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卢德运动？美国人为何拿枪阻止AI数据中心

今年4月6日凌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市议员Ron Gibson被枪声惊醒。

枪手对着他家的前门连续开了13枪。当时，Gibson和8岁的儿子都在屋里。几颗子弹穿过房门，距离孩子前一天玩乐高的餐桌只有几步之遥。

没有人受伤。

但枪手在门口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只有三个词：

“NO DATA CENTERS”（不要数据中心）。

上周末，曾经在数据中心建设上最为积极的得克萨斯州州长阿博特，迫于民众压力不得不在电视节目上重申，“我已经叫停了任何新数据中心在得州的运营。”

一场新时代的“卢德运动”正在全美蔓延，尽管特朗普把数据中心视为同中国AI竞赛的关键战场，但是普通美国民众却纷纷反对在家门口进行建设——而后者的否决权，可能比全世界任何其它地方都强大得多。

每个人都在相互指责，特朗普批评州长办事不力，阿博特说科技公司正在“自掘坟墓”，民众则认为民主正在崩塌。

死结其实在于美国根深蒂固的地方分权主义，在这套制度里，没有人真正做出最好的决定。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其它集权程度更高的地方，就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在过去，产业规划会带来就业，让当地民众享受到产业福利，于是民众天然容易与中央规划站在一起。然而AI数据中心却未必如此。

AI时代的基建，不仅仅考验政府的规划能力，更考验政府“分蛋糕”的能力。

AI时代的卢德运动

因数据中心而起的死亡威胁，在美国早已不是孤例。

5月，密歇根州Saline Township财务主管Jennifer Zink在一次持续两个小时的镇政府会议最后，哭着宣布辞职。

当地正在建设一个规模达到1.4GW的数据中心园区，与Oracle和OpenAI有关。Zink说，几个月来政府官员不断收到威胁：有人扬言要给他们“涂焦油、粘羽毛”，有人希望他们感染莱姆病死掉，还有人直接祝她“早死”。

“我有两个孩子。我不需要面对这些。”

她最终选择离开。

6月，加州人口只有大约3000人的Mount Shasta甚至更加荒诞。

当地并没有批准任何数据中心。事情的起点，仅仅是一家开发商打电话询问：能不能把一座废弃的Crystal Geyser瓶装水厂改造成数据中心。

地方政府明确表示没有兴趣。但消息在社交媒体上传开后，官员和家属还是收到了死亡和暴力威胁。

到了8月，艾奥瓦州人口不到300人的Salix，本来准备召开一次市议会会议，讨论是否暂停数据中心建设一年。

会议最后没有开成。

市政府宣布，因为议员收到“死亡威胁和恐怖主义式威胁”，会议延期，警方介入调查。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卢德运动：

200年前，英国工人砸毁纺织机；200年后，美国人开始拿枪阻止AI数据中心。

而在中期选举的关键时刻，美国地方政府开始集体向反对者妥协。

最初只是Indianapolis、Saline Township这样的城市和小镇，然后是7月份纽约州实施全州大型数据中心暂停令，再到8月的得克萨斯——这是美国在建数据中心规模最大的地方。

尽管当下美国正在展开史无前例的数据中心建设狂潮，在建项目尚未受到影响，但是在未来一两年内，新项目想要拿到许可的难度已经非常大。

今年7月，反数据中心组织在美国42个州举行了142场抗议活动。

Reuters/Ipsos调查显示，愿意在自己社区接受AI数据中心的美国人只有大约14%，而对当前高速扩张节奏持反对态度的比例明显更高。

而且它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特征：

几乎不分左右。

左翼可以从环境保护、水资源、企业补贴、气候变化和环境正义角度反对。

右翼可以从私人产权、地方自治、反大型科技公司和政府干预角度反对。

农民关心土地。

房主关心噪音和房价。

工薪阶层关心电价。

工会关心到底有多少长期工作岗位。

这使数据中心成为一种真正具有跨党派潜力的政治议题，平时吵的不可开交的各个政治派别，都可能联合起来反对数据中心。

当一个产业消耗资源，却不创造就业

数据中心对资源的消耗有多大？从电力就可见一斑。

2010年代，即使互联网流量、云计算和计算实例爆炸式增长，全球数据中心的耗电增长仍然相对有限。

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2026年更新的测算显示，美国数据中心2024年的用电量约192TWh，占全国电力消费4.7%。

