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我是在省城新华书店里看见那张照片的。
《共和国功臣》画册，硬壳封面，烫金大字，摆在新书推荐最显眼的地方。
我本来只想翻翻，翻到第37页，手就僵住了。
照片上一个穿军装的年轻女人，站在一位白发老人身边，两条腿站得笔直，笑得眉眼弯弯。
我盯着那张脸看了足足有一分多钟，大脑一片空白。
她化成灰我都认得。
那是丁孝琳。
我守了四年山的瘸腿搭挡，那个我用返城名额送走的姑娘。
照片下面印着一行字：丁孝琳同志，核物理研究所技术骨干，丁德厚教授之女。
我的茶杯从手里滑落，砸在水泥地上，碎了。
那是1977年的事。73年的时候，我刚到红旗岭林场。
01
1973年春天，我二十一岁，从北京被下放到红旗岭林场。
火车坐了一天一夜，又换汽车颠了六个小时，再走二十多里山路。
到地方的时候，太阳快落山了，我两条腿像灌了铅，背上六十斤的行李，硬是走完最后一道坡。
红旗岭林场比我想象中还要荒凉。三排土坯房，一间伙房，一个马厩，背靠着黑压压的林子。山风从谷底灌上来，吹得我耳朵根子疼。
老场长林长青出来接我。他五十多岁，脸黑得像树皮，话不多，接过我的行李就往里走。我跟在后面进了院门，正看见一个姑娘蹲在柴堆边劈柴。
斧头高高抡起，落下去，“咔嚓”一声，碗口粗的木柴从中间裂成两半。
那姑娘动作又狠又利索，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褂子，袖子撸到手肘，露出细细的一截手腕。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到现在还记得，黑是黑，亮是亮，像山泉水，清得发寒，没有一点儿热乎气。
“赵英悟，北京来的。”老场长指了指我，“以后跟丁孝琳搭伙，负责北坡巡山。”
姑娘没应声，低头接着劈柴，斧头落地的声音在院子里一下一下回响。
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下放之前我妈哭着说，到了地方嘴甜点，好歹混个好人缘。我嘴还没张呢，人家先让我碰了个软钉子。
晚饭是老场长做的。
白菜炖土豆，窝头，一碟子咸菜疙瘩。
屋里除了老场长、我和那个叫丁孝琳的姑娘，再没别人。
她端着碗蹲在门槛上，背对着我们，不紧不慢地吃。
咬了一口窝头，粗得拉嗓子，我硬着头皮咽下去。老场长递过来一碗热水：“慢慢就习惯了。”
我问他：“场里就咱们三个人？”
“嗯。冬天人还多点。春天伐木队出去了，留下来就看林子。”
“那她……”我朝门槛努了努嘴，“一直住这儿？”
“住了两年了。”老场长喝了口酒，像是想起什么，“这丫头，可怜。孤儿，没地方去，上面安排下来的。”
我朝门槛上又看了一眼。
丁孝琳已经把碗放下，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往院子对面那间屋走。
夜色里她的身影显得又单薄又孤硬，右腿明显有毛病，每走一步，身子就往左边歪一下。
山风从门缝里挤进来，吹得墙上的煤油灯焰鬼火似的乱晃。我打了个寒颤。红旗岭这个名字听起来大，真到了跟前，才知道什么叫荒。
老场长喝完最后一口酒，搁下碗，说了一句我到现在都记得的话：“她不容易，你别瞎打听。”
我没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也没料到，日后我会用四年的时光，去琢磨这几个字的分量。
那晚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窗外林海在夜风里呼啦啦地响，像什么巨大的野兽在喘气。
我翻了个身，看见对面屋的灯还亮着，昏黄的一小团光，在黑洞洞的山影里，像一只不肯闭上的眼睛。
02
跟丁孝琳搭伙巡山，头三天，她说的话加起来不到十句。
“走。”
“这边。”
“别踩。”
早晨天刚亮就上山，背着水壶和干粮，一路走，一路查看有没有火情隐患，有没有盗伐的痕迹。
