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汽车往事：国产化绝不能搞“瓜菜代”

「林钢、王荣钧讲述」

整理|葛帮宁

编辑|李国政

出品|帮宁工作室（gbngzs）

|编者按

2026年8月12日，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朱镕基，湖南长沙人，出生于1928年10月23日。他和汽车工业交集密切的时间段，大致可分为——

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期间，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991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

1987年12月24日，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会副主任时，在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和上海市政府主持召开的“上海-桑塔纳（参数丨图片）”轿车国产化工作会议上作主要讲话，表示要“把桑塔纳轿车国产化搞上去”。

他说，上海桑塔纳的技术标准不低，如果我们首先通过上海桑塔纳的国产化，把零部件生产点定下来，引进一些技术，配套改造，使之达到国际标准，这样，一汽、二汽（东风汽车的前身）及全国的汽车厂都向我们靠拢，并且可以出口。

如何建立这样一个零部件生产体系？他提出有3点要求：一是，一定要高标准、高质量，绝不能搞“瓜菜代”。他说，一定要搞国际水平的轿车，否则不能与进口汽车竞争。

二是，要专业化、大批量。没有大批量，成本降不下来。他反问：成本降不到进口价格，国产化还有什么意义？

三是，必须考虑国内外市场，不能只考虑桑塔纳，还要考虑一汽、二汽……同时还要考虑出口。

帮宁工作室在记录中国汽车人口述历史过程中，曾挖掘朱镕基与桑塔纳国产化的片断往事，讲述者分别是林钢和王荣钧。

2009年4月，在位于人民日报东区的寓所里，林钢对我讲述了自己采访朱镕基的经历。他曾任《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中国最早跑汽车口的资深记者之一，于2016年1月去世。

王荣钧则是上汽大众第二任总经理。2009年4月7日，他在上汽大厦9楼，接受我采访。

本文部分曾刊发于《汽车商业评论》，另有部分参考《踏遍青山》（林钢著，新华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联合出版）等。

今天，帮宁工作室谨以两篇文章，纪念朱镕基——这位对中国汽车作出巨大贡献的领导人。

▍01

绝对不许“瓜菜代”

林钢喜欢比较轻松的采访氛围，这样聊出来的内容才更具真实感和现场感。唯一一次例外，是他采访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主题是桑塔纳的国产化。

为了更准确地记录，他第一次带了袖珍磁带录音机，磁带每半小时就得换一次。跟他同行的，还有一位中国汽车报记者，后者帮他整理了采访录音。

朱镕基在受访中，反复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国务院确定发展汽车工业的方针，高起点、大批量、专业化完全正确。后来，林钢以《高起点，丝毫不能动摇——桑塔纳轿车国产化纪事》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业界引起强烈反响。

林钢在回忆写这篇文章的背景时说，1980年代，人们对桑塔纳国产化进展缓慢议论纷纷，舆论一度有明显的倾斜：责备的人多，表扬的人少。批评集中在一点：国产化进程缓慢。

他发现，汽车行业国产化至少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以引进日本技术的天津大发为代表，通过引进技术，较快地把中国汽车工业水平，从现有基础提高到一个新台阶。

桑塔纳属于另一种模式，是更高层次的国产化。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是中国厂长说了就算数，后者是每个零部件必须按照合同规定，拿到德国去测试，获得大众公司认可。

这种做法立刻遭到质疑，各种声音都有，比如“中国人在合资企业中没有自主权”“大权旁落”，甚至还有将之喻为“丧权辱国”。但德国人在技术方面丝毫不肯让步，坚持按合同规定办事。上海方面顶住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林钢在报道中写道，他此行最后一位采访对象是朱镕基。朱告诉他，当时有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意见是，中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道路状况很差，桑塔纳主要在国内销售，从实际出发，可以灵活些，分几步走，不必把国产化标准定得那么高。

但朱镕基坚决不同意。

他告诉林钢，一定要坚持德国大众标准，绝对不许“瓜菜代”（以瓜菜代替口粮，意指用低质量配件代替高质量零部件），定点在全国各地162个为桑塔纳配套的零部件工厂，必须严格执行这个规定。

朱镕基说，轿车工业是上海居首位的支柱产业，国产化是桑塔纳的生命线。对于国产化零部件要按德国大众标准认可的规定，他是支持的，但他不赞成德国人某些繁琐的认可程序。

他担任上海市长后，和德国人有过多次争辩。德国人最终同意，以后除发动机等部件外，其他90％的零部件，在中国测试，但仍由大众公司按照德国标准认可。

林钢还记得，朱镕基称赞敢于承担桑塔纳零部件配套任务的厂长，是有战略远见的企业家，是先驱者——既要引进硬件，又要引进软件，大多数企业二三年内基本无利可图，但他们预见到中国汽车零部件工业的前景。

