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天府粮仓的特质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李 钊 潘宗伶

欢迎关注“方志四川”！

天府粮仓的特质与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

李 钊 潘宗伶

天府粮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清晰，我们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过程中，除了大力推广现代农业科技之外，也需要从天府粮仓的历史进程中汲取古人智慧，借鉴历史宝贵经验。

一、天府粮仓的历史文化内涵

东汉时期，源于都江堰水利工程体系无可比拟的润泽能力，成都平原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粮食生产与供应基地，“天府”或“天府之国”变成了成都平原的专称。四川（包括今重庆）古称巴蜀，处于我国高阶与中阶的内陆腹地，既是黄河流域旱作农业与长江流域稻作农业交会地带，又是川西高原游牧民族与长江中下游区域农业民族交往融合的地方。同时，四川盆地的典型地理特征是“一平二坡七分山”，农业生产区集中在成都平原。相应地，天府粮仓的地理范畴和文化内涵就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地理范畴角度看，狭义的天府粮仓，仅仅是指成都平原及其周边浅丘地带的农业生产区；广义的天府粮仓，则是指以成都平原为核心农产区，涵盖整个四川盆地及其周边丘陵山地并包括川西高原，即今天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全境以及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部分区域的农业生产区。从文化内涵上看，无论狭义还是广义的天府粮仓，都具有统筹农耕与游牧、稻作农业与旱作农业协调发展的典型二元经济体系，以及农作物种类丰富、农耕技术绿色高效、粮食生产能力持续稳定、保障供应能力强等显著特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演进的重要助推力。新形势下，四川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被定位为“战略腹地”，虽然行政管辖范围并不包括四川盆地东部的重庆市，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亦是国家经济战略布局的重点。因此，本文从广义角度讨论天府粮仓的历史文化内涵与特质。

二、天府粮仓的历史特质

较之其他农产区，天府粮仓的特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以成都平原为核心农产区、统筹农耕与游牧以及稻作与旱作农业协调发展的二元经济体系、农作物种类丰富且品种优良、农耕技术绿色高效、粮食产量持续稳定且保供能力强等。

（一）成都平原核心农业生产区的形成与发展

成都平原核心农业区的形成，是秦汉至明清大一统政权在古蜀王朝农业开发的基础上因时因地改进或增加农业开发措施的结果。夏商周时期，四川盆地曾先后存在过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杜宇氏与开明氏等五个区域性族群共主政权。蚕丛氏“始居岷山石室中”，说明蚕丛氏是一支生活在岷山丛中以采集渔猎为主要经济生业的定居部族。柏灌氏与鱼凫氏，唐代卢求《成都记》认为“皆蚕丛之子”，是从蚕丛氏这一母体族系中分裂出来的支系。鱼凫氏“田于湔山”，说明其活动区域逐渐从岷江峡谷走向成都平原，种植业上升为经济生业主体。杜宇氏不仅“教民务农”、将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导入蜀地，而且根据成都平原及其周边自然地理条件和农作物的生长规律作出了最早的农业生产区域规划。《华阳国志》记载，杜宇氏“以江、潜、绵、洛为池泽，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囿”。杜宇王朝后期，成都平原遭遇洪水，杜宇氏“不能治”，来自荆楚一带的开明氏“决玉垒山以除水害”，使蜀民“终得陆处”，顺应了蜀地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并由此取代杜宇氏建立开明王朝。至此，四川盆地农业生产条件不断得以优化，以成都平原为核心农产区逐渐形成。此后，随着战国晚期集防洪、灌溉、交通于一体的大型水利工程体系——都江堰的创建，成都平原作为四川盆地乃至长江上游区域核心农业区的生产地位得以确立。两汉至明清，历朝历代莫不把都江堰水利工程体系的岁修和维缮作为治蜀的首要任务，这就使得成都平原的农业生产能力和对外商贸能力随之逐渐提高，奠定了天府粮仓形成与发展基础。

