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伊沛霞：如何通过“最好的妇女史”视角，重新审视我们以往对历史的理解与认知

伊沛霞这个名字，很多人是通过《剑桥插图中国史》或者《内闱》认识的。但如果只把她当成“写宋史的美国学者”，其实是低估了她。她一辈子都在做一件事：把被忽略的人——尤其是女人——重新拉回历史现场，让我们再问一遍：历史到底是谁的故事？

她写宋代妇女，写贵族家庭，写宋徽宗，看起来题材都不算“热血”，但她提的问题，却不止是“宋代女人苦不苦”“宋徽宗昏不昏”，而是：在一个以男性、以权力、以统治者为中心写出来的历史里，被压在边缘的人是怎么活的？他们有没有主动做选择？他们怎么在挤压之中，为自己和身边的人腾出一点空间？

如果只看《内闱》里那句“宋代是中国女性命运的转折点”，容易以为她要讲一个“从光明走向黑暗”的大叙事。可她自己最警惕的、恰恰是那种“一条线把历史解释干净”的说法。她一直强调：历史里很少有单向度的好或坏，更多时候，是几股力量互相拉扯，一边向前，一边往回，最后留下一个带着缝缝补补的现实。

所以这篇文章，我想换个角度，不是简单讲“一个女学者如何成功”，也不是重述“宋代女人的悲欢”，而是顺着她一生的轨迹，看一个观念是怎么被她一步步推开、打磨、再反省的。她一路追问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在种种约束之下，人还能不能算是“自己命运的参与者”？

从“被当成例外的女教授”，到“把女人写进历史的人”，这中间的路，并不是她一开始就规划好的。

1970年代初，她走进伊利诺伊大学的时候，那里的亚洲研究课程里没有一个女老师。男同事对她的存在明显有点不知所措，她自己说，当时经常感觉，“他们很希望我主动说：你们这些活动我就不参加了。”在那个年代，美国高校女性教职比例仍然不高，尤其是传统意义上“严肃”的历史系，女性往往被当成“破例”。

但这里有个细节容易被忽略：她自己并不是一开始就想着“我要做妇女史”。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她爱看社会学，校规要求社会学专业必须选一门非西方文明，她在印度、俄罗斯、日本、中国之间，随手挑了中国文明和古汉语。教她古汉语的是顾立雅，一个30年代在中国待过、专攻先秦史和孔子的汉学家。读了一年中国文明和古文，她突然觉得：“大二结束时，我已经决定要研究中国历史了。”

她去哥大读博，想的是做一个历史学家，而不是一个专门研究“女性史”的女人。那一代美国女性主义的主流口号，其实强调的是男女无差别：女消防员要被接受，女人要能做原来只有男人做的事，但他们那时并不太谈托儿、家务分担这些问题。换句话说，那是一种“我要进男性的场域”的女权想象。

在这样的氛围里，她最开始选题，并不是“要替女人发声”，而是被社会学视角吸引，希望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1970年代，美国史学界正把社会学、人口学、家庭研究这些成果吸收进来，她自然走到社会史的方向。她最初做的是博陵崔氏这样的贵族家族史个案，研究亲属关系、婚姻、继承、家族权力如何运作。

真正把她拉向妇女史的，是当时欧美兴起的家庭史、妇女史浪潮。她自己讲得很坦白：她之所以进入妇女史研究，“绝对是因为受了欧美妇女史研究的影响”。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有个社会史小组，每月聚一次，大家轮流讨论自己的文章。她第一次听到“女性能动性”这个概念，是在那儿，从研究美国妇女史的桑尼亚·米歇尔那里。

那时候流行的一个提醒是：不要只把女性当“受害者”，而要去看她们做了什么、如何介入、如何选择。这个观念，后来成了《内闱》的核心之一。她说，她不知不觉被这种想法影响——要把女人看成“做事的人”，而不是“事情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人。

这话听起来像一句鸡汤，但你把它丢进宋代的婚姻、家族、礼教体系里试试看，就会发现她干的是挺难的一件事：在一个看上去对女性极不友好的制度里，去挖那些“她们还能做什么”的缝隙，而且不美化、不洗白约束本身。

