看来，牌头是大家唯恐避之不及的苦差役。

二、嘉庆朝山西地方社会职役

嘉庆二十一年(1816)的潞安府长治知县示谕冯村绅士乡约碑记，将约正作为“役”看待，职责是“上而伺办公务，下而稽查匪类”，有十三班乡约轮流值月办公，整饬村规，从属于政府的行政系统。[17]碑刻资料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职役的形态，但我们在碑刻中未发现清代职役投报刑案的事例，而刑科题本则专门记载了职役报案情况。现以《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为依据，制成下表2。

表2具有山西地方社会职役名称的档案为58例，其中乡约25例、乡地9例、地方7例、甲长4例、乡保3例、里地3例、保长1例、小甲1例、甲头1例、地保1例、村保1例、约保1例、约地1例，共计13种名称。据表1和表2统计，关于刑科题本所记的山西地方社会职役的名称数量，嘉庆朝比乾隆朝多6种，表2与表1相比缺少牌头、村头两种名称，但表2多出表1所没有的乡地、里地、保长、小甲、地保、村保、约保、约地8种名称。关于山西地方社会职役，据表1统计，在乾隆朝刑科题本中共有23例，其中乡约12例，约占52%；据表2统计，在嘉庆朝刑科题本中共有58例，其中乡约25例，约占43%，与乾隆朝相比，比例虽有所下降，但也几近总数的一半。嘉庆朝山西新增地方社会职役乡地9例，约占总数58例的16%，十分引人注目。嘉庆朝山西地方社会职役地方为7例，约占总数58例的12%，比例也较高。

笔者另外依据杜家骥主编的《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统计出山西地方职役78件，[18]“其中出现乡约29件、乡地25件、地方4件、保长4例、乡保3件、村头2件、总约2件、保正2件、小甲2件、甲头2件、甲长2件、地保1件。可见乡约与乡地数量大致相当，总计54件，占总数的69%，最为普及。因此可以说，嘉庆时期山西村社事务一般是由乡约、乡地主持的”，[19]引文中出现的职役名称为12种。表2中的嘉庆朝山西地方社会职役乡约、乡地加在一起，约占总数的59%，支持了笔者以前的看法。在笔者统计的嘉庆朝刑科题本中的78件地方社会职役中，乡约约占37 %，乡地约占32%。一般认为乡地是乡约与地方的合称，乡约在地方社会职役中的占比本来就很高，再加上乡地中的乡约成分，乡约的占比将会更高。

笔者根据《清史稿·地理志》和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对表2中山西各府州厅地方社会职役的地区分布加以统计：太原府11件，其中阳曲县2例，地方、乡地各1例；太原县1例，为乡约；文水县3例，均为里地；祁县2例，乡约、乡地各1例；兴县1例，为地方；交城县2例，为乡地。以上6个县的案例数量较为平均，总计乡地4例、里地3例、地方2例和乡约2例。汾州府13件，其中汾阳县3例，均为地方；介休县3例，乡约1例、乡保2例；临县1例，为乡约；平遥县1例，为乡保；永宁州1例，为乡地；孝义县2例，乡地、地保各1例；石楼县2例，地方、乡约各1例。在以上7个州县的案例中，汾阳县、介休县较多，其余为1—2个，较为平均。7个县共计地方4例、乡约3例、乡保3例、乡地2例和地保1例。潞安府3例，其中长子县村保1例，壶关县约保1例，屯留县乡约1例。沁州直隶州1例，为乡约。平定直隶州1例，为寿阳县乡约。平阳府4例，其中襄陵县、临汾县、洪洞县乡约各1例，曲沃县约地1例。解州直隶州1例，为平陆县乡约。绛州直隶州1例，为乡约。隰州直隶州2例，其中州属乡地1例，永和县乡约1例。霍州直隶州6件，其中州属乡约2例，乡地1例；灵石县3例，甲长2例，小甲1例。大同府3例，其中大同县、怀仁县乡约各1例，天镇县甲长1例。朔平府3例，其中府属乡约1例，朔州县乡约2例。忻州直隶州1例，为乡约。代州4例，其中州属1例；崞县3例，地方、乡约、乡地各1例。保德直隶州1例，为乡约。归化城直隶厅1例，为本城保长。清水河直隶厅1例，为甲头。托克托直隶厅1例，为甲长。

上述统计缺少泽州府、辽州直隶州、蒲州府、宁武府、萨拉齐直隶厅、丰镇直隶厅、宁远直隶厅的事例。不过笔者依据杜家骥主编的《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所作的统计得知，这7个府州厅存在职役的事例。在各府州厅中，依据上表1的统计，乾隆朝太原府、汾州府的职役事例数量最多，依据上表2的统计这两个府在嘉庆朝的职役事例的数量也是最多的。在乾隆朝太原府的职役事例数量位居第一，而在嘉庆朝汾州府的职役事例数量位居第一。