北坡林子密，遮天蔽日的落叶松和桦树，阳光漏下来碎成一地光斑。
她在前面走得很快，右腿虽然瘸，但步幅很大，我一个大男人在后面竟然追得直喘。
第三天中午，我们坐在一棵倒木上吃干粮。我啃着硬邦邦的苞米面饼子，想说点什么打破沉默：“你在这儿待了多久了？”
她抬眼看了我一下，没接话。
我又问：“你以前是哪儿的人？”
她嚼着饼子的动作顿了一下，像是在想怎么回答。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没哪儿的人。”
这种回答法，就是把路给你堵死了。我气得想笑，干脆也不问了。闷头把手里的饼子啃完，一抬头看见她正盯着我的手腕看。
“你这表，是上海牌的。”她说。
“我爸给我的。”
她没再问，把那口饼子咽下去，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草屑：“走。”
我注意到她手腕上也戴着一块表，旧表，表带磨得发白，表盘上有几道细纹。
她撸袖子的时候，我瞥见表盘背面好像刻着一个什么字，没来得及看清。
但那个字的形状，恍惚像一个“丁”字。
我心里动了一下，想找机会再看一眼。但她全程都戴着那表，袖子放得严严实实，像怕被人看到似的。
后面几天我多留了个心眼。
发现她有个习惯，巡山的时候总会绕一小段路，经过北坡靠近崖壁的一座旧仓库。
那仓库门板都快烂透了，窗户用木板钉得死死的，显然荒废了好几年。
但每次经过，她都会放慢脚步，看上几秒钟，再继续往前走。
我一开始没放在心上。后来次数多了，忍不住问她：“那仓库里有什么？”
她说：“不知道。”
“那你老看它干什么？”
她沉默着走了一段路，才说：“习惯了。”
这个回答还不如不回答。我越发觉得这姑娘身上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劲儿，像一只受了伤的野兽，躲在角落里，你走近一步，她就往里缩一分。
四月底，林场来了一个陌生人。
王耀华，县里林业局派下来的见习管理员，二十五六岁，穿一件笔挺的蓝布中山装，皮鞋擦得锃亮，跟我们这一身灰扑扑的旧衣服一比，格外扎眼。
老场长把他安排在东边那间空屋住。
他倒是热情，第一天晚上就在伙房里跟大家伙拉话，问这问那。
当他听说丁孝琳是孤儿常年守在山里时，啧了一声：“那可够苦的，以后有什么困难直接跟我说。”
丁孝琳没理他，端着碗又蹲到门槛上吃。王耀华脸上有点挂不住，干笑一声：“这姑娘，脾气还挺大。”
我岔开话头，问他县里有什么新闻。
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通，无非是谁家儿子当兵了，哪个厂子又进了批新机器之类的。
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眼角余光瞥见丁孝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吃完了，正站在院子里，背对着煤油灯的光，一瘸一拐地往自己屋里走。
那只戴表的手，和夜色融在一起，看不真切。
当晚起夜撒尿，我路过她窗前，听见里面有翻纸页的声音，细碎而反复。那声音在深夜里格外清楚，像什么人一遍一遍地在翻一本什么东西。
我愣了愣，走到院子里叼了一根旱烟点上。
风从山上吹下来，裹着松脂和泥土混在一起的味道。
我蹲在墙角，看着那扇透出昏黄的窗——她屋里的灯，还亮着。
03
王耀华这人，嘴甜，手脚勤快，但就是有一个毛病，爱打听。
他来了没几天，就把林场的底细摸了个清楚：以前这儿住着七八个工人，后来林子封了采伐任务，走了一大半，就剩老场长和丁孝琳留下来看守。
去年又来了几个知青，但都嫌苦，没待多久就想办法调走了。
我算是撑得最久的一个。
五月中旬，山上的雪化尽了，林子一天比一天绿。
我和丁孝琳的巡山路线也越走越熟，哪片坡容易有山火隐患，哪条沟下雨后容易塌方，我心里都有了数。
她的脾气我也摸出一些来，话还是少，但对我不像起初那么冷了。