但是到2030年，基准情景可能达到649TWh，占美国全部电力消费约11.8%；不同情景下，这个比例可能在9.5%—15.3%之间。

更麻烦的是，电力问题从来不能只看全国总量。

一座大型AI园区往往不是10MW、20MW，而是数百MW甚至GW级。它完全有能力在几年内，把一个原本需求稳定的地区变成新的大型电力负荷中心。

得州就是最夸张的例子。

截至8月初，得州电力委员会ERCOT正在处理的大型负荷并网申请超过474GW，超过德州历史最高峰值负荷五倍。

于是，一个过去极其抽象的问题——AI究竟会怎样改变社会——突然变成了极其具体的问题：

谁来给AI供电？谁把土地让给它？谁承担电网扩建成本？谁忍受噪音和输电线？最后，又是谁拿走AI创造的大部分利润？

如果数据中心真的能为一个3000人的小镇带来3000个长期工作岗位，很多争议大概根本不会发生。

问题恰恰在这里。

数据中心是一种极端资本密集、资源密集，却并不劳动密集的产业。

弗吉尼亚州的官方研究给出了一个非常直观的数字：

一个典型的25万平方英尺数据中心，长期全职工作人员大约只有50人，其中约一半还是承包商。

建设期间则完全不同：一栋数据中心建设周期通常为12—18个月，施工高峰时可能有1500名工人在场。

也就是说，它确实能够制造一次巨大的投资和建筑繁荣。

但楼盖完以后，人基本就走了。

这让数据中心形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工业形态：

它会像钢铁厂一样大量消耗当地的电力和水资源，可是创造长期就业的能力却更接近一个高度自动化仓库。

近年来，美国一直想让制造业回流，因为一座汽车厂可能长期雇佣几千人，这几千个人会买房、消费、生孩子、交税，再养活餐馆、商店和建筑公司。

数据中心完全不同。

一个项目可以投资几十亿美元，可以消耗相当于一座城市的电，却只需要几十或者几百个人维护服务器、冷却系统和供电设施。

于是地方居民很容易产生一个直觉：

这么大的东西建在这里，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

卢德运动到底在反对什么？

“卢德派”（Luddite）今天已经变成一个带有嘲讽意味的词。它通常指那些害怕技术、拒绝进步的人。

但历史上的卢德派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

1811年前后，英国诺丁汉、约克郡和兰开夏的纺织工人开始有组织地破坏机器。

他们是织工、剪呢工和袜业工匠，很多本身就是熟练的机器操作者。

更重要的是，他们破坏的机器甚至往往不是什么刚刚发明的革命性新技术。有些机器已经存在很多年。

历史学者对卢德运动的一个重要解释是：卢德派并不反对使用机器，他们反对的是雇主利用机器绕开传统劳动规则、压低工资、雇佣低技能廉价劳动力。

换句话说，卢德派在问一个核心问题：

机器提高了生产率以后，谁得到好处？

机器让一匹布生产得更快，资本家利润增加，但是熟练工人的工资下降、技能贬值、谈判能力消失。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美国反数据中心运动和卢德运动确实存在惊人的相似性。

科技巨头消耗当地资源建起数据中心，攫取了巨额利润，但同时可能淘汰大量的劳动者，或者降低他们的工资。

更刺激民意的是，美国很多州过去为了争抢数据中心，还提供了非常慷慨的税收减免。

弗吉尼亚在2014至2023财年间用于经济发展激励的资金中，数据中心销售和使用税豁免一项就达到约17亿美元，占全部激励支出的42%。

于是居民开始问：

为什么全世界最有钱的一批公司，还需要一个美国小镇补贴它们买服务器？

19世纪英国工人面对的是：

生产率收益私人化，社会成本劳动者承担。

21世纪美国社区担心的是：

AI利润私人化，基础设施成本地方化。

制定战略的人，也必须负责补偿

美国现在的数据中心矛盾中，还存在一种非常典型的治理尺度错配：

华盛顿觉得数据中心建得不够快。

美国小镇觉得它们来得太快。

特朗普政府2025年发布的《America's AI Action Plan》明确把快速建设数据中心、发电设施和输电基础设施视为美国赢得AI竞争的核心，并通过行政命令要求简化大型数据中心审批。

