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我六十五岁那天，去银行不是取钱，是想把退休金换成一份稳妥的理财。
门口的电子屏刚换过，蓝底白字，滚动着几条防诈骗提醒。我站在叫号机旁，把身份证从布包里摸出来，又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存折。
退休金不多，攒了这些年，也就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房子旧是旧，水电费按时交，平常买菜不敢挑贵的，日子倒也过得安静。
叫到我时，柜台里的姑娘抬头看了一眼证件。
“郑阿姨，您是要办理定期理财吗？”
她胸前的牌子写着王宁，三十二岁上下，说话不急，手边摆着一只浅蓝色的文件夹。
“嗯，先问问。钱不能全压在一个地方。”
她点开电脑，核对了几项信息。没过多久，眉头轻轻动了一下，转身叫来了旁边的同事。
我心里一紧，以为是账户出了差错。
王宁重新坐下，把声音压低了些：“郑阿姨，您账户里有一笔境外汇款，金额是两百万元。”
我看着她，半天没接上话。
大厅里有人拖着脚步经过，鞋底擦过地砖，发出细细的声响。柜台后的打印机吐出一张纸，热气还没散。
“两百万？”我问。
“显示是澳洲方向，目前还在核验流程里。您先不用操作，也不要点任何陌生链接。”
她把屏幕转过来一角，只让我看见币种、金额和来款地区。汇款人一栏被遮住了大半，只露出一个字母开头，后面跟着几位模糊的字符。
那个缩写，和女儿当年常说的英文姓氏有点像。
我很快把这个念头按了下去。
十年没联系的人，突然往账户里打两百万，怎么看都不像好事。要么是骗子借名行事，要么是有人把账号填错了。
“会不会是钓鱼？”我问，“先打钱，再让我退回去？”
王宁点头：“这种情况确实有。只要涉及退汇、验证码、陌生软件，都不要照做。”
她说完，又提醒我，款项附带一条需要核验后才能查看的文字信息。
我盯着那张纸，手心慢慢出了汗。
两百万摆在账上，喜悦没有跟着来，反倒像有人把一块沉甸甸的石头，放进了我原本平静的日子里。
“那这钱，我能不能先不认领？”
“可以暂时不动。我们会按流程核对来源和用途。”
王宁递来一张业务受理单，我没有马上签。窗外阳光落在玻璃门上，亮得晃眼，门口的防诈骗海报被照出一道白边。
我把笔握在手里，迟迟没落下去。
女儿离开以后，我见过不少推销电话，也收过几条奇怪短信。唯独这一次，金额大到让人不敢相信，也不敢装作没看见。
“王姑娘，”我抬头问，“如果真是熟人汇的，也要查这么久吗？”
“境外款项必须核对。等信息完整了，您自然会知道是谁。”
自然会知道。
这句话听着平常，我却没由来地心慌。那张受理单上的横线，像一道暂时跨不过去的门槛。
我最终只签了核验申请，没有办理理财。
走出银行时，手机在布包里震了一下。我没有立刻拿出来，站在台阶下看着来往的人。
过了几秒，才把屏幕按亮。
没有女儿的消息，只有银行发来的一条提示：境外入账信息已提交审核。
我把手机扣回掌心，沿着人行道慢慢往家走。两百万这三个字，一路跟着我，压得脚步比平常沉了许多。
01
我一个人住了十年，早已经习惯屋里只有一副碗筷。
早饭煮半锅粥，吃一半，剩下的放进冰箱。衣服不必分颜色，拖鞋也不用摆得整整齐齐。晚上看电视，声音调到三格，邻居家的水管响了，都听得清楚。
女儿走后，我没有搬家。
那套两室一厅是她从小住到大的地方，窗台上有一道浅浅的划痕，是她上小学时搬花盆留下的。后来我换过窗帘，刷过墙，连厨房的水龙头也换了两回，那道痕还在。
有些东西不碍事，也就懒得动。
她离开那年二十六岁，正是最能折腾的年纪。她说要去澳洲，说那里机会多，先找工作，再慢慢站稳脚跟。
我只问她：“国内不好吗？”
