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拖拉机在积雪里颠了四个小时，总算看见了农场的灯光。
推开门，热气扑脸。
饺子端上桌，四个媳妇齐刷刷站起来，脸上挂着笑。
塔季扬娜接过我手里的包，轻声说了句：“回来了就好。”那一刻，我差点以为这个家还是我的。
第二天清早，我跟着塔季扬娜走进那片白桦林。
她没说去哪儿，我也没问。
林子里静得出奇，只有雪从枝头簌簌落下来。
木屋的门裂了一条缝，一股药味从里头飘出来，混着一种很老很熟悉的气息。
我探头进去。
炕上躺着一个人，瘦得脱了形，裤管从膝盖以下是空的。
他转过头来，看见我，笑了。
他说：“建国，你来了。”我往后退了一步，又一步。
然后我听见自己的膝盖砸进雪里的声响。
01
1998年春天，我二十三岁。
工厂倒闭那天，我在门口站了一下午。
车间里那些机器还在，但人都散了。
我摸了摸口袋，里面是最后一个月工资，三百七十六块。
后来厂里给每人发了台缝纫机当补偿，我背回家，我妈看了半晌，没说话。
那阵子东北下岗的人多得像雪片子，一抓一大把。
冯国源来找我那天，我刚把缝纫机卖给收破烂的，换了八十块钱。他蹲在我家门口抽了半包烟，站起来说：“建国，咱走吧，去老毛子那儿。”
我问他，去那儿干啥？
他说：“种地。听说那边的地便宜得很，一大片一大片白送。”
我愣了一会儿，想着我妈，想着这座小城里灰扑扑的天。
第二天我去把家里的房子押了，又找亲戚东拼西凑，弄了八万块钱。
冯国源也差不多，把他爹留下来的一套老式家具卖了，凑了六万。
俩人把十四万块钱捆在贴身的内裤里头，坐上了去满洲里的火车。
火车开出去一百多公里，冯国源才跟我说实话：“建国，咱去那边，别的都不干，就买地。”
我没说话，看着车窗外的田野一片一片滑过去。那些地，都是别人家的。
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妈追到村口，往我兜里塞了一双千层底棉鞋，说：“到了那边，替妈给国源他爹上炷香。”
我问她这话是啥意思，她没答话，转身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早些年冯国源他爹在黑龙江那边救过我妈一命。
那年冬天我妈去走亲戚，冰河上踩空了，是冯国源他爹把她从水里拖上来的。
命是人家给的，可这份情一直没还上。
冯国源不知道这茬子事，我也没提。
到了西伯利亚，俩人先租了一间快塌了的木屋，第二天就去镇上打听地的事。
那边的地确实便宜，但有一条规矩，外来户想买地，得先在这儿住满两年，还得有个当地人担保。
冯国源骂了一句：“这不是欺负人吗？”
我劝他，忍忍吧，来都来了。
那年春天，我俩在木屋后面的空地上开了一小片荒，种了些土豆和白菜。
地冻得硬邦邦，铁锹搂下去，震得手发麻。
我累得直不起腰，冯国源倒是乐呵呵的，一边干活一边哼东北小调。
入夏的时候，俩人花钱找了个当地老头做担保，买了第一块地，两百亩。
合同是找人翻译的，咱俩都看不懂，只知道自己按了手印。
回到木屋，冯国源从怀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
“这是我找那个老毛子帮着写的，咱哥俩的合伙协议。”他指着纸上的字，“地，我占五成一，你占四成九。为啥我多占一厘？因为地是我去谈的，你负责干。要是有一天地出了啥事，咱哥俩，这纸就是证据。”
我说：“你这不就摆明防我吗？”
他把纸叠好，塞进一个铁皮盒子里，又从兜里掏出一枚玉镯往盒里一丢。
那玉镯是他奶奶留给他的，说是传了好几辈的东西。
他跟我说：“要是我哪天出事了，你把这玉镯带回你妈那儿，算是替我还她老人家的情。”
