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管健：相信法治，以理服人——学者型律师的二十年

作者丨律新社研究员 Echo

出品丨律新社研究中心

在单边主义与多边秩序博弈的夹缝中，涉外律师不仅是规则的解读者，更是利益的平衡者。

北京广问律师事务所主任管健深耕国际贸易与投资领域逾二十年，兼具注册会计师与法学博士的复合背景。他曾代表中国政府牵头承办多起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案件，全程参与双边及区域贸易投资协定谈判；同时为中国企业与商协会提供专业法律服务，代理多起重大国际经贸摩擦与贸易合规案件，业务范围涵盖反倾销反补贴调查、301/232/332调查、欧盟外国补贴条例调查与合规、出口管制及制裁合规等核心领域。

管健不仅担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独立咨询监督委员会委员、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首批专家、中国贸促会经贸摩擦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还是司法部“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涉外律师领军人才”。他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以“学者型律师”的标签在实务界与学术界搭建起双向桥梁。

2025年，“律新社2025年度风云榜：客户力荐律师（京津冀）20佳”正式发布，管健入选。近日，律新社与管健展开深度对话，围绕当下国际经贸法律服务的变局，探讨一位涉外律师二十年来的方法论与信念坚守。

从财务到法律，从反倾销实务到WTO争端解决，管健的职业转型并非简单的赛道切换，而是一场由“被动选择”走向“主动深耕”的认知重塑，其核心在于将跨界优势转化为专业壁垒，并在持续的知识重构中明晰能力边界。

律新社：从注册会计师转行律师，最终深耕国际贸易法领域。哪些具体经历在您的职业轨迹中构成了真正的转折点？

管健：说来有趣，我的职业起点多少有些被动。本科读的是财务，取得了注册会计师的资格，毕业后在银行工作数年，主要负责回收贷款。那时候，我们副处长是学法律的，常年带领我参与出庭与催收事务。我跟着他写法律文书、收集证据，逐渐感受到法律逻辑的严谨与证据体系的严密，比财务有意思得多。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对法律产生了兴趣，并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法律硕士。

2005年硕士毕业时，我的职业方向依然并不明确。恰逢中伦律师事务所组建国际贸易团队，其实就是反倾销团队。反倾销业务本质上是财务数据的博弈，涉及大量问卷应答与成本核算。而我恰好具备注册会计师资质，又通过了司法考试，因而获选入队，自此踏入国际贸易法的大门。

律新社：从您的经历中，我们看到了多次从实务转到学术再回归实务的过程，驱动您做出这些选择的底层动力是什么？

管健：在我处理第一起反倾销案件时，我曾反复研读问卷，虽然每个英文单词都能识读，但难以领会其内在含义。于是我开始大量购书，查阅欧盟、美国网站上的案例。当时我最大的优势并非法律，而是财务背景，与企业财务人员沟通时术语相通，这一点在二十一世纪初那一代年轻中国律师中并不多见。凭借问卷应答，我在反倾销实务中逐渐驾轻就熟，甚至一度以为这条路已经走通了。

然而，DS405——欧盟对中国皮鞋反倾销案使我意识到自己“尚未入行”。这是我首次参与WTO层面的争端解决，也是认知上的分水岭。深入参与后，我才察觉此前熟稔的问卷应答本质上只是“技术操作”，与真正的法律分析研究相去甚远。原来反倾销条款蕴含深厚学理，同一术语可作多重法律解读。经此一案，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WTO法领域的积累远远不够，远不足以胜任高端国际争端解决工作。那种感觉，犹如久居井底，骤然望见整片天空——巨大的知识恐慌感由此而来，也直接促使我前往瑞士伯尔尼大学世界贸易研究院（World Trade Institute，以下简称“WTI”）深造。

WTI的课程不仅注重WTO与国际贸易基础理论，更强调实操能力，尤其是每周一次的小论文写作与结业前的模拟法庭竞赛，着力培养实战技能。一年高强度、模块化的训练，彻底重塑了我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最终以“magna cum laude”（优等荣誉）毕业。可以说，正是WTI将我真正领进WTO争端解决的大门。

在管健的职业轨迹中，“学者型律师”的标签并非虚饰，而是贯穿其执业生涯的一条清晰主线：遇到门槛，自己搭台；没有平台，自己建造。2015年投稿遭拒，他创办了“国际贸易法评论”公众号；2024年与多家大所接洽未果，他再度自立门户，创办北京广问律师事务所。两次“自建舞台”背后的底层逻辑一脉相承：将研究能力转化为专业影响力，再以专业影响力驱动业务竞争力。