她站在餐桌边，手里捏着一张打印出来的行程单。那天是夏天，窗外的蝉叫得厉害，屋里的电风扇一圈一圈地转，吹得纸角轻轻翘起。
她说，想出去看看。
我没有接那张纸，只把桌上的菜往她面前推了推。她没动筷子，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自己已经决定了。
我那时五十五岁，刚从单位退下来不久。女儿突然要走，像家里一件摆了多年的家具，被人说搬就搬。我嘴上没拦，心里却觉得她把外面的日子想得太轻松。
她会的东西不少，英文也还过得去，可真正到了外面，谁会替她操心吃饭、租房、生病这些事。
她收拾行李时，我没有帮忙。
衣柜里的衣服被拿走大半，剩下几件旧毛衣，袖口还留着洗衣粉的味道。她把护照、证件、药盒一一放进小包，动作很快，像怕慢下来就走不了了。
临出门前，她在玄关停了一下。
那天的争吵，我记得不完整。只记得她声音发哑，说我从来没把她当成一个能自己做决定的人。
我听了很不舒服，转身去收桌上的碗。
后来门关上，她拖箱子的声音从楼道里一层层远去。我站在厨房里洗碗，水开得太大，溅湿了袖口。
她到了澳洲后，最初还打过几次电话。
时间总在半夜，手机响起来，我常常已经睡着。醒来时，屏幕上只剩几通未接来电。我有时回拨，没人接，有时等到第二天，也没再打过去。
那几年，我给她发过节日问候，发过家里换了新煤气灶的照片。消息发出去，像石子落进深水，没有回音。
再后来，号码停了。
我去营业厅问过一次，工作人员说可能是换号，也可能是人在国外，具体要联系本人。那天外面下着小雨，我把旧手机攥在手里，站在营业厅门口很久。
我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在等她。
对亲戚，我只说她忙，国外工作事情多。有人问起，我便把话题转到菜价和天气上。说得多了，连自己都觉得女儿只是暂时没空。
可家里的东西没有骗过我。
她高中毕业时送我的一条围巾，还压在衣柜最底层。颜色已经旧了，边角起了毛，我舍不得扔，拿出来晒过几回，又原样叠好。
书架上有她小时候的相册，第一页是她六岁那年拍的证件照。齐刘海剪得不齐，眼睛圆圆的，嘴角抿着，一副不乐意照相的样子。
我偶尔翻到那一页，手指会停一会儿。
这次银行账户里突然多出两百万元，我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她。这个念头只冒出来一瞬，就被我自己否了。
她若真有钱，不会十年没有一句话。
就算是在国外发了财，也没必要用这种方式回来。钱进了账户，人却不露面，像把一件麻烦事隔着海丢给我。
我把存折放在餐桌上，倒了半杯温水。杯底碰到桌面，发出轻响。
两百万能买一套不错的房子，也能让一个老人安稳过完后半辈子。可钱来得太突然，背后若藏着条件，安稳就只是纸上写出来的两个字。
晚上七点多，表妹打来电话。
她听完这事，先是吸了口气，接着问我有没有点链接、有没有把验证码告诉别人。
“没有。”我说。
“那就别动。现在骗子花样多，境外汇款更要小心。”
我说知道了，电话却没马上挂断。她那边有人喊吃饭，锅里像是烧着什么，滋啦一声，听得我肚子也跟着空了。
“你说，会不会真是她？”
表妹沉默了几秒。
“谁知道呢。十年了，人总会变。”
电话挂断后，我坐在黑着灯的客厅里，没开电视。窗外小区有人遛狗，狗链碰着金属扣，叮叮当当从楼下经过。
我想起女儿离开那天背的那只黑色双肩包，想起她站在门边没有回头。
十年过去，我还能认出她吗？
这个问题没人回答。手机屏幕暗下去，映出我自己的脸，眼角的细纹比记忆里多了不少。
我起身去厨房洗杯子，路过书架时，脚步停了一下。相册还在原处，旁边压着一个小纸盒，里面放着她小时候掉下来的乳牙。