我没接话，觉得他是在触霉头。
那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
九月初，白桦林就黄了一大片。
我站在地头上看着那些树叶子往下掉，心里头说不出来是个什么滋味。
冯国源在我旁边蹲着抽烟，忽然说：“建国，你后悔出来不？”
我说：“后悔啥？反正回去也没啥活路。”
他笑了，拍拍屁股站起来：“那就行，咱好好干。”然后他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咱俩在这儿干二十年，把地整成一个大农庄，然后把你妈接来，让她住最暖和的屋子，吃最白的面。行不？”
我说行。
那天夜里，西伯利亚的北风刮起来了。
窗户被吹得哗哗响，我躺在炕上听着风声，心里头却意外地踏实。
那会儿的我还不知道，这顿踏实，是往后二十多年里头最后的一顿。
02
那场暴风雪是第三天晚上来的。
头一天傍晚，冯国源说要出去看看牲口棚。
棚子里圈着几头牛，在木屋后头。
他披上那件旧军大衣，推门出去了。
风刮起来，门板“哐当”一声弹回来。
我站在门边愣了一会儿，转身去捅炉子。
那一晚，他没回来。
我第二天天一亮就出去找。
风小了些，但雪厚得没过了膝盖。
我沿着他平时走的路线，一路找到牲口棚，门开着，牛缩在角落里冻得哞哞叫。
他不在。
我继续往北走。
走了差不多半天，进了那片白桦林。
林子里雪更深，一脚踩下去到胯骨。
我一边走一边喊他的名字，嗓子都喊劈了，就听见风在树梢上呜呜地叫。
第三天，我在林子尽头的那个雪谷边上停下了。
雪谷下面是条沟，夏天的时候有条小溪。
那天我站在谷边上往下看，雪深得把沟底全填平了。
风从谷底往上灌，吹得我眯起眼睛。
就在那时候，我听见一声喊。
那声音很微弱，被风裹着，时断时续。像是在喊“建国”，又像是在喊“救命”。
我站在谷边上，没动。
那声音又从底下飘上来了。这次我听清了，是冯国源的声音。
我应该下去的。那是我结拜的兄弟，是我从小到大一起玩泥巴的发小。他分给我四成九的地，他把奶奶的玉镯都塞给了我。
我应该下去的。
但我没有。
我在那儿站了多长时间，自己也不知道。
只记得风停了，雪不下了，我听见自己喘气的声音，一起一伏。
那个声音还在喊，一声比一声虚弱。
我转过身，往回走了。
回去的路比来时更远。
我一步一步挪回木屋，在炉子边坐了一整夜。
第二天一早，我去镇上报了失踪，又雇了几个人一起去雪谷搜了一圈。
不出所料，什么都没找着。
雪把什么都盖了。
我在镇上待了三天。
回来的时候，我把院子里的几头牛卖了，又雇人立了一座坟。
坟里头埋的是他穿过的旧棉袄和一顶棉帽子。
我在坟前坐了一天，没哭。
我心里头清楚，我杀了人。不是动手杀的，是站着不动，看着人死的。
那年冬天，我办完了产权过户手续。
冯国源那份地，因为人失踪了，按当地规矩，就归了合伙人。
我把那份合伙协议从铁盒里拿出来，看了很久。
然后我把它放回铁盒，锁好了，藏在炕洞底下。
从那天起，我告诉自己：冯国源死了，死在那场暴风雪里。我林建国是这片地唯一的主人。他能干的事，我也能干。
那年冬天特别长。
我把自己锁在木屋里，白天铲雪、喂牛、修栅栏，晚上一个人在炉子边上喝酒。
喝多了就对着火苗发愣。
有时候我会忽然站起来，走出门去看那片白桦林。
林子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
我知道，那是他没死。但那又怎么样呢？他死了。我替他说。
来年开春，雪还没化尽，我娶了塔季扬娜。
03
是镇上一个人牵的线。他跟我说，塔季扬娜家穷，她爹是个老猎户，闺女在镇上给人帮工。你要是愿意，花点钱把婚礼办了，她就是你媳妇。
