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从怀柔回来，一路在读陈乐民先生的文存《给没有收信人的信》。我也写过这样的信。
陈先生在其中的一封信里说：“我是老实人，有时老实得过头。但我有时对人对事又难免偏激而尖刻。”吓我一跳。如果不是我的头脑尚算清醒，我会以为陈先生说的人就是我。只不过我的偏激也可能是偏见，我的尖刻也可能是幽默。老实倒是一直老实的。
所以我在《盛年》里写了陈先生或者自己：“终究还是要做/鲁迅的粉丝，虽然外表里/只有头发硬了一硬，/其他便只有俗世的/温和了。而猫代替了精神，/把骨头里的老刺头/显示了出来……”诗写得并不晦涩，对鲁迅先生是充满了敬意的。
我写诗写了几十年，美学观起起伏伏，其中的筋骨倒是一致得很。从外人的角度看来，这大概就属于偏激或者偏见。而我对别人怎么写，一向包容，偶尔兴趣上来了，可能还会幽默一两句。如果一时半会儿没有幽默妥当就不免失之于尖刻。不过我也不愧疚。说点儿极端的话，我之所以写到今天还在写就源于自己的固执己见。所以我常说，写到这种程度，写到这把年纪，难免就有了美学的排他性。否则我也不会这么写是不是？这和诗歌社会学或者诗歌生态学的党同伐异还是不同的。
有诗为证：“无论建材还是拌饺子馅，/不完全是美学选择。而人与人的/差异看起来很小，而感受很小的瞬间，/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尘埃》）
我谈诗大抵都谈本体论，读者未必有兴趣。因为我自己做读者的时候也八卦得很。看回忆录、口述实录或者日记都是津津有味的，而且还跟友人大聊特聊其中的细节。而谈自己或者诗的本体，虽然也有诙谐的一面，但是整体面目还是严肃的，甚至是过于严肃。所谓的“不好玩儿”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对题材，我一向以为不必有什么限制。所谓百无禁忌，就是什么都可以写。问题如果出来了，恐怕也只是出在写得不怎么样。有的题材吃不透会写不好，而有的人心里有话说但是写作技术差也写不好，哪怕是关于自我的熟得不能再熟的题材。各种教训都很多，正反都有。而我的选择只能是一边讨生活，一边学技术，竭尽全力把诗写好。
写好很难，但是写差更难。自己就是自己的索命监督人。
还有就是当代同行的砥砺，比如我的同代人臧棣、哑石、余怒……名字可以不停地罗列下去。外国同行就不提了；而且偏激的时候、骄傲的时候，我可能还会说：满山满野，“哪怕只有一棵蒙古栎也算有脸了”（《个人意志》）。与此同时，我也不惧谈诗与社会，谈专业与业余。比如新文学这个概念就是相对于旧文学的概念提出来的，犹如新诗之于旧诗。与此类似的还有现代诗与传统诗。如果有阵营，我恐怕就属于新文学的阵营，属于新诗的阵营，属于现代诗或者先锋诗的阵营。有人说我是知识分子写作，我不反对。还有人说我是日常历史派的掌门，我也不反对。而我终究还是兴凯湖北边那个农场的子弟，光着脚丫在旷野上晃荡。这是我一生的起点。所以有了舌头就要说话，不管啥话题谈是谈不完的，能谈多少算多少。
夏天热得很，正适合读诗，尤其是凛冽之诗，可以冒充电扇或者空调。我的诗是否属于凛冽之诗，自有行家判断。而我对前辈诗人比如奥登、穆旦的诗感受倒是越来越深了。在一个朋友的房间里，我把易彬的《幻想底尽头：穆旦传》从一大堆书里挑了出来。临走的时候，我还从走廊纸箱里，把奥登的The Poet’s Tongue复印本挑出来带走了，尽管我自己早就有了奥登全集Prose的蓝皮六卷本。其中四卷是朋友送的。
还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翌日黄昏，便把这个梦的部分内容写进了诗里，“昨天的梦里，/一个很亲切的陌生人提醒我，/他们快要来了，你走吧。/我不走。我没有玉石俱焚的激烈。/我不走。我只是保留了我的/还没有彻底瞎掉的眼。”（《神秘的禁区》）人家都说诗人或者先知容易盲掉，而“盲者一览无余”。这句诗是谁写的，彻底记不得了。
原标题：《桑克：怀柔回来谈谈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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