偶尔走累了坐下来歇脚，她会指着路边一把草跟我说：“这是柴胡，煮水喝，治感冒。”或者指着一棵树说：“这是水曲柳，好料子，别的地方见不着。”
有一回，我忍不住问她：“你这些本事哪儿学的？”
她说：“山里待久了，自然就知道了。”
“你以前住在哪儿？”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然后她说：“一个比这更远的地方。”
那天傍晚收工回场，王耀华正坐在院子里，手里拿着一封信。
看见我们回来，站起来，带着一副热心肠的样子：“孝琳，县里邮递员捎来一封信，说是给你的。”
丁孝琳的脚步明显顿了一下。
王耀华把信递过去。她接过来，也没急着看，顺手塞进兜里，径直往自己屋走。王耀华在后面补了一句：“字写得挺好看的，你家里还有人？”
丁孝琳站住了。她背对着我们，两只手垂在身侧，身子绷得像一条拉满的弓弦。过了好几秒钟，她才说：“没有。”
然后推门进了屋，门板在她身后“啪”地关上。
王耀华被我白了一眼，讪讪地笑了笑：“我就随便问问……”
我没理他，心里却翻了个个儿。她的信，谁寄来的？她不是说自己是孤儿吗？
那天晚上我起夜撒尿，一推门看见院子里站着一个人影。
“谁？”我下意识喊了一声。
那人影转过身，是丁孝琳。
她没穿外衣，只穿着一件单薄的秋衣，站在月光下，手里攥着什么东西。
我走近一看，是一封信，已经被她揉得皱巴巴的。
“你睡不着？”我问。
她没答话，把信塞进衣服口袋里，看了我一眼，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过了好半天，她声音闷闷地说：“仓库那边，明天得去看看，开春后墙根渗了水。”
我说：“行。”
她也没再说话，转身往里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背对着我说了一句：“那封信，是以前一个亲戚寄来的。早就没什么联系了。”
我没追问。
但她转过身的那个瞬间，我分明看见她眼角有亮晶晶的东西。
她进了屋，灯亮了，又灭了。
我蹲在院子里抽了半包烟，心里乱糟糟的。
这姑娘身上到处都是谜，可偏偏她每揭开一角，底下露出来的不是谜底，而是另一层更深的谜。
第二天一早，我去仓库那边查看墙根。
仓库的门锁早就锈死了，但门缝很宽，我用手指头拨开一条缝，往里瞅了一眼。
里面黑黢黢的，堆着几口大木箱，箱子上头蒙着厚厚一层灰。
除了木箱子，还有一些铁架子，架子上模模糊糊放着什么东西，看不太清。
我还想多看一眼，身后传来脚步声。我赶紧直起身，回头一看，是丁孝琳。她手里提着一把柴刀，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有什么好看的？”她问。
“我看墙根渗水没有……”我有点心虚。
她没戳穿我，走到仓库门口，从兜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那把锈死的挂锁，推开门走了进去。
我站在门口，没敢跟进去。
她在里面待了一会儿，出来的时候，眉头稍稍舒展了一些，手里多了一件东西，包在布里，鼓鼓囊囊的。
她没解释那是什么，我也没问。她进了自己屋，关上门。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带我去仓库那边巡过山。
04
秋天是我和丁孝琳最难熬的季节。
红旗岭的秋天干燥风大，林子里落叶垫了厚厚一层。
防火是重中之重，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巡山，直到天黑透了才返场。
我们背着水壶和干粮，踩着咔嚓作响的落叶，在连绵的山脊上走，一走就是一整天。
那段日子，我跟她的话反而多了起来。
累到极点的时候，什么人都不设防了，什么话都能说了。
我给她讲北京城里的事，讲我小时候爬城墙掏鸽子窝，被巡夜的逮住拎着耳朵送回家；讲我父亲在机械厂工作，天天一身机油味，脾气倔得像头牛。