在上述各府州厅中，位于蒙古族为主居住区的归绥六厅中的归化城直隶厅、清水河直隶厅、托克托直隶厅，职役均属于保甲系统。这里是汉民流动人口聚居之处，格外强调治安。以归化城直隶厅为例，户部回奏嘉庆帝：“归化城种地民人，由该同知、通判各按所管地界，照编造保甲之例，每年将旧存、新到及回籍病故人数各若干，注明系何州县民人，造册咨送臣部查核。除嘉庆十四年人数尚未造报外，计十三年分实在民人四千九百余名。”[20]可知当时归化城外地人比较多，清朝采取保甲制对其进行管理。

地方社会职役不仅出现在刑科题本报案者的身份记载之处，而且在题本记载的口供和官府审案结果里还保留了职役的一些活动情形。第一，案发后涉案人员向职役报案，乾隆六十年介休县程宜法商同众人谋杀程廷玑身死案，据监生程廷琇、捐职千总程廷璠同供：“程廷玑已被砍伤身死。曹清选帮同小的们追赶拿住年老一人，投知乡保，问说叫王秉富，是程宜法叫刘富仁转邀他同扬富盛们把程廷玑砍死的。”投知乡保，就是投案知会乡保。嘉庆十二年永宁州客民张玉因欠钱与邢田照结仇谋扎邢田照身死案，据张玉供：“小的转身用刀扎伤邢重则头上，又扎了李三左臂膊一下脱身跑走。半路上撞见闫开根问知情由，把小的扭交乡地具报的。”[21]闫开根直接将凶犯交给职役报案。

第二，职役主动调研案情。嘉庆十二年孝义县民张尔仲等捆缚于智殴打致伤身死私和匿报案，据于郭氏供：“后来地方张玉兴来查问，小妇人就说是儿子失跌身死，已经掩埋，不愿报验，他就去了。”这是职役闻讯后主动查问。嘉庆十七年石楼县客民刘庭幅因被索讨面钱殴伤张梦茂身死案，据死者之父张鸿兆供：“正月十八日，儿子怎样向刘庭幅讨要面钱争闹，被刘庭幅殴伤身死，小的先不知道，是十九日乡约通知，小的才来看明候验的。”[22]职役了解案情后，通知死者家属验尸。

三、清中叶山西地方社会职役的混合形态

笔者依据杜家骥主编的《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指出，山西乡约与乡地名称混用，乡约与乡地的职责略同，“地方”与“乡约”均负责地方事务，以致混合为“乡地”。[23]本次考察新注意到两类混称：一是乡约、乡保可以混称。乾隆六十年介休县程宜法商同众人谋杀程廷玑身死案，官府说“据介休县董村乡约王奇仲报”，而据监生程廷琇、捐职千总程廷璠同供称：“投知乡保”。乡约与乡保是相通的，相通的基础是二者都有乡约。二是地保、地方、乡地可以混称。嘉庆十二年孝义县民张尔仲等捆缚于智殴打致伤身死私和匿报案，刑科抄出山西巡抚成宁题本，是据按察使张映汉呈文，该按察使据汾州府知府王彝象详文，该知府据孝义县知县葛拱宸详文，该知县访得此案件，“当即差拘张尔仲并乡邻尸亲人等到案。讯据地保张玉兴供”，这里出现的“地保”应当是葛知县的用语。而据于郭氏供：“后来地方张玉兴来查问”，口供则称张玉兴为“地方”。三法司审案则说“乡地张玉兴讯无受贿情事”，[24]用“乡地”作为张玉兴的职役名称。这说明时人对于地保、地方、乡地并无严格区分，可以混称，只是视为地方社会职役而已，混称是基于“地方”的存在。

此外，笔者还注意到太原府文水县的3个事例出现的职役是“里地”。“里地”可以理解为里长，如文水县民王应得殴伤伯母王张氏身死一案，陕西巡抚的题本记载为“据旧城村里地郭景谦报称”，而三法司题本则记载为“据里长郭景谦报称”，将里地、里长混称。

乾嘉时期山西地方社会职役主要是乡约、地方、保甲，三者原本的分工是教化、赋役、治安，这时既有独立存在的形态，又有混合的形态，管理具有综合性，我们从各种职役名称的混称以及承担的事务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府州厅的地方社会职役形态呈多样化，而县一级职役形态较为单一，说明大致以县为单位推行有关制度，清朝的地方社会职役设置采取因地制宜的策略。以山西平定为例，清中期以来官房(村社共建具有独立性的公共空间)具有类似 “乡约所”的职能，其运行依赖保甲、乡地等基层社会组织，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里甲、保甲等职役员经常在不同场合出现，共同维持祭祀或协调村落秩序；二是村社事务纷繁，“乡地”成为基层具体事务的主要职役人员。“保甲和乡地之间的功能差异很难区分，他们在村社中均具有综合性职能，这也是清代出现在其他地方的普遍现象”。[25]

