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要有情有义！新加坡总理呼吁多学习中文，别忘自己是亚洲国家

一个总理用中文发表演讲，为什么会引发外界关注？如果只是推广语言，这件事本身并不复杂。但放在新加坡这样一个特殊国家身上，它背后的意义就远不止一场文化活动。

8月23日，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华语演讲，强调新加坡“绝不可成为单语社会”，必须坚持双语政策，保留“亚洲社会的本质”。他还谈到华语教育、方言传承以及《给阿嬷的情书》等文化话题。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将推动建设华族历史文化馆，并进一步放宽方言影视内容限制。

这些动作看似围着语言和文化打转，实际上指向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个靠英语走向世界、又带着深厚中华文化底色的亚洲国家，正在重新掂量自己究竟该站在哪里。

做人要有情有义！新加坡不能成为单语国家，背后是一次身份重塑

新加坡这个国家，天生就带着一种焦虑：国土不大，腹地没有，人口来自五湖四海，连“我们是谁”都要靠后天一点点拼出来。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还有其他族群挤在这片狭小土地上，经济发展可以靠制度，身份认同却只能靠经营。

所以语言在新加坡从来不是单纯的交流工具，而是一项国家工程。过去几十年，新加坡把英语捧上核心位置，有它非常现实的考量。英语帮助这个城市国家接上全球市场，引来跨国企业，也让它迅速挤进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可以说，英语是新加坡走向世界的一块跳板。但跳板用久了，一个问题也慢慢浮出来：一个国家的内部文化纽带，如果长期靠外语维系，根基就会变得脆弱。这一点，在占人口主体的华人群体身上体现得最明显。

早年新加坡华人讲福建话、潮州话、客家话、粤语，五花八门。后来政府搞“讲华语运动”，用华语取代方言，本意是消除华人内部的语言隔阂。成果确实不小，今天华语已经是新加坡华人重要的共同语言。但代价也在显现：很多年轻新加坡华人英文流利，却已经听不懂祖辈的乡音。他们住着现代化组屋，过着全球城市的生活，和上一代人的历史记忆却越来越远。

黄循财这次讲话真正触及的，就是这个裂缝。他担心新加坡变成单语社会，害怕的其实是文化根基被连根拔起。黄循财在演讲里给了个数据：如今新加坡华族家庭，主要讲华语的只剩大约三分之一，大多数已经改说英语。三十年前还是华语占大头，现在倒过来了。一个族群的家庭语言一旦换成外语，往下传三代，祖辈的乡音、故事、价值观就都断了线。

在新加坡，“中文”早就不是一门课那么简单了。它连着家庭记忆，连着祖辈下南洋的痕迹，也是新加坡华人理解自己从何而来的重要线索。再加上这些年国际人才大量涌入，新加坡越来越像一座全球城市，财富在增加，人群在混杂，共同的文化记忆却越来越稀薄。

黄循财在演讲里讲了件小事，说他看了潮州话版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做人要有情有义”这句阿嬷的台词，用方言说出来格外亲切。这场电影还真带出了变化——报读方言课程的年轻人明显多了，有会馆第一次给年轻会员办起了潮汕非遗之旅。一句方言台词能撬动这么多，恰恰说明新加坡人缺的不是认同的意愿，而是触碰乡音的渠道。堵了太久的方言，一松口，人自己就涌上来了。

一个国家如果只剩经济联系，没有文化黏合，凝聚力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所以黄循财重新强调中文，实际上是在回答一个从建国起就存在的问题：新加坡可以当世界城市，但还能不能保住自己的亚洲底色？

这不是对华示好，新加坡正在重新寻找亚洲国家的位置

很多人一看到新加坡强调中文，马上往“对华示好”上联想。这是把事情看窄了。新加坡真正在做的，是在大国竞争的缝隙里重新找自己的站位。

过去几十年，新加坡走的是典型的小国平衡木。它需要中国市场带来的机会，也需要西方体系提供的安全。这种左右逢源，曾经是新加坡最得意的生存之道。从地理上看，新加坡扼守马六甲海峡，是亚洲和世界之间的重要枢纽；从安全上看，它长期跟美国等西方国家合作，五国联防机制给了它一顶来自西方的保护伞；从经济上看，它靠国际贸易、金融和跨国资本起家，深度绑定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体系里。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加坡特别小心，生怕外界把它看成某个大国的附庸。中美竞争越激烈，它越要强调自己的战略自主。

但时代变了。过去西方势力一枝独秀，新加坡必须向西方证明自己不会被中国“带偏”。如今亚洲经济分量越来越重，中国已经是地区格局中的核心变量，一个亚洲国家如果还只强调西方属性，就可能被周边国家当成西方安插在亚洲的前哨。新加坡近些年反复强调自己是亚洲国家，就是在有意补上这一课。

黄循财呼吁学习中文，推动华族文化建设，本质上是在给新加坡的身份重新注入亚洲元素。过去它最怕被贴上“中国标签”，现在它同样怕被贴上“西方代理人”的标签。这就是新加坡政治里的现实主义：不轻易倒向任何一方，但会根据风向调整自己的姿态。它不会放弃与西方的合作，但它也明白，亚洲已经不是可以忽视的地理名词，而是决定未来经济和地缘走向的核心地带。

世界格局激烈演变，新加坡正在面对新的“身份焦虑”

新加坡今天最大的不安，其实来自全球格局的剧烈变化。

过去几十年，新加坡吃到了全球化最肥美的一段红利：美国提供安全，中国提供市场，全球贸易提供机会，新加坡站在东西方的交汇点上，左右逢源。可如今全球化退潮，保护主义抬头，大国竞争长期化，过去那种“谁都合作、谁都受益”的好日子正在远去。新加坡这类小国最怕的就是这种时候：世界不会停下来等它慢慢选边。

《联合早报》这些年对中国的报道，常常一边承认中国市场重要，一边带着西方视角挑剔中国的发展。这种“捧美讽中”的调子，说白了就是新加坡精英阶层内心纠结的外化：既舍不得中国带来的利益，又担心国际环境变化让自己没得选。这种矛盾在今天尤其刺眼。中国还在稳步发展，亚洲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美国却陷入政治撕裂、社会矛盾和战略摇摆，外界对未来的判断越来越不确定。新加坡当然不可能提前知道答案，它只能不停调整姿态。

于是人们看到一幅看似矛盾的画面：新加坡一边强调自己不依附任何国家，一边又重提中文、华族文化和亚洲身份。其实这恰恰是一个小国面对时代变化的本能反应。它想保住过去的成功经验，又必须适应新的世界现实。所谓“身份焦虑”，不是它不知道自己是谁，而是它太清楚世界在变，所以才更迫切地想要找到未来的位置。

结语：一个国家可以走向世界，但不能忘记自己的来路

新加坡的故事，给很多国家提了个醒：现代化不等于割断传统，国际化也不等于丢掉文化根基。过去几十年，新加坡靠开放、务实和灵活，在东西方之间找到了自己的发展空间。但未来的世界不会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当全球力量重新排列，每个国家都不得不重新回答三个问题：我是谁？我靠什么立足？我要往哪里去？

黄循财的一场中文演讲，表面上是一场语言活动，背后却是一次关于国家定位的重新思考。做人要有情有义，国家也一样。承认自己的历史，不会让一个国家失去独立；拥抱未来，也不意味着要把过去清零。真正成熟的国家，从来不需要靠否认来路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因为走得越远，越要清楚自己从哪里出发。

周俊林｜信息与通信工程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