换句话说，她不是要说“女人明明很惨，但只要努力就能逆天改命”，而是在问：在那么多不由自主的限制里，人还能在哪些地方动一动？这些细小的动，值不值得算作“历史的一部分”？

如果只从结果看宋代女性，很容易得出一句：“那是一个坏转折。”缠足走向普遍化，寡妇守节被越来越推崇，买卖女人的市场在扩大，士大夫对妇德、贞节的要求越来越刚性，某种意义上，“女性身体被规范、被控制”的力度，在宋以后一并加强了。

可她在《内闱》里一再提醒：宋代也有另一面，甚至是前所未有的一面。比如，女性的财产权得到比前代更明确、更制度化的保护；嫁妆在不少家庭里成了为女儿争取财产的手段；入赘婚更被容忍；纺织品生产商品化，让更多女性接触到现金收入；一些士人开始认真看待“让女儿识字”的正当性。

很多读者会问：那宋代女性到底是“变好了”还是“变糟了”？她的回答其实是：如果你用一个“好/坏”的总评去盖住这一切，你反而看不到历史正在怎么转弯。她更愿意拆开来看：同一套社会结构中，几股力量在不同方向拉人。

她把这种复杂性放在更大的框架里解释。比如，她会把宋代思想史和当时的“多国体制”联系在一起：有强势的北方政权在旁边，宋朝士大夫如何想“文明”“正统”，如何在“我们”和“他们”之间画边界，都会影响他们对家庭、女性、道德的看法。如果没有这样的外部压力，新儒学是不是会长成今天这个样子？她不敢说一定不会，但至少，她觉得要把这种环境因素算进去。

再比如，后来元代对妇女财产权的压缩，很可能跟蒙古人的法律习惯有关，而不只是汉人士大夫的思想把女性推向更“内”的位置。也就是说，历史路径不是一条纯思想线，也不是纯经济结构线，而是多个因素相互夹杂，而女性所处的“缝”刚好被这些力量不同方向拉扯出来。

很多人读《内闱》最直观的感受是：宋代女人怎么这么累？从出生到出嫁、到生儿育女、再到守寡或养老，每一步都有规矩、有期待、有压力。但她刻意把书写结构做成“一个人生命历程的顺序”，就是为了不把她们当成一个抽象的“群体”，而是一个个要过日子的人。

比如，她会细看墓志铭——尤其是那些丈夫和妻子都有传记的家庭，把这些文字拆开，对比他们结婚时的年龄差、有几个存活子女、谁先去世、去世后另一方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有没有再婚，有没有纳妾，有没有继续扶持夫家。这些看似琐碎的东西，正是她理解“能动性”的材料。

她当然很清楚，这些文字是男人写的，而且写的时候有目的，要证明这位妇女“贤良”“顺从”“有美德”。但她不止把它们当“道德宣传”，而是试着反向阅读——一个儿子会说母亲如何给他选婚事、如何教他读书、如何处置家产，这背后隐含的是：她被允许、也被期待做这些事。她要在家庭利益、个人情感、礼教要求之间不断权衡，这中间就有空间，也有代价。

她并不否认约束本身的重量。她会明确指出：女性能做的事有很多限制，有些时候，她们的“选择”是被逼出来的，是几种坏选项里挑一个稍微没那么坏的。她要做的，不是淡化这些，而是提醒你，不要只用“被动”“受害”两个词，把这些复杂的生活一笔带过。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她反复讨论的“守节”。在汉唐，孝顺、顺从这些家庭美德已经立起来了，寡妇会被期待把家庭利益放在自己再婚欲望之前。但寡妇守节被推为一种极高的道德标杆，不是在宋代达到顶峰的，她更倾向于把这个顶点放在明清——那时候的文人生活高度竞争，谁家能拿出一个为夫守节到死的寡妇，就像拿到“道德资本”，这会帮他们在地方社会树立名声。