我没有打开，只把纸盒往里面推了推。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银行。
02
王宁已经在柜台后面等我了。
她看见我，先把桌上的文件夹往里收了收，又起身倒了一杯温水。银行刚开门，大厅里没几个人，空调吹出一股干燥的冷风。
“郑阿姨，昨天那笔款项已经进入核验流程，今天需要您补充几项信息。”
我没有坐下，先问：“要我做什么？”
“确认您本人身份，再核对收款账户。可能还需要联系汇款方的银行。”
“要验证码吗？”
王宁抬头看我，摇了摇头：“不会向您索要短信验证码，也不会让您把钱转到别的账户。”
我这才坐下，把身份证和银行卡推过去。
她先核对证件，又让我确认账户尾号。每一步都做得很慢，电脑屏幕上的字一行一行跳出来，我看不懂那些英文，只盯着金额栏。
两百万元。
昨天还觉得像看错了，今天它仍旧在那里。数字没有少，也没有多，安静得让人心里不踏实。
王宁问：“您认识汇款人吗？”
“现在还不能确定。”
“系统显示的姓名，是莉莉。”
她把名字写在纸上，旁边标注了中文读音。
莉莉。
这个名字在我脑子里绕了一圈，竟比任何陌生名字都让人难受。女儿出国前，曾经说过，到了那边工作，可能会给自己取一个方便别人叫的英文名。
我当时没在意，只说好好的中文名不用，折腾这些做什么。
那句话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具体是哪一天，我已经想不起来。
“也可能只是巧合。”我说。
王宁没有附和，只把核验表翻到下一页：“汇款人的身份资料还要确认，暂时不能根据一个名字判断关系。”
“这钱是不是已经算我的？”
“款项进了您的账户，但在最终核验前，建议不要支取，也不要办理关联业务。”
我点头，把手放在膝盖上。银行的椅子不算硬，坐久了腿却有些麻。
屏幕上显示着一串境外地址，城市那一栏写着悉尼。那两个字我认得，是女儿当年提过的地方。
她说那里冬天不算太冷，海边很漂亮，公交车也方便。
我那时正在择菜，随口回了一句：“住哪里不是住，能挣到钱才是真的。”
她在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说自己知道。
现在看着悉尼两个字，我才发现自己竟然记得。
“附言什么时候能看？”我问。
王宁翻了翻资料：“要等身份和款项用途一起完成确认。今天只能先登记，最快也要明天。”
“用途还要确认？”
“境外大额汇款一般都要说明用途。生活费、赠与、投资，类别不同，处理方式也不同。”
我听到赠与两个字，心里像被什么轻轻碰了一下。
如果真是女儿，她为什么不先联系我？
如果不是她，谁会把这么多钱送进一个退休老人的账户？我没做过生意，也没有海外亲友，更不可能平白收下一笔巨款。
王宁递给我一张说明单，指着最下方的提示。
“这几天如果有人联系您，说可以帮忙解冻，您直接挂掉。银行不会通过私人号码处理。”
“我不信陌生人。”
“家人也要先核对身份。”
她说这话时语气很平常，我却听出了其中的分量。家人两个字落在桌面上，像一粒没剥开的豆子，圆着，硬着，谁也没有碰它。
我从包里拿出手机，翻到通讯录最下面。女儿的号码还在，备注只有两个字，女儿。
号码早就停了，我却一直没有删。
十年里，它没有响过一次。每次换手机，我都把联系人转过去，像是怕哪一天她突然打来，自己认不出号码。
我看了一眼，又把手机收起来。
“能不能查到汇款人是不是我女儿？”
“需要按照流程核对身份资料。只凭姓名和地区，不能下结论。”
“那如果不是呢？”
“款项会按规定处理，不会让您承担不明风险。”
王宁说得谨慎，没有给我任何安慰。正因为这样，我反而觉得她可信。
她把核验申请打印出来，让我签字。我拿起笔，看到姓名一栏时，笔尖停在纸面上。
那三个字我写了一辈子，今天却写得格外慢。
