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一场看似突然的经济“冰河期”，曾让全球最强经济体之一停滞30年，也让整整几代人失去就业机会。
时间回到20世纪80年代末。那是全球化加速、企业在世界各地过度扩张的年代，日本看起来几乎势不可挡。
这个拥有1.22亿人口的科技与创新强国，股市持续上扬，银行跻身全球最大金融机构之列，房地产市场也炙手可热。
真正开始脱缰的，则是日本的房地产业。
在最狂热时期，日本房地产市场总值据估计相当于全美房地产总值的4倍。东京皇居用地的价值，据称超过加州全部房地产。
然而，随着这个十年走到尽头，泡沫在一天之内轰然破裂。
一些家庭在1989年花相当于150万澳元买下普通郊区住宅，之后只能看着房屋价值缩水80%。
日本在重大崩盘后经历了34年的痛苦。
这些家庭陷入巨额负资产后，用接下来的30年偿还高昂房贷；房产当时的价值，远低于他们的买入价。
股市短短3年下跌60%，年轻人受到的打击或许尤其沉重。
数百万名日本年轻大学毕业生拿着原本前景光明的学位毕业，却一脚踏进“鬼城”。由于找不到企业长期职位，他们只能从事低薪的临时“freeter”工作，也就是商店和咖啡馆里的兼职、临时或自由职业岗位。
数百万人因此买不起房、无法结婚或生育。日本出生率急跌，“寄生单身族”随之成为常态：许多30多岁、40多岁的成年人仍住在儿时的卧室里。
工资不只是原地踏步，更是一路下滑。普通民众害怕承担金融风险，纷纷停止消费；现金被塞进家中保险箱，而不是用于投资。经济逐渐停摆，整条商业街被折扣店取代。
日本用了整整34年，才从这场如今被称为“失落的几十年”的经济灾难中走出来。2024年，日本股市终于超过1989年的高点，但直到今天，这个国家仍在努力摆脱影响一代人的长期低迷。
澳洲面临的不寒而栗警告
如今，一名投资领域的专家警告，澳洲正在为重演日本当年的错误埋下伏笔。经济学家把这一过程称为“日本化”。
这个术语指的是一种相互强化的经济困境：资本被困住、既有企业日益老化，生产率增长又持续疲弱，三者随时间推移形成恶性循环。
投资平台Stockspot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Chris Brycki认为，澳洲与20世纪80年代末崩盘前的日本经济，正出现危险的相似之处。
Brycki接受news.com.au采访时说，澳洲和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日本有许多共同点。当时日本刚经历房地产繁荣，生产率却随后大幅下跌，“资金被困在传统资产中”。
日本的崩盘，很大程度上由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
Brycki表示，日本的惨痛经历虽已成为历史，但如果资本继续被锁在市场中缺乏生产力的领域，澳洲目前的发展轨迹可能导致持续数十年的表现不佳。
“在日本，这种情况带来的是长期停滞。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日本倒退了20年或30年。”他说。
他警告，如果继续鼓励民众把钱留在旧有、受沿用旧制保护的房地产资产，以及偏重派息而非资本增长的股票里，资金就不会流向能够创造就业的新兴经济领域。
让澳洲困在过去的税务陷阱
Brycki认为，问题根源在于现行税制一边打击创新，一边保护传统财富。
按照目前的规定，已经持有负扣税投资房产或自住房的投资者，几乎没有出售动力，因为这些资产受到旧税制保护。
与此同时，股票税制明显偏向高派息企业，而非高增长公司；财政部的规定又让投资者难以如实抵扣亏损。
Brycki解释说，已经拥有负扣税投资房产或自住房的人，几乎没有理由出售，因为这些资产仍受旧制度保护。
“所以，税改中的几个机制会给经济带来错误影响：资金卡在旧的传统资产里，无法重新投入新资产。”
Stockspot创始人Chris Brycki警告，澳洲可能正走上相似道路。图片：Jane Dempster/The Australian。
澳洲资本没有流向尖端生物科技、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初创企业，而是直接回到已经站稳脚跟的企业巨头手中。
Brycki警告，如果这种趋势持续，资金可能继续流入BHP、Telstra和Woolworths这类传统企业，代价是新的创新企业和初创公司得不到资金，“这会削弱我们在全球的竞争力”。
这些结构性抑制因素严重到可能迫使澳洲最优秀、最有才华的企业家出走，转向新加坡、新西兰或美国等国家。