在这一点上，她与苏珊·曼（Susan Mann）等人的研究互相印证：明清很多地方对“烈女”的奖赏制度非常完备，反过来形成一种压力，把无数普通女人拉进一个她们未必主动选择的“道德赛道”里。

但从宋往后看，你仍然能看到某种关键转折：宋代是一个很多东西尚在形成的时代，女性的财产权被写进制度，读写机会增加，市场经济给她们带来一些收入来源，而与此同时，对她们的身体、婚姻选择、性行为的限制也变得更细更严。这种“好坏并存”的状态，后来有一部分好处没延续下去，而坏的那部分被后世不断强化。

她自己对这个“转折点”的判断，是带遗憾的。如果问她：历史重来一遍，有没有可能在宋代那个十字路口，把女性命运推向另一条路？她会很实在地说：要看有没有真正有影响力的那个人愿意逆势而行。

比如，如果像朱熹这样级别的人物，公开认为寡妇守节弊大于利——比如会让男人更难娶到妻子，那么社会对“寡妇守节”的推崇未必会那么高。再如，财产权是由法律规定的，如果有一个强势君主或宰相愿意在法律上更明确维护女性继承权，至少可以让那些给女儿大嫁妆的父亲相信：这是为女儿好，而不是为夫家输送财富。

但她也很清楚，父系和父权原则在中国制度里扎得很深。这意味着，在绝大多数家庭里，女儿带去的嫁妆，很容易被当成“夫家的东西”，最后甚至被解释为“这是对夫家的一种巩固”。这种观念不靠一个人喊几句口号就能改。

至于缠足，她看得更冷静。缠足的普及，并不是士大夫们一手推动的结果，反而是一种从民间、尤其是中下层家庭往上蔓延的习俗。宋代确实有人写文章反对缠足，但这些反对声音，并没能阻止它扩散。她在这里给了一个重要提醒：不是所有对女性身体的控制，都来自士大夫的理论设计，有些是社会中各层自发形成的——想象中把女儿缠成“小脚”，可能被一些家庭视为“给她加分”的资本。

所以，她对宋代的判断，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倒退故事”。她更在意的是：在多头拉扯中，什么被固化了，什么被放弃了，哪些好处没来得及扎根，哪些限制反而被后代接过来继续加工。

她在《剑桥插图中国史》的序言里有一段话很值得反复读：她说，历史学家习惯聚焦那些后来被证明“影响重大”的事件，这容易在人们心中制造一种错觉——好像一切都是必然的，好像“今天的中国”在几千年前就被写死了。

她不喜欢这种说法，她觉得，这低估了普通人在面对新局面时的创造力。她写宋徽宗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如果你只把他当“误国之君”，你会很快得出一个道德结论，然后把他放进一个固定的槽里。但她更关心的是，他作为一个被艺术深深吸引的人，一个要在审美、宗教、政治之间不断切换身份的人，是怎么做选择的？他又是如何在士大夫、宦官、军队、边境威胁之间，寻找一个他自己以为的“平衡”？

她写宋徽宗时，确实被一些中国学者批评“太宽容”。有人认为，她把徽宗的奢侈放到欧洲对比，说那并不算特别极端，这种比较有为他开脱之嫌。她听了也不回避，只是解释她写传记的原则：要尽量通过当事人的眼睛看世界。她关心的是，“这个人为何会那样想、那样做”，而不是简单为他下一个“昏庸”的判决。

这种态度，跟她写妇女史时对“能动性”的坚持其实一脉相承。她总是在提醒：没有人是在真空里做选择的。无论是宋徽宗，还是一个北宋寡妇，还是一个要不要支持女儿识字的南宋父亲，他们面对的局限、诱惑、恐惧都不一样。历史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评比场，而是一堆具体的人，在一堆具体的局面中，用有限的信息和能力做出的决策。

如果说，她的工作有什么“现实意义”，我觉得不在于她教你“从宋代女人身上学会独立”，而在于她让我们重新意识到两个简单却容易被忽略的事实：

第一，女性更受限制的社会，往往让她们彼此之间更容易被推向竞争，而不是结成联盟。这种竞争可能是争一门好婚事、争家里的资源、争“谁更贤惠”“谁更有德”。这点放到今天也并不陌生，虽然形式变了，但很多制度设计，仍旧把女性彼此放在对立面，而不是一起争取更合理的规则。