华盛顿思考的是：

美国能不能打赢全球AI竞争。

但是美国的制度决定了，总统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去推动这场战争。他并不能像制定军事基地布局一样，简单拿出一张地图说：

弗吉尼亚的数据中心已经太拥挤了，未来20GW算力不要再往那里放；德州西部有能源和土地，就重点发展那里。

某几个区域负责全国算力，联邦政府统一规划跨州输电，再给承受土地、水资源和电力成本的居民统一补偿。

美国并不是这样运转的。

土地使用权高度地方化，输电选址大量属于州权，电价由州公共事业监管体系决定，区域电网由ERCOT等机构协调，水资源又可能属于另一套地方机构。

一个被定义为国家战略的产业，却被拆散在成千上万个地方决策里。

这本来是美国地方自治传统的一部分。

土地、水源、噪音和社区环境，当然应该让当地居民发言。历史上，这种地方权力也经常可以防止中央政府或者大型企业不顾社区利益强行推进项目。

问题在于，这套制度把拒绝大型项目的权力交给地方，却不太擅长由更高层级政府统一规划项目，再把全国性收益制度化地返还给承担成本的地方。

假设一个1GW的数据中心建在艾奥瓦，它可能提高OpenAI的模型训练能力，提高Microsoft或者Oracle的云计算收入，让Nvidia多卖几万块GPU，提高美国在全球AI竞争中的能力，增加联邦政府未来的企业税收。

但这些收益，是全国性的，它的成本由一个小小的社区承担。谁来补偿这些社区居民？

在现实中，这种补偿是通过谈判的方式进行的：让开发商分别和几千个县、市、Township去谈判。

这造成了巨大的议价能力不平等。

密歇根Saline Township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当地政府最初并不是数据中心的支持者。2025年9月，镇委员会拒绝了将500多英亩农业用地重新规划为数据中心用途的申请。

但开发商随后起诉了镇政府，最终迫使政府达成和解，项目继续推进。

Meta、Google、Microsoft、Amazon拥有全球最专业的律师、能源专家、税务顾问和选址团队。它们的谈判对手，却可能是一个人口只有几千人的地方政府。

镇政府工作人员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处理过1GW工业项目。

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指出，不同社区的谈判能力差异极大，而且目前美国缺乏明确标准，判断地方获得的Community Benefit究竟是否足以补偿项目造成的影响。

这是中央政府的缺位。

所以，美国地方政府或许是拖了特朗普AI战略的后腿，但根源还是在于特朗普，或者说在于美国联邦政府层面的责任缺失。

负责制定战略的人，也必须负责补偿，但是美国过去把这份义务甩给了地方。

激进规划同样存在风险

如果说美国的分权倾向是造成如今困境的根源，这也并不意味着，一套集权的制度就一定能解决问题。

得州州长阿博特曾经是激进的数据中心支持者，去年，他公开宣称要把德州建设成美国AI产业的中心。

得州拥有天然气、风电、光伏，有大面积廉价土地，也拥有美国最容易扩张的电力市场之一。从纸面条件看，它几乎天然适合成为AI时代的算力中心。

问题在于，阿博特的规划主要计算了投资和增长，却没有充分计算这些投资需要消耗多少地方资源，以及谁来承担成本。

于是直到数据中心的并网申请已经膨胀到数百GW，地方居民开始担心水、电和电费，州政府才发现过去的规划是不现实的，开始重新要求数据中心承担新增电网成本、自备更多电力、节约用水，并重新审查项目。

阿博特并不是突然从支持AI变成了反对AI，他只是终于开始补上原本应该和招商同时进行的另一张资产负债表。

实际上，更强的中央规划很容易产生一种冲动：既然方向正确，那么建设得越多、越快就越好。

这种逻辑在高速公路、工业园区、新能源、半导体等行业都曾经出现过。

但过度建设造成的亏损和浪费，以及居民综合成本被掩盖的案例早已层出不穷。如今美国面临的，也正是特朗普的激进政策忽视居民利益所造成的强烈反弹。

过去，产业扩张通过创造就业的方式，本身就包含了一部分天然的利益分配机制，缓和了与居民利益的冲突，但是数据中心把矛盾暴露得更加尖锐。

因此，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简单地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二选一。而是如何建立一种机制，让中央政府能够做跨地区的产业规划，企业必须承担项目真实的边际成本，地方居民又能够对直接影响自己的部分拥有谈判权。

这才是AI时代真正需要的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