Brycki指出，Amazon、NVIDIA等全球科技巨头为美国带来了数十年的经济繁荣，但澳洲的税务安排几乎让类似企业不可能在本地崭露头角。
“这种抑制非常严重，政府也知道这一点。”Brycki说，如果创办企业，税负基本会翻倍，澳洲也会“在全球竞争中完全失去竞争力”。
更讽刺的是，外国投资者在澳洲投资时遇到的税务门槛，往往远低于澳洲公民。
他说，新加坡人在澳洲投资没有问题；但对澳洲人来说，在一个既有赢家又有输家的普通投资组合中，实际税率可能超过80%，那就没有理由去购买投机性矿业股或科技股。
政府表示，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减少市场扭曲。图片：NewsWire / Martin Ollman。
Brycki说，这形成了“双重抑制”：创始人更可能选择在海外设立企业，而本地投资者也会因为税负较高而不愿投资这些企业。
“这已经发生了”
这场经济转向并非只停留在理论层面。数据显示，澳洲投资者已经在改变行为。
Stockspot内部数据显示，资金正大幅离开以增长为导向的投资，转向股息ETF等防御性、创收型工具。
Brycki说，客户投入收益型投资组合的资金越来越多。这些组合并不以资本增长为主要目标，而是着重带来较高收益。
他表示，上个月流入这类组合的资金增幅，是传统增长型组合的5倍，“所以这已经发生了”。
交易所交易基金（ETF）会把多项投资集中在一起，因此拥有个别选股投资者或小盘股基金经理无法匹敌的税务净额处理优势。
但大多数ETF资金都会直接流入ASX 200或ASX 300等主要指数，最终难免重新流入澳洲最大型银行和矿业公司，而不是流向具有投机性、能创造就业的初创企业。
澳洲联邦储备银行（RBA）的警告
Brycki几周来一直警告澳洲可能走向“日本化”。本周，澳洲联邦储备银行（RBA）承认投资领域的扭曲日益严重后，他认为警告变得更加明显。
本周，回应一项信息自由申请时，分析工党税改的澳联储内部文件被公开。
文件指出，资本利得税将从50%折扣模式改为成本基础指数化，并配合对净资本利得征收30%的最低税率。这可能抑制对包括初创企业在内的高增长公司的投资，同时鼓励资金流向增长较低、派息较高的企业。
澳联储分析师写道：“这些变化降低了部分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可能推高澳洲企业的资本成本。”
分析师还表示，资本整体配置可能更多流向拥有成熟资产、能够带来稳定收益的行业，例如公用事业；资本利得占预期回报较大比例的企业，例如初创企业，则可能有资金流失。
澳联储行长Michele Bullock。图片：Nikki Short
Brycki说，澳联储的分析印证了他几周来提出的警告。
“澳联储现在基本确认，税制鼓励资金追逐股息和稳定企业，而不是追求增长。”
引发担忧的并不只有Brycki。
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SW）经济学教授Richard Holden告诉AFR，资本成本上升后，一些回报处于边缘水平的投资机会在财务上已不值得进行。
Holden说，从概念上讲，资本成本上升就意味着投资减少。
“我们正处于生产率危机之中，企业投资已经疲软了10多年。资本成本上升，会让企业投资变得更加昂贵。”
政府辩护：出于“合理的经济理由”
联邦财政部长Jim Chalmers一再为具争议的资本利得税改革辩护，称改革是为了阻止一个奖励避税、却没有奖励真正经济增长的制度。
在悉尼一个投资论坛上，Chalmers说，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减少市场扭曲。
“我们知道，扭曲的税制会导致扭曲的投资决定。我们希望投资是出于合理的经济理由，而不只是为了获得税务上的好处。”
对于商界认为税改只应涉及房地产、不应涉及股票的说法，财长也予以反驳。他认为，单独豁免某类资产只会制造新的漏洞。
他说：“我们认为，只调整一种资产而不调整另一种资产的资本利得税（CGT）规定，只会引入新的扭曲，最终既不利于投资者，也不利于经济。”
政府则认为，这些改革也是解决住房危机、让被挡在房地产市场之外的年轻一代获得公平机会的重要手段。
Brycki表示，目前还没有足够数据显示改革的影响；尽管商界和投资专家不断提出担忧，政府仍坚定维护立场。
“面对如此重大的改变，他们很难回头。因此，他们会坚持立场，继续反驳任何不支持其说法的数据。”他说，“最终，数据会胜过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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