第二，就算在限制再多的年代，个人也总会想办法为自己和亲近的人争一点空间。她没有把这种争空间说成浪漫的“抗争”，它可能只是一次坚定的再婚决定、一笔精心准备的嫁妆、一句坚持要女儿学识字的要求，但这些不起眼的小动作，叠加起来，就是历史里那些被大叙事抹掉的纹路。

她在美国高校做了几十年老师，见证教员性别比例从几乎清一色男性，到接近男女各半。她母亲那一代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是在家带孩子，男人一个人的收入够养家。她这代人读高中、上大学的时候，已经普遍觉得那样的生活太窄，希望有事业、有工作、有公共空间。

如果只看这一代人的故事，很容易讲成一个线性的“进步史”。可她偏偏选择把视线折回去，看宋代、看明清、看那些几百年前的家庭安排。这种回望，不是为了给今天找“榜样”，她自己就说：恐怕不会有很多人专门去宋代找榜样。但她觉得，理解过去的多样生活，有助于我们看清当下：哪些看似自然的安排，其实只是特定制度下的选择；哪些我们以为“天经地义”的角色分配，在别的时空里并不是这样。

她在一篇访谈里说，比起把女人永远框在“受害者”的位置，她更赞同西方一些妇女运动强调的那一点：不要干坐着，把自己当成只能被安排的人。要站起来，为自己，也为别人，做点什么。这个“做”，可能很小，很慢，很不英雄主义，但正是这些东西，把一个“被写好的命运”，一点一点改出偏差。

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她究竟在做什么？她不是在替历史找一个“正确的站队”，而是在不断提醒我们几个看似简单但很难真正做到的习惯：

别动不动就把历史写成“必然”的故事。
别把“被压迫”的人只当成哑巴。
别把一个人的全部，只压成一句道德标签。

她讲宋代女人的时候，会同时说她们受的束缚和她们握在手里的那一点点主动；讲宋徽宗的时候，会同时写他的审美敏感和他做坏决定的后果；讲中西贵族继承制度的时候，也不会简单给“哪种更好”下结论，而是看它们各自怎样影响社会结构和后来的工业化路径。

这些写法看起来很“冷静”，甚至对一些读者而言有点不过瘾，因为它不提供一个立刻就能抄走的价值判断。但正是这种不急着下结论的方式，让她写的历史有一种“活”的感觉。人物不是用来给我们启蒙、抨击或致敬的符号，而是一个个有局限、有偏爱、有恐惧、也有幽默感的人。

她年轻的时候曾经想当小说家。最后没去写小说，却把那种“关心人物命运细节”的视角，带进了史学。她说，很多学者喜欢研究，但拖延写作，因为觉得写是痛苦的，而她恰恰相反，觉得写作跟研究一样有趣。对她来说，写作是一种把研究变成文字的技艺——一种需要反复推敲、琢磨节奏、打磨用词的手艺活。

这点其实也体现在她对读者的想象上。她清楚自己主要是为英语世界写作，也知道自己的书被翻译到汉语读者手里，会被用来跟本土的宋史研究比对。有人赞同她的判断，有人不同意，有人觉得她对徽宗太宽容，她都不意外。对她来说，重要的不是“她站在哪一边”，而是她能不能提出一些问题，让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读者，对自己熟悉的历史重新生出一点陌生感。

这个“陌生感”，可能就是她最重要的“能动性”：让习惯从统治者视角看历史的人，被迫去想一想——那些被忽略的人，当时在干什么？他们有没有话要说？他们做的那些不起眼的小选择，究竟在历史长河里算不算数？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她一生的工作，我宁愿不用“宋史专家”或者“著名汉学家”这种标签，而是说：她一直在努力把“别人”写进历史——那些被男性史学、王朝叙事、线性进步故事挤掉的声音。她让我们看到，在宏大叙事之外，每个人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仍然在参与塑造自己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