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申遗成功，话祁门人康达

（来源：安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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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申遗成功与康达的关联主要体现在中国陶业学堂的创办上。

康达是江西瓷业公司总理，他在清朝宣统二年（1910年）呈请学部批准，联合直隶、湖北、江苏、安徽等省协同出资，创办了中国陶业学堂。该学堂设于饶州府所辖的瓷业公司饶州瓷厂内（今鄱阳高门），校训为“诚朴恕毅”，办学宗旨是“养成明白学理、精进技术之人才，以改良陶业”。这是中国第一所陶瓷专业学府，也是今天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前身。康达的这一举措为景德镇陶瓷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景德镇瓷业的传承与创新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康达（1877—1946），原名特璋，安徽祁门礼屋人。他自幼聪颖，光绪二十三年拔贡授内阁中书。因与维新变法派有牵连，被贬往景德镇监制御瓷，这也开启了他与景德镇深厚的渊源。1904年，康达赴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他致力于实业救国，于1909年参与筹建景德镇总商会并担任首任会长。

1910年，康达先后创办了江西省瓷业公司和中国陶业学堂，不仅培养新型技术人员，还大胆引入机器制瓷方法，为景德镇陶瓷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辛亥革命后，他曾任饶州知府，并参与南北议和谈判。晚年虽双目失明辞归故里，但康达对景德镇瓷业现代化的贡献已深深镌刻在历史中。

景德镇申遗成功与康达的关联主要体现在中国陶业学堂的创办上。康达是江西瓷业公司总理，他在宣统二年（1910年）呈请学部批准，联合直隶、湖北、江苏、安徽等省协同出资，创办了中国陶业学堂。该学堂设于饶州府所辖的瓷业公司饶州瓷厂内（今鄱阳高门），校训为“诚朴恕毅”，办学宗旨是“养成明白学理、精进技术之人才，以改良陶业”。这是中国第一所陶瓷专业学府，也是今天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前身。康达的这一举措为景德镇陶瓷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景德镇瓷业的传承与创新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康达对景德镇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推动陶瓷教育革新

康达创办中国陶业学堂，是他推行瓷业现代化改革中极具远见的一步。这不仅是中国近代陶瓷教育史上的里程碑，更是“实业与教育”相结合的成功典范。关于他创办这所学堂的具体历史脉络如下：

康达早年留学日本，深受近代工业思想影响。1906年，他与留日归国、精通窑业技术的张浩达成“技术与资金合作”，共同创办江西瓷业公司。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景德镇传统陶瓷业“师徒传承、口传心授”的落后模式，解决工匠“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康达联合张謇、瑞澂等人，并争取到直隶、湖北、江苏、安徽、江西五省的协款支持，于1910年正式筹办“中国陶业学堂”。

学堂并未设在千年瓷都景德镇，而是选址于毗邻景德镇的饶州府鄱阳县（江西瓷业公司饶州分厂内）。这一“迁地办学”的决策，是因为当时景德镇手工业守旧势力根深蒂固，极度排斥机械化生产和新式教育。在鄱阳办学，既能避开旧势力的阻挠，又能依托毗邻的瓷厂作为学生的实验与实习基地，实现“产教融合”。

学堂确立了“养成明白学理，精进技术之人才，以改良陶业”的办学宗旨，并制定了“勤朴公勇”的校训。在教学上，学堂打破传统，提出“脑手并用”“科艺结合”的原则。除了注重数、理、化等基础理论教学，还配备了物理、化学实验室以及成瓷室、图画教室。此外，学校还建有倒焰式煤窑、玻璃试验窑等先进设施，由校长张浩亲自设计并带领学生实操，真正做到了理论与实践并重。

为了传授先进的科学技术，康达和张浩在师资建设上不遗余力，以留日归国学生为骨干。例如，1913年，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窑业系毕业的邹如圭被聘请来校执教并担任教务主任。此外，学堂还聘请了潘陶宇、邓碧珊等名瓷画家教授瓷画，形成了产学研一体的强大师资队伍。