采访中，朱镕基反复强调：工厂干得真苦。他经常对厂长们讲：在资金、原材料、技术力量方面有困难，你们尽管来找我，但如果商量降低标准，我不听。现在人们的思想状况是，只要稍微放松点，质量马上就会垮下来。事实上，如果降低标准，再要上去，就困难了。

朱镕基认为，桑塔纳的技术水平，在世界上属于最先进行列，牌子不能倒，因为还要打进国际市场去。干工业，牌子闯出去以后，质量只能提高，不能下降。所以，国产化一定要货真价实。标准降低，即使是百分之百的国产化，那也不要。4200个零部件，只要一个零件不行，整个牌子就可能倒掉。

林钢说，采访朱镕基，对他教育很大，且印象很深。朱镕基的观点，在此后采访历程中深刻地影响着他。他认为，某种程度上，中国轿车工业实际上是从上海开始，上海从一开始就坚持高起点方针不动摇，狠抓质量。中国轿车工业能取得今天这样辉煌的成绩，与那时打下的扎实基础分不开。

▍02

并非一开始就形成

王荣钧在还原桑塔纳国产化的艰难岁月时，说：“桑塔纳国产化绝不允许搞‘瓜菜代’，这句话并非一开始就形成的。”

他回忆说，在抓桑塔纳国产化过程中，朱镕基同志的看法不断深化。因桑塔纳国产化进展缓慢，再加上有人写信告状，1987年6月，国务院领导指派朱镕基同志带领一个工作组到上海，专门调查桑塔纳国产化问题。

调查得到很多反馈。其中之一是，合同里规定，国产零部件要送到德国大众去试验，好像又是外国人说了算，合营合同内容似乎也有问题，主持谈判的蒋涛、仇克两位负责人压力很大。

调查组分析认为，试验认可时间过长，且程序过于繁琐，应当改进。关键零部件送德国试验认可没错，但有些非关键零部件，国内有条件的，应该允许在国内试验认可，这对加快国产化有利。

经过协商，中德双方取得共识。

王荣钧一直记得初次与朱镕基见面的过程。

起初，调查组也认为，桑塔纳国产化慢的原因，是上海方面不够努力。第一天，调查组在上海锦江小礼堂听汇报，仲逸民总师汇报国产化进展，叶平副总经理补充。他们向朱镕基介绍：这是上海大众（后改为上汽大众）新任总经理王荣钧。

朱镕基说：久闻大名……你们日子过得很好啊，反正只要进口散件，组装一下就能卖钱，钱赚得容易。

王荣钧感到这句话像在批评他们，就说：我上任刚3个月，我的看法是，上海大众如果不搞国产化，好像一个大楼建在沙滩上一样，迟早会倒掉。8.9万辆CKD（Completely Knocked Down，全散件组装）指标用完后，如果没有国产化，上海大众就只有关门。

朱镕基没作声。大家继续讨论。

当天晚上，朱镕基单独找王荣钧谈话。地点在锦江饭店中条14楼，时间是晚上19时45分。王汇报，朱镕基和副手——时任机电管理局局长倪益瑾听取。

王荣钧先讲跟德国人合作的问题。他认为，不能只强调斗争，既然是合作，就要平等互利。如果跟德国人合作配合得好，不吵架，就被认为是跟德国人坐一条板凳，这种说法他无法接受。

王荣钧说，现在最大问题确实是国产化进展缓慢，但慢有主客观原因——原来基础差。按照德国标准，大部分零部件需要引进国外技术，就要物色对象、技术谈判、商务谈判、签订合同、盖厂房、买设备、安装调试、试制样品、试验等，再经过装车6万公里道路试验，合格方能认可。这不是一年半载就能解决的，得有个过程。

他拿出准备好的两张照片给朱镕基看。照片上是一只在总装线最后一道工序——转毂试验时爆裂的轮胎，外层橡胶与里头帘布脱开。

而且，这还是当时上海最有名的正泰橡胶厂产品。橡胶、模具是进口，硫化工序是国外技术，但还是出了问题。要是汽车在行驶中发生这样的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朱镕基非常震惊。他说：如果这样，你们搞国产化，每个零部件都相当于坐在一个火山口上，这样不行，国产化质量确实太重要。

当晚，他们一直谈到深夜11点多钟。朱镕基送王荣钧下楼。

调查组立即展开调查，最后查出原因是：一袋橡胶原料受潮，白班工人发现后，把这袋受潮原料放到一边，但没有跟夜班工人交接清楚，夜班工人就使用了受潮橡胶原料。在王荣钧看来，质量问题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有管理问题。

后来，朱镕基作调查总结发言时说：国产化要坚持高质量，不要“瓜菜代”。

1988年2月，朱镕基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到上海第6天，他就到上海大众检查工作。在他倡议下，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共同体成立。他要求为桑塔纳配套的零部件企业，都严格坚持德国大众标准，绝对不许“瓜菜代”。

两年后，他又告诫上海大众：产品质量是上海大众的生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