我看了塔季扬娜一眼，她低着头站在她爹身后，二十出头的年纪，长得高高的，眼睛是蓝的，很亮。
她爹一只眼睛有旧伤，白蒙蒙的，看人的时候歪着头。
我没多犹豫就点了头。我需要一个本地人，我需要她的身份来帮我站稳脚跟。
婚礼办得很简单，在镇上的小酒馆里喝了顿酒。她爹把我拽到一边，用半生不熟的俄语加比划跟我说：“好好待她。”
后来我才知道，她爹是冯国源当年的雇工。至于冯国源从狼嘴里救过塔季扬娜这件事，是更后来的事了。
塔季扬娜进门后，农场的日子慢慢好起来。
她是干惯了活的人，天不亮就起来挤牛奶，晚上收工回来还烧水做饭。
活干得利索，话不多。
我教她说普通话，她学了几天就会了，但平时还是说当地话，跟我说，就放慢语速。
第二年秋天，她生了个儿子。我给他起名大强，随我姓。
再后来，农场越做越大，光靠两个人不够使。
我又陆续娶了柳德米拉、娜塔莎和阿廖娜。
柳德米拉是镇上的会计，能帮我理账；娜塔莎泼辣，能镇得住场子；阿廖娜安静，会做饭洗衣服。
每个女人进门，都带来她自己的一份用处。
外人说我林建国福气好，四个媳妇都不吵不闹，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
我也这么觉得。
可我知道，她们心里各自都有各自的事。
柳德米拉进门第二年起，就开始管账。
她管账管得细，每一笔出入都记在本子上。
有次我无意中翻到她的本子，发现她在其中一页夹了一张薄薄的纸片，上头印着本地土地局的红章。
我没细看，但心里头过了个影。
那张纸，是我当年办理产权过户时用的授权书副本。
柳德米拉为什么留着它？我一直想不明白。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她从来就没信过我。
塔季扬娜也有个习惯。
每年秋收之后，她会独自去一趟北边的那片白桦林。
林子里荒无人烟，她一个人去，一个人回，满脸平和。
我问她去哪儿，她说：“去给没成形的孩子点盏灯。”
她说的是她刚进门那年怀过的一个孩子，没保住，流了。她信这个，我不好多问。
现在想来，那片白桦林的深处，有一间猎人小屋。
小屋的门关着，炕上躺着一个断了腿的人。
那些年，每年秋天她去看他，给他带些吃的、用的。
她说她去看的是死去的孩子，可实际上，她看的是个活着的人。
那些年，我总以为自己是农场唯一的天。殊不知，这栋屋里，每个人心底都长着一双眼睛，看着一个我不知道的方向。
04
我在这头过了二十来年，我妈那头，全靠妹妹一个人照应。
妹妹比我小五岁，嫁得不远，就在县城。
我妈的身体一直还行，七十多岁还能下地种菜。
我每年寄点钱回去，打电话问两句好，她总说“没事没事，你忙你的”。
前阵子妹妹打电话来，说妈脑溢血，已经送县医院了。
我挂了电话，在屋里坐了十分钟。四个媳妇都站在外间看着我。我谁也没看，直接去里屋收拾行李。
飞机落地的时候，天还没亮。妹妹在医院门口接我，一见面泪就下来了。她说：“哥，医生说可能就这俩月的事。”
我走进病房，我妈躺在病床上，人瘦了一大圈，胳膊上扎着针，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我在床边坐了一夜，她一直没醒。
到第三天下午，她忽然睁眼了。我连忙凑过去，她眼珠子转了两圈，看见了我，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话。
我俯下身，耳朵凑到她嘴边。她的气息很弱，断断续续的。我听见她说：“国源他……”
然后就没了声音。
我抬头看她，她眼睛还睁着，一只手攥着我的衣角。我喊护士，护士跑过来看了看，说人走了。
