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印刷西行”与沪滇联系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出版中心，在战火中遭受严重冲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大型出版机构原本集聚于上海，拥有编辑、印刷、发行和教育出版的完整体系。淞沪战事爆发后，这一体系被迫拆分、转移，并在西南重新寻找立足之地，出版机构、印刷设备、造纸机器、技术人员与新闻从业者沿着交通线向西南流动，大量印刷设备、出版机构与技术人员自上海进入云南，云南由此成为战时出版网络重新组织的重要空间，昆明逐渐成为战时中国重要的新闻与文化生产空间。而若把视线拉长，自近代以来两地之间的诸多战前联系，为“印刷西行”奠定了基础。

战前通道：云南印刷业的兴起

近代以来，伴随机器印刷业的发展，上海逐渐成为中国重要的出版与印刷中心。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在此集聚，石印、铅印、胶印、照相制版等技术不断推广，覆盖全国的发行体系也逐步形成。上海由此持续向各地输出设备、技术、出版物与从业人员。早在清末民初，云南近代印刷业的兴起，便已同以上海为中心的印刷与出版网络发生联系。印刷机、铅字、铜模、制版设备以及相关技术人员的流动，使上海成为云南接触现代印刷工业的重要窗口，也为抗战时期出版力量的大规模西迁奠定了基础。

云南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全国印刷体系的边缘。战前昆明虽已有若干印刷馆，但多数仍采用石印方式，并依赖人工手摇机器。真正拥有较完整铅印设备者，只有云南官印局、开智印刷公司、崇文印书馆等少数几家。这些机构可以承担部分公文、商标、广告、招贴、书籍和报刊的印制任务，尚不足以支撑高频率、持续性、制度化运转的现代新闻出版体系。史料显示，抗战前云南“精良印品，学校所用课本图书”多仰赖港沪供给。上海向云南输送的既有图书与印品，也有机器、材料和技术，持续参与云南印刷业的现代化过程。

机器最先打开了沪滇之间的技术通道。云南官印局在1931年前后由港沪增购新机，得以扩充规模；1936年，又因代印新滇币的需要，派人赴上海谦信洋行购回德国造四开胶印机。腾冲、蒙自等地印刷业的发展，也与上海有直接关联。蒙自曹文渊曾游历南京、上海等地，购回石印设备，创办六艺林书局，并经销来自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机构的出版物。腾冲印刷业者则从上海购入铅字，或将锌版送往上海制作。上海的出版印刷资源由此经由设备、器材与出版物流通，延伸到西南边地。

技术真正落地，离不开人的迁移与训练。约1905年，云南两级师范学堂化学教习周寅生在上海掌握石印技术，返滇后在学堂内建立工艺科印刷室，印刷教材讲义。其后，祁咏春随之熟习石印技术，又在云南都督府印刷室、云南官书局等处从事石印，并协助筹办设备、传授技术。1915年，祁咏春赴上海学习铜版制版技术，两年后返滇，购回简易照相机和玻璃网屏，开始在云南手工制作铜版及珂罗版。1922年，云南官印局又选派王镇屏、苏兆中、缪以庄、谭理等人赴上海商务印书馆学习凸版照相制版及印刷技术。此后，昆明逐渐建立起照相制版间，开始采用照相技术制作套色铜版，印刷彩色产品。

上海也是云南印刷知识、行业规范和技术训练的重要来源。云南印刷业的若干关键技术环节——石印、胶印、铜锌版、照相制版、打纸型浇铅版等——都与上海存在直接或间接联系。1935年前后，云南官印局为适应《云南日报》印刷需要，聘请上海技师高其兰来昆，并购进德国浇版机，开始使用排铅活字版、打纸型、浇铅版技术。1936年购入胶印机后，又聘请上海胶印技师薛礼康来昆带班。虽然由于纸张、制版配套不足等条件限制，相关技术一度未能充分发挥，但这恰恰说明，现代印刷技术的移植并非简单的机器输入，而必须依赖设备、工序、材料和人员训练之间的整体配合。

这些战前联系，为抗战时期上海出版力量西迁奠定了基础。随着印刷设备和技术逐渐落地，云南当地社会开始具备相对稳定地复制文字、生产报刊、印制教材和组织知识传播的能力。云南近代印刷业的发展，正是在这种跨区域流动中逐步展开的。它改变了地方社会生产、保存和传播知识的方式，也使云南逐步从外来书报和印品的接受地，转向具有一定生产能力的地方信息节点。抗战爆发后，上海出版机构、设备和技术人员的大规模西迁，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展开的。