（二）统筹农耕与游牧、稻作与旱作农业协调发展的二元经济体系

天府粮仓最为重要的特质是统筹农耕与游牧、稻作与旱作农业协调发展的二元经济体系，这是四川盆地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双向优选的结果，也是其他任何一个农业区无法比拟的显著特质。秦并巴蜀之后，四川盆地汉族虽然占据人口总量的主体，但川西高原、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地区仍属于少数民族居住区或杂居区。根据《史记》《华阳国志》等史料记载，川西高原主要分布着羌、氐以及被统称为“夷种”的筰、旄牛、冉駹等部族；四川盆地东部主要生活着濮、賨、苴、儴、蜑等部族；四川盆地南部则属于僰人活动区域。这些部族大体分为三类，即“耕田，有邑聚”农耕定居部族、“随畜迁徙，毋常处”游牧部族、“或土著，或迁徙”半耕半牧部族。从公元前316年秦经略巴蜀一直到明清近两千年间，历代政府为促进这些少数民族居住区与成都平原及其周边丘陵山地区域的经济与文化交流，采取增设郡县、加强交通建设等诸多措施，如秦并巴蜀后“通五尺道”“置吏”、隋唐设置羁縻府州、元明清的改土归流等。这些措施不仅促进西南地区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历史上著名的融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于一体的藏羌彝走廊，而且也使得川西高原的游牧经济与四川盆地的农耕经济深度融合、互为补充。与此同时，四川盆地温和湿润的气象气候以及西部平原、中部、东部与周边丘陵山地的地形地貌，造就了灌溉条件优越的平原与河谷地带种植水稻、丘陵山地种植芋和麦等旱地粮食作物的基本生产格局。可以说，农耕与游牧、稻作与旱作的深度联动与相辅相成，共同缔造了天府粮仓。

（三）农作物种类丰富且品种优良

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专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作物种类丰富且品种优良。成书于西周时期且由蜀人撰写的蜀地文化典籍《山海经》记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膏”，东晋郭璞注解曰：“言味好皆滑如膏”，即指粮食细腻、滑润，如膏一般；“都广”，即指成都平原。这说明最迟在西周中叶，成都平原普遍种植的农作物不仅已经至少包括菽、水稻、黍等我国传统社会最为常见的粮食种类，而且这些粮食作物品种优良，被世人奉为上品。秦汉时期，蜀芋最负盛名，不仅产量高，而且种类多达十几种。《齐民要术》记载，蜀芋种类有君子芋、车彀芋等14种。其中，子茎芋“易熟，长味，芋之最善者也”。这些蜀芋“皆可干蜡，又可藏至夏”。《益部方物略记》记载，唐宋时期“蜀芋有多种，鹯芋为最美……又有蛮芋，亦美。《蜀本草》记载，五代时期蜀芋有“青芋、紫芋、真芋、白芋、连禅芋”等品种，而“诸山南、江左惟有青、白、紫三芋而已”。除了蜀芋，蜀地种植的水稻种类数量和品质亦位居全国前列。《四时纂要》《陈敷农书》等农书记载，隋唐五代时期全国水稻种类有25种，四川盆地种植的就有粳稻、玉粒、香稻、红莲稻等10种，约占全国水稻种类的四分之一。其中，成都平原种植的青芋稻、累子稻、白汉稻“大而且长，米半寸”，闻名全国。盆地西部雅州荥经县所产水稻“精好，每一斗谷近得米一斗，炊之甚香滑，微似糯味” ，是唐代贡品。盆地东部夔州东屯所产稻米“为蜀第一” 。宋代成都平原所产红莲稻“米半有红粒，碓时红粒先白，其味甚香”。元代峨眉县“所产谷品甚繁，他处罕闻其名” 。

（四）农耕技术绿色高效

天府粮仓的核心农业区——成都平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同时，成都平原是一个先是因地壳运动而形成的内陆湖、而后岷江与沱江及其支流所携带的泥沙沉积而成的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略微倾斜的冲积扇平原，土壤类型以水稻土、紫色土和石灰土为主，不仅通透性强，而且富含腐殖质和氮、磷、钾等有机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为农作物轮作与增、间、套等复种农耕技术的实施创造了条件。上引《山海经》说成都平原“冬夏播琴”，说明成都平原至迟在西周中叶已经出现一年两熟的农耕制度；《华阳国志》说先秦时期四川盆地“园囿瓜果，四节代熟”，反映了农作物的轮作与复种农耕技术。唐代寓居蜀地的杜甫所作“细麦落轻花”“江畔细麦复纤纤”等农业诗，证明汉唐时期成都平原水旱轮作的普遍性。《宋史·地理志》说四川盆地“岁每三四收”，显然是说成都平原缘于农作物的轮作与间、增、套等复种技术而形成每年三收或四收，这在传统社会粗放经营生产模式下，无疑是高效增收的普遍做法。