她听着，偶尔嘴角弯一下，算是笑了。我问她喜欢听什么，她说：“你说什么我都爱听，我没去过那些地方。”
“那你以前住在哪儿？”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小时候在一个大院子里长大，后来就到处走。”
“你爸——”
她打断我：“没有爸。”
那两个字又硬又快，像一块石头砸在地上。我没敢再问。但心里那团疑云越来越重。
那场山火，是十一月初的事。
那天下午起了大风，我正和丁孝琳在北坡山脊上巡着，忽然闻到一股焦糊味。
我们同时停下脚步，往味道飘来的方向看。
南坡半山腰，一缕灰色的烟，从林子里袅袅升起。
“着了。”丁孝琳的脸一下子白了。
我们拼命往冒烟的方向跑。
火不是很大，应该是雷击引着的枯木，但风太大，火借风势，呼呼地蔓延。
我们冲上去扑打火苗，拿铁锹铲土盖，拿枝丫抽。
烟熏得眼睛睁不开，喉咙里全是苦味。
那火不断蹿高，好几次热浪扑面而来，烤得脸上生疼。
“撤！往风头那边撤！”丁孝琳拖着嗓子喊。
我扭头跟她往侧边跑。
刚跑出十几步，身后“咔嚓”一声巨响，一棵被火烧断了根的老树兜头盖脸地砸下来。
我下意识要躲，脚底下一滑，整个人摔在地上。
那树倒下来的时候，一道黑影扑在我身上，把我往外撞开。
“咚！”那棵树重重地砸在旁边，碎木屑飞了我一脸。
我扭头一看，丁孝琳整个人倒在地上，脸色煞白，右腿被飞溅的树干磕到，裤子撕开一道口子，血渗了出来。
“你——”我赶紧爬起来去扶她。
她咬着牙推我：“别管我！火还没灭！”
我哪还顾得上火。
她那条腿旧伤本来就没好利索，这一砸，整条腿都开始发抖。
她不让我碰她，自己扶着地站起来，走了两步，膝盖一弯，差点栽下去。
我一弯腰把她背了起来，沿着来时的小路往回走。她在背上挣扎：“你放下！赵英悟，你放下我！”
“不能放。”
“放我下来！火——”
“我看不见什么火！你得先回场里上药！”
她趴在我后背上，挣扎了两下，忽然就不动了。
我听见她的呼吸，粗重而急促，带着一种比旧伤更深的疼。
我走了大约一里地，背上传来压抑的声音，很低，很低，像一只小动物被踩住了尾巴。
她哭了，这是我来红旗岭这么久，第一次看见她哭。
“赵英悟，”她伏在我肩头，声音像从水里捞出来，气若游丝，“你是第一个对我这么好的人。”
回到场里，老场长连夜去打来热水，我把她的裤腿剪开，给她清洗伤口敷药。
那道口子皮肉翻卷，伤在旧患处，肿得老高。
丁孝琳全程咬着嘴唇，没再哼一声。
药上完，她要回自己屋。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她扶着墙一瘸一拐的背影，忽然想起那天夜里她在仓库门口的影子，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丁孝琳，”我喊住她，“你到底是谁？”
她停了脚步，没有回头。
过了很久，久到山风把这句话都吹散了，她才说：“等能告诉你的时候，我一定第一个告诉你。”
门，在我们中间关上了。
05
1977年的冬天，来得比哪年都早。
十一月初下了第一场雪，紧接着又一场大雪，把整个红旗岭封了个严严实实。
林场进入了漫长的猫冬期，伐木队也撤了，大部分工人下山去过冬，只留下我们几个看场的。
我和丁孝琳守着偌大一个空场子，每天劈柴、喂马、围着火盆烤火，偶尔说几句话，更多的时候是沉默。
那些日子，她脸上的线条越来越柔和了，偶尔我讲个笑话，她会轻轻笑一下。
可是我心里清楚，有什么东西在我们的沉默里慢慢清晰起来，又渐渐模糊下去。
像是眼前的山峦，冬日里看一眼清清楚楚，再定睛时，又蒙上了一层雪雾。
十二月初，老场长从县城开会回来，一脸凝重。他把我叫到跟前，递过一份文件：“返城名额下来了。”
我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接过那份文件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又一遍——每个林场一个名额，可以申请返城。