签完后，王宁把回执递给我，又提醒我保管好手机，不要接受远程操作。
我把回执折好，放进存折夹里。
走到门口时，手机又震了一下。我以为是银行通知，拿出来一看，只是一条天气推送。悉尼两字从屏幕上闪过去，很快被别的内容盖住。
我站在门边没动。
外面的风带着热气，吹得宣传单一角翘起。街对面卖早点的摊子冒着白烟，油条刚出锅，香味混着车尾气飘过来。
我忽然想起，女儿小时候不爱吃葱，却总把碗里的葱花挑出来，堆在碟子边上。那时候我嫌她麻烦，后来她去了很远的地方，连一碟葱花都没人替她挑。
这个念头只停了一下，我便不再往下想。
回家的路上，我去菜市场买了半斤鸡蛋。摊主问我要不要多拿些，我摇了摇头。
家里只有一个人，买多了也会坏。
中午，我煮了两个鸡蛋，吃到一半，手机响了。这次是银行的号码。
我没有立刻接，等铃声响到第三遍，才按下接听。
电话那边是王宁，告诉我核验资料已经补录，汇款人登记姓名为莉莉，后续还要继续确认。
我握着筷子，望着桌上渐渐凉掉的汤。
“她是不是中国人？”
王宁顿了一下：“目前只能确认姓名信息，其他资料还在核对。”
电话挂断后，我把筷子放下。
窗外有人在楼道里说话，声音隔着门板传进来，听不清内容。我走到书架前，取下那本旧相册，翻到女儿出国前的最后一张照片。
照片里的她二十六岁，头发扎在脑后，眼睛看着镜头，嘴角没有笑。
我把相册合上，重新放回原处。
银行说要等明天。
那就等明天。
03
表妹知道这件事后，第二天一早就拎着一袋橘子来了。
她进门先看了看我的手机，又看餐桌上的存折。橘子放下，手却没从袋口松开，像是怕屋里有什么东西会突然扑出来。
“你没把钱转出去吧？”
“没有。”
“也没给人验证码？”
我摇头，把银行回执递给她。她戴上老花镜，从头看到尾，最后把纸折了两折。
“那也别高兴。大额境外汇款，十有八九有后手。”
我给她倒水，她没喝，坐在沙发边沿，压低声音说，现在骗子会冒充亲戚，先把钱打进来，再想办法让人退回去。只要账户动过，后面就说不清了。
这些话王宁已经提醒过，我听得耳朵发热。
“我知道，不会动。”
“知道就好。你一个人在家，别让人钻空子。”
她走后，屋里又安静下来。我把橘子剥开，果皮上的白络粘在指腹上，怎么也撕不干净。
下午，二舅家的儿子打电话来。
他在外地做生意，平时很少联系，听说钱的事后，语气忽然热络起来。先问我身体，再问银行有没有确认，最后猜测女儿是不是在国外发了财。
“发财了，想起给你养老，也算她还有点良心。”
我没接这句话。
“你说她是不是怕你以后没钱，先补一笔？”
“我不知道。”
“那就等着吧。两百万可不是小数目。”
电话挂断，我坐在桌边，盯着那几个数字。若说不动心，是假的。两百万够我把老房子重新收拾一遍，也够我不用再计算每个月买菜要花多少。
可钱越多，越不像单纯的孝敬。
女儿若真想给我养老，为什么十年里一声不吭，偏偏等到现在才汇款。她连一句生日问候都没有，忽然给我两百万，像是把过去的空缺一次性填上。
我不相信这种填补。
傍晚，我又去了银行。王宁正在整理文件，看见我进来，马上站起身。
“郑阿姨，款项目前没有退回，银行也没有收到索款通知。”
“那是不是说明没问题？”
“只能说明暂时没有发现异常。汇款用途还要补充核实。”
她把电脑屏幕转向我，页面上显示着一行用途说明，只有几个字，后面还标着待确认。
我看不懂其中两个英文词，问她是什么意思。
“类似家庭赠与，但还需要汇款方提供补充资料。”
家庭赠与。
我念了一遍，喉咙像被什么刮过。
“这笔钱可以先存着，不用理财吗？”
“可以。但在最终确认前，不建议您支取。”
我把手从桌面收回来。
王宁又说，若有人打电话要求我配合退款，必须先到银行当面核实。我点了点头，顺手把那张说明单折进包里。
回家路上，天色暗得很快。菜市场门口的水还没干，塑料袋被风吹得贴在墙角，一动一动。