律新社：“国际贸易法评论”公众号已成为领域内具有影响力的专业平台。您创办它的初衷是什么？

管健：其实源于一个很朴素的动机。2015年前后公众号刚刚兴起，当时我的业务亦不繁忙，而自己最大的特长就是做研究、写文章。起初也曾向其他公众号投稿，但均遭拒绝，于是我索性自己创办了一个账号。当时写了不少“短平快”文章，聚焦于热点法律问题的研究与思考，而彼时领域内专业分析、总结、分享类的内容不多，因此流量较为可观，目前该微信公众号的粉丝已近五万人。

“国际贸易法评论”公众号对我自身研究和业务开拓助益颇多，里面的研究文章也为我带来了更多与政策研究者、行业机构和企业的专业交流机会，一些后续项目正是在长期的观点交流中逐步建立起信任。因此，我常对团队讲，写文章未必是“不务正业”，扎实的法律研究，本身就是最好的市场开拓。

律新社：创办广问律师事务所，是否也是这种“自建舞台”逻辑的延续？当时为何没有选择加入现有大所，而是决定独立设所？

管健：或许很多人觉得，自立门户必是谋求大业。实则不然，人生诸多选择往往源于意外。创办广问前，我也曾尝试与多家大所洽谈，有些虽表欢迎，却略显勉强，亦有因各种原因被婉拒。后来我转念一想，那不如自己创办一家律所。这与当年创立“国际贸易法评论”公众号，其实也有一脉相承之处：既然没有现成的舞台，那就自己干。现在来看，广问发展尚可，团队近年的创收与市场认可度均有所提升。

律新社：广问的团队定位和人才标准是什么？您希望打造一支怎样的队伍？

管健：我们团队现有十余位律师及助理，主要业务仍聚焦国际贸易与投资领域，兼及部分诉讼、仲裁。在团队管理上，我确立一个原则：每位成员入职都有一道笔试题——结合最新热点，写一篇不少于3000字的英文法律分析，要求引经据典，并结合WTO规则加以研究。现在即便有了AI辅助，缺乏专业背景者仍难以写出合格文本。这道笔试筛选的并非“会不会写”，而是是否真正热爱研究、能否沉下心来钻研。

我对团队的要求很简单：扎扎实实做研究，清清楚楚分析问题。若能持之以恒，我们就有机会成为领域内的佼佼者。我们的团队成员基本都有海外留学背景，也有专门研究国际贸易法的博士。他们对这个领域的热忱，使我感到后继有人。我一直怀有一个愿景，即至少在中国，打造一个真正有实力的国际贸易法团队，能够为政府、商业协会、企业解决国际贸易法领域最前沿的问题。

多边贸易体制承压、单边工具频出，国际经贸法律服务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管健是这场变局的观察者，更是身处其中的实践者。从代理政府应对反补贴调查，到为企业设计出口管制合规方案，他都以“学者型”的钻研态度，在看似无解的困局中寻找法律突破口。

律新社：当前美国单边工具层出不穷，WTO上诉机构停摆，中国企业事实上陷入“合规即合规于美国法律规则”的困境。在这种“法律工具箱”严重不对等的格局下，您认为律师的价值边界在哪里？

管健：现实确实较为严峻。我对企业客户讲，如果无法摆脱对美国技术的依赖，现阶段唯一路径即为“合规于美国法律规则”。这并非长他人志气，而是务实之选。

但律师的价值不限于“被动合规”。国家层面的反制工具，如《反外国制裁法》、出口管制、稀土管制等正在发挥威慑作用，迫使对方不得不回到谈判桌。对企业而言，真正的反制不是“以牙还牙”，而是“做强自身”。技术独立自主后，角色自然会发生逆转。这或许需要时间，但方向正确。

从事法律工作多年，我始终秉持一个信念：规则的力量在于解释的善意。2026年年初，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6∶3作出终局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依托《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推行的全球关税政策违宪。判决书中，六位大法官通过援引《布莱克法律词典》、追溯立法史料、回溯国会征税权的宪法分配……以大量篇幅阐释“regulate importation”的原始含义。这和我们处理WTO案件时援引《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2条的解释方法，底层逻辑是一致。这表明，在规则体系内，“讲理”这件事本身依然有力。无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还是WTO上诉机构的案例，这些年我亲自参与并深入研究最大的感受就是八个字：相信法治，以理服人。