山西乡约虽以教化为名，但平时实则主要承办国家各类差徭，清中叶有人描述了当时的乡约：“今之乡约既无号数，又无处所，在城乡约不但不觉察奸匪，查禁窝赌，而且扰索闾阎，把持乡党，在四乡者畏胥役如虎，一有官差到乡，供办车价饭资，莫敢稍后，去则摊派阖村，此外，萑苻之劫掠莫御，训谕之宣讲无闻，在昔培风化俗之良法荡然无存，非一朝一夕之故矣”，[26]吏通乡保，“以点充乡约为利津，取具保结为奇货”。[27]可见乡约摊派差徭、赔累与点充、保结等存在着被惩处的风险或谋利的空间，这或许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形。

清中叶山西的地方社会职役人员承办官府布置的差役，维护社会秩序，对村社居民的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当刑事案件发生，一般是由乡约、乡地向官府报案，也有里甲、保甲系统报案的情形。

结　语

总而言之，笔者收集到的乾隆朝刑科题本所记山西地方社会职役共23例，分为7种名称，其中乡约12例，约占52%，位居第一，其余6种职役名称每种不超过3例，数量远低于乡约。笔者收集到的嘉庆朝刑科题本所记山西地方社会职役共136例，职役名称总计16种。其中依据杜家骥主编的《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统计出嘉庆朝职役共78例12种名称，其中乡约29例、乡地25例，其他10种名称每种不超过4例，远低于乡约、乡地。依据常建华主编的《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统计出嘉庆朝山西地方社会职役共58例13种名称，其中乡约25例、乡地9例，地方7例，其他10种名称每种不超过4例，远低于乡约、乡地。将后两种统计中数量最多的乡约和乡地分别相加，则嘉庆朝职役共计136例，其中乡约54例，约占总数的40%，乡地34例，约占总数的25%，而乡地实际上是包括乡约的，乡约与乡地相加共88例，约占总数的65%。因此，乾嘉时期山西的地方社会职役主要是乡约，其次是乡地，即乡约与里甲系统的地方构成职役主体，同时存在着负责治安的保甲系统，而保甲特别是在晋省北部汉蒙相交地区发挥作用。在山西地方社会职役中，乡地占有较高比例，与邻近的直隶职役乡地突出类似，[28]但山西的乡约更为突出，山西地方社会职役以乡约为主，与陕西、四川接近，[29]晋陕川共同构成以乡约为主的清代西部地方社会职役形态。

作者简介：常建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中国社会史。

[1]关于此问题，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参见萧公权：《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联经出版公司2014年版。

[2]常建华：《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

[3]杜家骥主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4]常建华：《清中叶山西村社生活与管理——以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第4期。

[5]常建华主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天津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6]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中华书局1982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中华书局1988年版；郑秦、赵雄主编：《清代“服制”命案——刑科题本档案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一《职役考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043－5044考。

[8]《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一《职役考一》，第5045考。

[9]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七《礼部·风教·讲约一》，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22页。

[10]《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四《职役考四》，第5061页。

[11]《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七六，乾隆四十八年三月甲辰条，《清实录》第2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69－770页。

[12]《清高宗实录》卷五一四，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庚子条，《清实录》第1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4页。

[13]《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甲辰条，《清实录》第2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52页。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上册，第161页。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下册，第742、680、618页。

[16]郑秦、赵雄主编：《清代“服制”命案——刑科题本档案选编》，第257页。

[17]常建华：《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

[18]因此统计与表2所依据的刑科题本不同，故不存在重复统计的问题。

[19]常建华：《清中叶山西村社生活与管理——以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第4期。

[20]《清仁宗实录》卷二二六，嘉庆十五年二月己酉条，《清实录》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页。

[21]常建华主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上册，第283、349页。

[22]常建华主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上册，第360、382页。

[23]常建华：《清中叶山西村社生活与管理——以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第4期。

[24]常建华主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上册，第283、359－360页。

[25]王鹏龙：《官房：清代太行山村社祭赛与自治的新空间——以山西平定为中心》，《历史档案》，2024年第4期。

[26]道光《阳曲县志》卷一○《刑书》，1932年铅印本，第10页b。

[27]《清仁宗实录》卷五三，嘉庆四年十月庚子条，《清实录》第28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85页。

[28]魏光奇：《清代直隶的里社与乡地》，《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29]常建华：《清乾嘉时期四川地方行政职役考述——以刑科题本、巴县档案为基本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3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67－213页；常建华：《清中叶陕西地方社会职役实态新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46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