条件是本人在林场连续工作满四年以上，政治面貌清白，经林场审核通过后报到县里审批。
“满四年……我满了。”我心跳得厉害。
“你够了。我明天就把你材料报上去。”老场长顿了顿，“不过……”
“什么？”
“名额只有一个。你走了，孝琳就没机会了。她的档案……”老场长说到这里，喝了一口酒，接过话头，声音压得又低又涩，“她的档案有点特殊。必须走这条通道，才能合法回城。”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她不是孤儿吗？回什么城？”
“你别问了。”老场长把空碗往桌上一搁，“名额就一个，你自己想清楚。”
那一个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回北京，这三个字在这个冬天比任何火盆都暖和，我想我妈，想我爸，想家里的热汤热饭，想那间住了十几年的筒子楼。
我想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老场长。他正蹲在院子里劈柴，看见我过来，抬头看了我一眼。“想好了？”
“嗯。”
“报谁？”
我说：“丁孝琳。”
老场长手里的斧头顿了一下，半晌没有说话。
他点了一根烟，抽了半根，才开口：“你可想好了。名额就这一个，让给她，你就得等下一批。下一批什么时候下来，没准儿。”
“我想好了。”
老场长看着我，长长地叹了口气。
他蹒跚着走进屋，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手里捏着一份写好了的申请表。
上面那三个字，是我昨天夜里一笔一画写上去的。
下午，我把申请表递给丁孝琳时，她愣住了。
“这是什么？”
“返城的申请表。我填了你的名字。”
她看着我，嘴唇一点一点地泛白：“你说什么？”
“你比我更需要离开这里。”我把那张纸塞进她手里，“你的腿，在山里待久了治不好。回去看看医生，好好找人看看。”
她低头看着那张申请表，手指开始发抖。抖得很厉害，像攥着一块烧红的烙铁。她张了张嘴，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你呢？”
“我明年再等。”
她把纸猛地拍在我胸口，声音嘶哑：“你疯了，赵英悟。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
“我知道。”我没让她说完，“你走吧。”
她眼里的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那个陪我守了四年山、连话都不肯多说半句的姑娘，站在这间昏暗的土坯房里，哭得像个孩子。
我别过头去，没让自己心软。她又握了握我的手，那力气很大，像是要把什么东西，隔着皮肤和骨血，烙印在我的骨头里。
“赵英悟，”她说，“我不会忘记你。”
第二天一早，县里的吉普车来了。
丁孝琳没带多少东西，一个旧帆布包，装着她洗得发白的衣服。
她走到车子前，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站在场部门口，远远地朝她挥了挥手。
她也挥了挥手，然后弯下腰，从包里拿出一个布包，快步走回来，塞进我手里。
“这里的一切，替我保密。”
说完转身钻进吉普车，再没回头。
我看着那辆车在雪地里越走越远，直到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白茫茫的山路尽头。
风刮在脸上，割得生疼。
我攥着手里的布包，低头看了一眼，里面是一件打满补丁的灰布褂子，和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条。
纸条上只有八个字：这里的一切，替我保密。
我字迹端正，一笔一划，像是写遗言。
我把布包收进怀里，没有告诉任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