战时西迁：上海出版体系在昆明的延伸

大中印刷厂显示了上海出版体系进入昆明的具体路径。档案显示，大中印刷厂创办于1938年，厂址位于昆明南天台。其《商业创设登记呈请书》中特别注明：“本厂机器生财系借自中华书局者。”资方名册中出现陆费逵、王瑾士、周开甲、刘英明等人，其中陆费逵正是中华书局创办人和核心经营者。另一份云南图审处调查表还显示，刘英明曾在上海市中华书局印刷厂服务。由此可见，大中印刷厂带有鲜明的中华书局背景，是上海中华书局印刷体系在昆明的延伸。

战时昆明印刷业的扩展，并不止于大中印刷厂一例。随着沿海与长江中下游相继沦陷，一部分印刷企业和报馆印刷力量开始向大后方移动。这些机构把印刷设备、制版能力、工艺经验和技术人员带入昆明。

中华书局在云南的布局，凸显了战时昆明的枢纽作用。1939年春，中华书局在昆明设立西南办事处，派郭农山为主任，并前后购进卡车十七辆，由港、沪经缅甸等地运进大量教科书及文具，供应西南及西北各分局。这一细节表明昆明并非只是中华书局向西南输送图书的终点，而是连接港沪、滇越、滇缅以及西南、西北市场的中转枢纽。上海出版体系在战时的延续，既依赖编辑与印刷能力，也依赖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网络。

对云南而言，大中印刷厂等机构的进入，改变了本地新闻出版的生产条件。上海出版力量进入昆明后，云南一方面接收从上海、香港运来的图书和文具，另一方面也开始在本地完成报刊、教材和其他印刷品的生产。昆明由战时文化物资的接受地，逐渐转为参与生产和再分配的媒介节点。

纸荒之下：文化生产资源的战时重组

纸张短缺，使战时文化生产的底层条件浮出水面。抗战前，云南用纸长期依赖外来输入。无论是报馆、书局、学校还是机关，其所需纸张多经由港沪输入。战时滇越铁路停运、国际交通受阻之后，纸张来源日趋困难。1940年《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关于云丰造纸厂招股书附预算书》中便明确指出：“滇省用纸向多仰给国外，抗战之际交通时受阻碍，非但价过高昂且惧来源断绝。”文件继而指出，倘若纸张来源断绝，对文化及各项事业的影响将十分深重。可见，在战争环境下，纸张已成为教育、新闻与文化传播得以持续的重要基础物资。

云丰造纸厂的筹设，回应了这一现实危机。据相关记载，原先筹办者曾计划利用嘉兴民丰纸厂预定存放于德国汉堡及香港的造纸设备来滇建厂，但因欧洲战事爆发，德制机器无法运抵云南，原有计划被迫中止。若重新向英美订购新机，不仅需款巨大，而且运输周期长，风险极高。筹办者遂转向上海，寻找能够转运入滇的设备资源。

上海造纸设备由此进入云南。根据云丰造纸厂筹办档案，淞沪战事初起，上海闸北的上海造纸厂将一批重三十吨的小型造纸机械拆卸寄存公共租界。筹办方与该厂商议受让设备，完成修配装箱，拟经仰光循滇缅公路汽车运入云南。后受1942年缅甸战事影响，运输计划受挫，机器未能全部抵达。

战争推动出版机构和印刷设备向西南转移，也使原本集中于上海等沿海地区的工业资源，沿着新的交通线路进入云南。上海部分工业生产能力，正是通过这种拆卸、运输与重新组装，在西南获得了新的存在形式。

设备入滇之后，还必须适应云南的地方条件。档案显示，仅最小规格的磨木机及配套设备，便需耗资六十万元，且耗电量巨大，“非石龙坝水电厂日前所能供给”。在这种条件下，工厂只能因地制宜，改以麦秆、稻草、废纸、废棉、破布等本地材料作为主要原料，并视情况加入木料制造化学木浆，以弥补原料不足。甚至在产品标准上，也明显体现出战时环境下的务实取向：“纸张纸质但期合用，色泽不求洁白。”

1941年，云丰造纸厂正式开工，产品包括白报纸、灰报纸、打字纸、牛皮纸、书面纸等，逐渐成为昆明各报纸用纸的重要来源。1944年湘桂战事紧张，外来纸张供给进一步中断，该厂生产的打字纸与新闻纸销路“突然畅通”，销售范围拓展至腾冲、大理、曲靖以及邻省贵州等地。战后（1947年）工厂查询报告记载，云丰产品 “除以半数供给各报社外，其余供应市面需要”。

然而，这种在地化仍带有鲜明的战时应急性质。抗战时期的“印刷西行”，发生在战争危机和文化存续的特殊情境中。无论印刷还是造纸，其发展都受到工业基础薄弱、设备有限、原料短缺和资金不足等问题制约。如，云丰造纸厂主要依赖旧机修配与辅助原料生产，产量和设备能力有限。

（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原标题：《抗战时期的“印刷西行”与沪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