中国陶业学堂的创办，为景德镇乃至全国培养了大批懂科学、精技术的新型陶瓷人才。辛亥革命后，学堂于1912年独立办学，此后历经多次更名与迁徙（如江西省立陶业学校、江西省立陶业专科学校等）。1945年抗战胜利后，学校终于迁回景德镇；1958年升格为本科建制的景德镇陶瓷学院，并于2016年正式更名为景德镇陶瓷大学。

康达创办的这所学堂，将中国陶瓷业从传统的经验制作推向了科学改良的道路，其“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探索精神，至今仍是中国陶瓷教育界的宝贵财富。

2.创办江西瓷业公司

康达创办江西瓷业公司，是中国近代陶瓷工业史上一次极具革命性的创举。这一举措不仅打破了景德镇传统手工业的封建积弊，更开启了近代陶瓷企业化、教育化发展的先河。以下是康达创办江西瓷业公司的核心脉络与深远影响：

清末民初，面对内忧外患与洋货冲击，康达与张謇、瑞澂等近代实业家交往密切，深谙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1907年，康达作为发起人之一，参与并认购股份，向清廷农工商部禀文申办江西瓷业有限公司。1909年，公司正式获批立案，标志着这家带有旧时御窑性质的企业正式起步。

1910年，康达出任江西瓷业公司总经理。当时景德镇传统手工业守旧势力强大，工匠们墨守成规，极度排斥机械化和新式制瓷工艺，甚至扬言“一经改良，将立被淘汰”。面对这种“合群抵制”的僵局，康达果断采取“迁地以避之”的策略，将公司分为两处：

景德镇总厂：沿用传统技艺，招募流散艺人，主要生产高端陈设瓷和文房用品。

鄱阳分厂（饶州瓷厂）：作为技术革新与实验基地，大胆试行机械制坯和煤窑烧瓷，以避开景德镇旧势力的阻挠。

在康达的主持下，江西瓷业公司锐意改革，整顿管理制度，并吸引了大批原御窑厂的窑工、画师及文人介入生产设计。其产品胎细釉润，工艺精良，“几与前清之御窑媲美”。1915年，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江西瓷业公司送展的百余件青花、粉彩等精品荣获“一等大奖章”，名声大振，成为中国近代瓷业的标杆。

辛亥革命爆发后，五省协款（官股）断绝，江西瓷业公司由官商合办转为纯商办，康达全权负责。后期由于军阀混战、资金短缺以及康达本人双目失明，公司逐渐陷入经营困境，甚至沦为家族私人财产。直至1949年景德镇解放，江西瓷业公司被人民政府接管，其资产与人员成为了新中国第一家国营瓷业公司——“江西建国瓷业公司”（景德镇市建国瓷厂）的重要基础。

3.保护本土资源

景德镇的辉煌，离不开周边广袤地域提供的物质基础。在众多瓷土中，来自安徽祁门的瓷土以其洁白、细腻、质硬性黏、耐烧的卓越品质，被誉为“天然配方”和“瓷土之王”。正如《续文献通考》所载，景德镇的上等原料多取于祁门。正是这深藏于皖南山间的一抹洁白，支撑起了景德镇庞大的产业体系，成为瓷都千年不衰的幕后功臣。

随着祁门瓷土声名远扬，其洁白细腻如糯米粉的上好品质引起了外国商人的垂涎。1920年，外商通过上海经纪人涌入祁门，以“四十石米换万斤土”的高价，购得四十万斤瓷土，企图经小路偷偷运往上海。一旦这批景德镇制作大件瓷器不可或缺的原料尽数外流，景德镇瓷业必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1920年前后发生了的一场惊心动魄的“瓷土保卫战”。当时，外国商人企图将大量优质祁门瓷土偷偷运往上海（向东运输），进而外流海外。时任江西瓷业公司总理的祁门人康达闻讯后，连夜赶赴歙县。他以国务院咨议的身份果断出手，成功制止了这批瓷土东运。此后，康达又请时任安徽省长许世英持续关注此事，最终使得太和坑瓷土得以源源不断运往景德镇，守护了民族瓷业的命脉。