律新社：在与国际顶尖律师的竞争中，您认为中国律师目前存在哪些差距？又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优势？

管健：差距客观存在，无须讳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语言。对法律语言的驾驭，用词的精准度、句式的拿捏、论证的节奏感，我们与母语律师相比尚有差距，这或许非一代人能弥补；第二是法律积累的厚度。同一法律问题，我们自认为完成度较高，但与外方律师的意见书一比较，会发现对方在若干节点上的分析显然更为缜密和透彻；第三是沟通交流方面存在一些阻力。这既是文化背景与法律体系差异使然，也受地缘政治因素的叠加影响。

但差距并不意味着无从作为。面对这些短板，我们团队选择用更扎实的案头工作来弥补。我们深知，只有对案件事实和法规的理解远超对手，才能在博弈中占据主动。这些年，我们团队代理的多数案件，大部分情况下未聘请外国律师，部分案件结果也不错。例如现在政府反补贴的案件，从答卷到政府抗辩全文均为我们团队独立撰写，外方律师仅最后把关。我们对国内补贴政策与法规的解读更贴合中国实际。在若干领域，我们可以承担大量工作。

律新社：您对WTO体系的未来走向持何种判断？在现行机制停摆、替代性安排浮现的背景下，多边主义还有多大空间？

管健：理想固然美好，但困难切实存在。我并不乐观地认为WTO能在短期甚至中期内恢复旧貌。未来或将呈现两种体系并存的格局：

一是特恩贝里体系（Turnberry System）。其核心逻辑是以美国单方面定义的“对等关税”为杠杆，通过双边协议网络逐一锁定贸易伙伴的市场让步，用选择性脱钩和“有管理的贸易”取代WTO框架下的最惠国待遇与非歧视原则，推动全球贸易从“规则主导”转向“实力与阵营主导”。该体系并非由国际法或正式条约确立的官方制度，而是学界与媒体对2025年7月美欧在苏格兰特恩贝里达成的初步贸易框架及其后续衍生战略导向的概括性称谓；二是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以自由贸易、多边主义和规则导向为基本原则，通过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争端解决机制等制度安排，为全球贸易提供可预期的规则基础和权利救济渠道。

未来，关税仍可能作为美国政府的重要工具继续存在。对中国而言，在继续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前提下，应通过发展大国伙伴关系，包括“一带一路”、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尽可能以法律方式稳定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寻求法律保障。

律新社：面对这种可能“体系并存”的未来，中国在“维护多边”与“构建新规则”之间应如何平衡？

管健：中国从加入WTO中获得巨大红利，这是不争的事实。多边规则体系对我国依然最为有利，因此“守多边”是我们的基本盘。但“守”绝非被动等待，而应主动推进。在各方立场分歧严重的当下，我们应明确提出自身主张，引领WTO改革。即便艰难，即便被质疑，今日不为，十年后仍无进展；今日行动，二十年后或许能开辟新路。我甚至大胆设想过“全球统一大市场”：零关税、统一监管规则、消除边境贸易壁垒。这看似天方夜谭，但中国应有此胆识，敢为人先。

△图为管健律师任WIPO监督咨询委员与总干事合影（右二）

律新社：请您分享一下这二十年的职业感悟？

管健：如果说执业初期是“生逢盛世”，让我有机会去学习、参与和成长；那么今天，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正是那些年的积淀赋予了我应对的底气。我始终相信，法治是值得坚守的信仰，理性能穿透纷争的迷雾。无论前路多艰难，只要还有一批热爱WTO、研究WTO、推动WTO的人，未来就一定有希望。

“生逢盛世，变乱交织”。这八个字既是管健二十年执业生涯的写照，也是他面对时代浪潮的从容缩影。从财务到法律，从实务到学术再到实务，他始终在跨界中寻找归核。法治的力量不在于喧嚣的对抗，而在于规则的精释与逻辑的推演。

二十年，从银行风险管理处到日内瓦WTO争端解决现场，管健的角色几经转换，但有一条线索未曾改变：“相信法治，以理服人”，这或许正是变局中最笨拙，也最持久的应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