我站在病房里，看着我妈的脸，看着她那只抓着我的手指头慢慢松开。她最后想说的是“国源他怎么了”呢，还是“国源他还在”呢？我不知道。
料理完丧事，妹妹把我拉到一旁，递给我一个布包。她说：“这是妈床头枕头里藏着的。”
我解开布包，里面是一本旧账本。
我翻开第一页，愣住了。
账本上密密麻麻记着一笔笔汇款，从二十年前开始，每年秋后一次，多的时候两三千块，少的时候也有千八百块。
收款人的名字，写的是同一个：吕蕊。
汇款地：西伯利亚。
我妹妹问我：“哥，这吕蕊是谁？”
我摇了摇头。我自己也想知道。
我捏着那本账本，忽然想起我妈最后的遗言。她喊的是“国源他”，她说不下去了。她和冯国源之间，到底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
那个叫吕蕊的人，每年都收我妈的钱。这笔钱用来干什么？是谁接收的？
我满脑子乱麻，在县城住了三天，把妈的后事办完，然后订了回伊尔库茨克的机票。
临走前，妹妹送我到高铁站，迟疑了一下，说：“哥，你回去之后，仔细问问你那些媳妇。”
我问她什么意思。
她说：“妈这些年，每个月都要去镇上的邮政所一趟。一开始我以为她是给我爸汇款，可我爸走那会儿，哪有什么汇款……后来我无意中看见她寄的是国际汇款。地址我抄过一个。”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塞到我手里。
上面写着一行字，正是我农场的地址。
我盯着那行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妈这些年，往我家寄了不知多少钱。可这些年，那些钱像石沉大海一样，从来没有一封回信。
那她寄给谁？寄到哪儿去了？
飞机起飞的时候，窗外的大地慢慢变小，变成一片灰黄的颜色。我靠着椅背，闭上眼睛，脑海里翻来覆去就是我妈那半句话：“国源他……”
还有那个名字：吕蕊。
05
飞机落地的时候，西伯利亚的冷风一下子灌进领子里，我打了个哆嗦。
回农场的路要四个小时。
我雇了一辆拖拉机，一路颠簸着往回赶。
远远看见农场的木屋时，天色已经暗了。
屋里的灯亮着，烟囱冒着烟，空气里有柴火味和肉汤味。
我站在农场门口，愣了好一会儿。
我走的时候，农场的大门口是一扇木栅栏，风吹日晒快烂了。
现在换成了铁艺门，门柱上还挂了一盏灯。
院子里的牛棚也扩了，原来只有一间，现在是三间并排。
正屋旁边还新盖了两间厢房，一间窗户上挂着红窗帘，另一间白窗帘。
这不像我的农场了。
我推开门，屋里热气扑面。桌上摆着饺子，热气腾腾的。塔季扬娜从厨房里探出头，看见我，擦了擦手走上来，接过我手里的包。
“回来了。”她说。
我张了张嘴，没应上话来。
柳德米拉坐在桌边，手里拿着笔，微微冲我点了下头。
娜塔莎从里屋出来，声音响亮：“咋才到？饺子都凉两回了。”她一边说一边往桌上摆碗筷。
阿廖娜站在她们后头，没说话，只对我笑了笑，转身去厨房端汤。
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冒出个念头：好像我一个人出去几天，回了家一样。
可我又觉得，哪儿不对劲。她们太整齐了。四个媳妇，齐刷刷地站在那儿，好像提前排练过一样。她们都已经知道了我要回来。这是定好的事。
但我还是被那顿饭打动了。
饺子是酸菜猪肉馅的，咬一口满嘴汁。
我已经好多年没吃上这一口了。
我夹起一个饺子，蘸了点醋，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我说：“我妈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