我买了半只鸡，摊主找零时问我是不是家里来客人。我说不是，自己吃。
这句话说出口，心里忽然发空。
我一个人住久了，连买半只鸡都显得多余。女儿小时候最爱吃鸡腿，每次炖鸡，我总把腿肉夹到她碗里。她吃得急，嘴角沾着油，还要把骨头啃得干干净净。
那些事没有用，却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冒出来。
晚上八点多，银行发来短信，提醒我第二天继续办理核验。我把短信看了两遍，没有删除。
手机通讯录里，那个停用多年的号码仍排在最底下。我点开，又退出来。拨过去也不会有人接，何必让自己听一遍空号提示。
我把手机放回桌上，去关阳台的窗。
风从缝里钻进来，吹动晾衣杆上的旧毛巾。那条毛巾边角已经硬了，是女儿上大学时买的，图案褪得只剩一圈浅蓝色。
我伸手把它取下来，放进盆里。
水还没放满，手机响了。
不是银行号码，是一个陌生的外地号。
我盯着屏幕，等它响完。第二遍又响起来时，我按下了接听。
电话那边没有人说话，只有很轻的杂音，像风吹过什么空房间。
“谁？”
还是没人回答。
我把电话挂断，站在水池边没有动。过了一会儿，短信提示亮起，只有一句话：请尽快确认账户信息。
我没有点开链接，直接删掉了短信。
可那句请尽快，像一根细针，留在了心里。
04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浅。
楼下的电动车充电器响了几声，邻居家的孩子跑过走廊，脚步一下近，一下远。我翻身看了三次钟，最后在凌晨四点多坐了起来。
银行说，明天可以完成最终核验。
我本来该安心，可那句请尽快仍在脑子里转。短信我已经删了，内容却记得清楚，连标点都没忘。
桌上放着女儿出国前留下的一只陶瓷杯，杯口有一道细裂纹。她上班第一年买的，说办公室里用一次性纸杯浪费钱。
那时她还在本地上班，每天早出晚归。她嫌我总问同样的问题，今天吃什么，几点回来，工资发了没有。我觉得这些都是母亲该问的，她却说自己不是小孩子。
她出国前最后一次回家，正好赶上那只杯子掉到地上。
她说想自己租房，自己找工作，不想再按我的安排过日子。我记得自己当时很生气，认为她是嫌我管得多，嫌这个家拖累她。
我没有去捡碎片，只站在厨房门口看她收拾。
那天的争吵说了很多话，像一锅煮糊的粥，黏在锅底，怎么洗都留着味道。我只记得她拿起行李时，眼睛红着，却一直没有哭。
她问我，若是她在外面过得不好，能不能回来。
我没有马上回答。
后来她又问了一遍，我才说，家里不是旅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话一出口，我就看见她的手停在门把上。
她没有回头，只说了一句知道了。
那天以后，她真的没有回来。
最初几个月，她还会打电话。第一次是在晚上十一点，电话响了很久，我坐在床边没有接。第二次是隔天中午，我正在买菜，手机在包里震个不停，等我腾出手，已经断了。
第三次她发来一条短信，问我身体怎么样。
我看见了，却没有回复。
那天我正为一件小事恼火，觉得她既然能出国，就应该学会自己承担。我把手机扣在桌上，心想等她先低头。
等着等着，便等到了十年。
后来亲戚说她换了号码，也有人说国外工作忙。没有人知道确切消息，我也没有再追问。
我对外总说，女儿有自己的生活，不联系也正常。
这句话说久了，竟像一层贴在脸上的皮，揭下来会疼。
早上去银行前，我把那只陶瓷杯洗干净，放回原处。杯里的水有一股淡淡的铁锈味，我倒进下水道，杯底留下几滴水。
王宁见到我，先把门口的号牌挂起来，才示意我坐下。
“郑阿姨，今天需要您确认一份历史信息。”
“什么信息？”
“汇款方提交了补充材料，但有一项需要您本人回忆确认。”
她把一张表推到我面前，上面有姓名、亲属关系和几个年份。我看到其中一个年份，眼皮轻轻跳了一下。