1920年以后，康达以国务院咨议身份制止了祁门瓷土东运，确保优质瓷土供应景德镇，维护了本地陶瓷产业的原料优势。

4.重建龙珠阁

1922年，康达集资重建龙珠阁，使其成为景德镇的标志性建筑，象征瓷都的文化传承与复兴。

龙珠阁位于景德镇市中心的珠山之巅，其历史可追溯至唐代（初名“聚珠亭”），历经宋、明、清多个朝代，先后被称为中立亭、朝天阁、环翠亭、文昌阁等。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珠山峰顶的亭阁已破败不堪，仅余数间破屋。1922年，因投身民主革命而双目失明的康达回到景德镇后，为了重振瓷业风貌，主动邀请众人聚资，对这座历史名阁进行重建。

重建工程历时三年，于1925年正式落成。因阁址所处的珠山地势险峻，俨如“五龙搏珠”之势，故正式定名为“龙珠阁”。新建成的龙珠阁恢弘壮观，一度被作为民国江西瓷业公司的驻地。

龙珠阁的重建不仅是建筑上的复兴，更是康达推行瓷业改革的重要阵地。当时景德镇民间柴窑存在严重的封建陋规“窑禁”（即规定某段时间内所有柴窑不得开烧），导致广大窑户和工人“望窑兴叹”。康达在重建龙珠阁的同时，在毕家弄自建两座柴窑，行使独立自主的权力。他不加入陶庆窑行会，也不遵守其“禁窑”规矩，空出的窑位让民间搭烧，形成了“民搭官烧”的局面。这彻底打破了封建保守势力把持窑业的格局，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

5.推动商业民主化

康达推动景德镇商业民主化，是他运用现代商业组织形式打破封建行会垄断、重塑行业治理格局的核心举措。他通过建立商会、改革管理体制、倡导公平竞争等方式，将景德镇的陶瓷商业从传统的“行帮把持”推向了近代的“民主自治”。

在康达的推动下，景德镇于1909年成立了总商会，康达本人担任首任会长。商会的成立，打破了以往封建行帮（如都昌帮、徽州帮等）各自为政、互相倾轧的割据局面。商会作为代表全行业利益的自治组织，通过民主选举产生领导层，以开会协商的方式解决行业纠纷、制定行规行约，使景德镇的商业管理开始具备近代民主自治的雏形。

康达创办的江西瓷业公司，采用了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官商合办”及后来的“纯商办”股份制模式。这种模式通过吸纳多方资本入股，打破了传统陶瓷业中家族传承和行帮垄断的封闭格局。股东们通过股东大会参与企业重大决策，体现了现代商业的民主治理精神，使企业的经营权从少数封建把头手中转移到了具有契约精神的商业组织手中。

康达在经营中极力反对封建行会的垄断和剥削。他推行“产销一条龙”的模式，绕开了传统把庄和中间商的层层盘剥；同时，他利用江西瓷业公司的特殊地位，规避了封建行会强加的“窑禁”等不合理规矩，允许民间窑户搭烧，为普通商户和窑户争取了平等的生产和交易机会，在实质上推动了商业环境的公平化与民主化。

在推动商业民主化的过程中，康达也注重改善底层工匠和工人的地位。他在企业内部废除封建依附关系，实行现代工资制，以契约化的劳资关系取代了传统的师徒私授和人身依附。这不仅保障了从业者的基本经济权益，也提升了工人在行业中的话语权，是商业民主化在微观层面的重要体现。

康达的这些举措，为景德镇注入了近代商业文明的基因，使这座千年瓷都的商业生态从“人治”和“帮规”走向了“法治”与“民主协商”，为后来景德镇陶瓷业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制度基础。（胡永久）

编辑：何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