成都平原及其周边丘陵山地通过轮作与增、间、套等复种农耕技术虽然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农作物总产量，但也容易消耗地力。为保持地力，历史时期，蜀民一方面总结避免消耗地力的生产经验用以指导生产实践。如南宋遂宁人王灼《糖霜谱》记载：“凡蔗最困地力，不可杂他种。而今年为蔗田者，明年改种五谷，以休地力。” 另一方面采取绿肥肥田、秸秆还田与追施农家肥等方法，形成绿色生态循环生产模式。绿肥肥田，是每年农历九月至十月种植抱足芍，待其成熟后收割，集中沤烂，用作底肥；秸秆还田的具体做法是将秸秆或蔬菜茎叶直接覆盖于农田表层，通过自然腐烂或深耕翻入土壤内加速腐烂，达到提高土壤肥力作用。追施农家肥，则是将人畜粪便、生活垃圾以及草木灰等混合制成农家肥，在播种农作物之前均匀撒入田地增加地力。这些有机肥料，在降低污染和保护耕地面积的前提下提高资源利用率，体现出历史时期蜀民朴素的农业生态思想。

（五）粮食产量持续稳定、保障供应能力强

历史时期，天府粮仓粮食产量不仅持续而稳定，并且在促进国家统一、稳固国家政权等方面也体现出保障能力强的特质。《华阳国志》记载，都江堰建成之后，成都平原“绵与雒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 ，相当于现在的亩产量390—580公斤左右，而汉代长江中下游区域的水稻亩产量“不过四十石” ，即亩产量相当于今天400公斤左右。此外，蜀芋产量也较高，《齐民要术》说蜀地特有的品种“百果芋”亩产量高达“百斛”，相当于现在1100公斤左右。天府粮仓持续稳定的粮食生产能力成为促进国家统一和稳固国家政权的重要助推力。宋代郭允蹈《蜀鉴》记载：“秦于是灭六国而一天下，岂偶然哉？由得蜀故也……汉高帝用之（指蜀地）以取三秦。”此后，每当国家大一统政权因天灾人祸出现饥荒动摇国家根基等问题时，成都平原总是成为赈灾消灾或稳固国家政权的首选之地。如《汉书·高祖纪》记载，高祖二年（前205）六月，关中出现饥荒，汉高祖刘邦命令饥民“就食蜀汉”。唐代建立伊始，高祖李渊下令百姓“就食剑南诸郡”。贞观二十二年（648），再次“运米至京师” 。陈子昂认为“蜀为西南一都会，国之宝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 。杜甫亦认为，“蜀地膏腴，物产丰富，足以供王命”。宋代，四川盆地农业发展水平虽然比不上全国农业最发达的两浙地区，但成都平原却是全国著名的粮食生产基地，出现了仓库充溢“五谷丰稔”的现象。元明清时期，成都平原依然是闻名全国的富庶粮仓。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四川盆地作为抗战大后方的核心区域，为国家输送的粮食约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为抗战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

结语

整体来看，天府粮仓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历代政府立足国家发展战略，统筹利用蜀地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并不断适时调整开发措施的结果。天府粮仓地处黄河与长江两大文明的交汇处，同时也是青藏高原游牧文明与长江中下游平原文明的交融地带，呈现出独特的农耕亚文化气质。天府粮仓，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演进的重要助推力，可谓中华文明最亮丽的风景线与符号载体之一。今天我们讨论天府粮仓，希冀通过其内涵和特质的阐释，让天府粮仓过去与现代产生良好对话，以便从中抽绎出能够服务于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历史智源，从而为担负“国家战略腹地”这一历史使命书写农业发展的新篇章。

(本文原载）

本文内容系原创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天府粮仓”专刊）

作者：李　钊（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潘宗伶（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方志四川部分图片、音视频来自互联网，仅为传播更多信息。文章所含图片、音视频版权归原作者或媒体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