那是女儿离开的年份。
“为什么问这个？”
“系统需要核对。您如果不确定，可以不填，我们按其他方式继续。”
我拿起笔，又放下。
“汇款人到底是谁？”
“还没有最终解锁。”
她的回答很稳，却让我更烦躁。十年没有消息的人，忽然隔着银行递来一笔钱，所有人都让我等，只有我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如果她要给我钱，为什么不直接打电话？”
王宁没有接话，只把水杯往我这边推了推。
我没有喝水，问她能不能联系对方确认。她说银行只能按规定核验，不能替客户处理私人关系。
这句话没有错，听着却像一扇关上的门。
我忽然想起十年前的那个晚上。
女儿走后，我把她房间的窗帘拉上，连续几天没有进去。过了一周，手机响了，我看见屏幕上是她的号码。
那时她已经到了国外。
电话响了很久，我把手放在接听键上，最后还是按掉了。不是因为不想听，是因为不知道第一句话该说什么。
她没有再打来。
我一直告诉自己，是她先不要这个家，是她不孝，是她把我这个母亲丢在国内。这样想，心里就能有个说法。
可那通没有接的电话，像一粒沙，落在鞋里。
平时走路没事，走得久了，哪一步都会硌一下。
王宁把表收回去，告诉我银行会在第二天完成最后核验，届时相关附言也会一并显示。
“明天我再来。”
“可以。”
我起身时，手机在包里震了一下。我以为又是陌生短信，拿出来却发现只是电量提醒。
屏幕上的时间是下午三点十七分。
女儿当年离开那天，也是下午三点多。她拖着箱子走下楼，我站在窗后，没有送到门口。
这件事我记了十年，却从没对任何人说过。
回家后，我翻出一个旧铁盒。里面有女儿小时候的发卡、两张公交卡，还有一张她写给我的购物清单。
纸已经发黄，上面歪歪扭扭写着，鸡蛋、盐、糖，还有妈妈爱吃的梨。
我摸了摸那行字，把铁盒盖上。
手机突然亮了起来，银行发来通知：请于次日上午办理最终核验。
我把通知转发给表妹，又删掉了聊天窗口。
夜里下起了雨，雨水沿着窗缝往里渗。我拿毛巾堵住缝隙，蹲在地上擦了一会儿，腰开始发酸。
十年前，我没有送她。
明天，我还要不要去银行。
05
第二天上午，我比银行开门早到了十分钟。
王宁见我进来，没再让我等，直接把我带到旁边的小办公室。窗帘半拉着，电脑屏幕的光落在她脸上，显得她神情比平时严肃。
“郑阿姨，最终核验完成了。”
她把一份打印材料推到我面前，纸张边缘还带着打印机的热气。
我没有先看金额，而是盯着汇款人的姓名。
林晓梅。
三个字像从旧抽屉里掉出来，砸在桌面上。
我伸手拿纸，手指碰到姓名那一栏，停了很久。这个名字我写过无数次，填表时写，家长会上写，给她交学费时也写。后来她走了，名字就只剩在户口簿和旧相册里。
“是她？”
我问出口，声音比自己想的还轻。
王宁点头：“银行核验结果显示，汇款人是林晓梅。莉莉是她在澳洲使用的工作名。”
我低头看那张纸。账户、金额、姓名、汇款时间，一项一项排列得很整齐，容不得我拿认错人来搪塞。
“她为什么不直接联系我？”
“这部分要看附言。”
王宁点开文件，屏幕上出现一段中文。她没有马上读，只把电脑慢慢转向我。
留言写着：“妈，我现在叫莉莉。两百万给您，但请您七天内来澳洲见我最后一面。”
我看着那行字，起初没明白最后一面是什么意思。
那四个字太重，像一扇门忽然在眼前关上，门里门外都看不清。我伸手扶住桌边，指甲刮过木头的纹路。
“她……出什么事了？”
王宁没有回答，只说附言还要求这笔钱暂时不要动，机票最晚明早要定。
我把屏幕上的文字看了一遍，又一遍。莉莉，妈，两百万，七天，最后一面。
每个字都认识，连在一起，却像别人写给别人。
“银行能确认这条留言是她本人写的吗？”
“汇款账户、身份信息和授权记录都已核对。留言随汇款提交，来源一致。”
“她现在在哪儿？”
“资料显示在悉尼。具体住址不在银行文件里。”
我往后靠了一下，椅背发出轻响。
十年不联系，忽然给我两百万，又要求我七天内去见她最后一面。她把时间、钱和一句吓人的话一起递过来，好像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原先怕是骗局，现在骗局两个字从脑子里退开了。
真正站在面前的，是女儿。
是那个二十六岁拖着黑色行李箱离开、问过我能不能回家的女儿。
我当时没有给她答案。
王宁递给我纸巾。我没接，低头看见那张回执上的日期。数字清楚得很，今天是周三。
“最晚明早订票，是什么意思？”
“留言这样写的。我们只能提醒您，是否出行由您自己决定。”
她说得谨慎，像怕多说一句就变成替谁做决定。
我忽然笑了一下，笑意没到嘴角便散了。
“她现在知道怎么安排别人了。”
王宁看着我，没有插话。
我把手机拿出来，翻到那个停用了十年的号码。屏幕上没有通话记录，只有一个灰色联系人头像。
我试着拨过去。
提示音响了两声，系统便说号码不存在。
那声音很机械，一遍又一遍重复。我按掉电话，手掌贴在桌面上，半天没有收回。
“郑阿姨，您需要先回去准备吗？”
我没有回答。
电脑里的留言还亮着，最后四个字像钉子，钉在屏幕上。她到底病了，还是遇到了别的事，为什么不肯把话说清楚，为什么偏要用一笔钱把我叫过去。
这些问题挤在一起，谁也不肯让路。
我问王宁，若我不去，这笔钱怎么办。
“款项可以继续保留，但建议您不要动用，直到汇款方确认后续安排。”
“她会不会把钱收回去？”
“这要看汇款方的决定。”
我点点头，把文件夹合上。
走出小办公室时，大厅里已经坐满了人。有人办理贷款，有人取养老金，有人拿着号码牌低头打盹。广播叫到一个名字，声音在大厅上方绕了一圈。
我站在门口，忽然觉得周围的人都在过自己的日子，只有我被十年前那扇门拽住了。
回到家，我打开衣柜，把一只旧行李箱拖出来。
箱轮卡在门槛上，来回试了两次才过去。箱子里还留着一点樟脑丸味，是女儿走时用过的。她当年带走的衣服已经不在，角落里只剩一条旧围巾和几张没用完的车票。
我把围巾拿出来，放到床上。
出国要带什么，我不清楚。护照在抽屉里，十年前办的，过期了。我又翻出身份证、银行卡和常用药，摊在桌上，一件件核对。
手机屏幕亮了，是表妹发来的消息。
她问我银行到底说了什么。
我没有马上回复。过了几分钟，只写了几个字：确定是她。
表妹很快打来电话。
“你别急着去，先问清楚她怎么回事。”
“她让我七天内过去。”
“她凭什么替你定时间？”
我捏着手机，望着床上的旧围巾。
“她说要见我最后一面。”
电话那边静了一下，表妹的声音低了许多，问我是不是听错了。我说没有，银行的人把原话给我看了。
她劝我找旅行社，问签证和机票，至少先把情况弄清楚。说着说着，她自己也没了主意，只反复问我有没有人陪着。
“没有。”
“那你一个人怎么去？”
我看向桌上的两百万元回执。
“我也不知道。”
夜里，我没有睡。窗外的雨停了，屋檐偶尔滴下一声水响。行李箱敞在客厅，像一张等着填满的嘴。
我拿出护照，翻到最后一页。
照片里的我头发还没有全白，眼神也比现在硬。那时我五十五岁，女儿刚走，我觉得自己什么都能扛。
十年过去，护照过期了，人也不再像照片里那样。
凌晨一点，我打开手机上的购票页面。目的地输入悉尼，日期选到最近的一班。
票价跳出来，数字不低。我看了很久，没有付款。
去，我可能被迫答应她的条件。
不去，这辈子最后一次听她叫妈的机会，也许就没了。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重新拿起来，终于点开了明早的航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