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腊月二十四，小年刚过。
我拎着一袋冻饺子走到楼道口，董长健蹲在那里抽烟，脚边堆了一地烟头。
他看见我就站起来喊：“秀琳，你回来得正好。”我说：“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他一步跨过来，满嘴酒气喷到我脸上：“秀琳，我后悔了，你回来吧。”楼上的窗户开了一条缝，又悄悄关上。
我甩开他的手，从兜里掏出那张红彤彤的结婚证，在他面前摊开。
我说：“董长健，晚了。”他盯着结婚证上的照片，瞳孔一下子缩紧了，像是被人当胸捶了一拳。
身后传来他撕心裂肺的一声吼，我攥紧饺子袋，一步一步走上楼梯，没有回头。
夜里的风灌进走廊，把楼道里的年味吹得散了些。楼上谁家在炸带鱼，油香顺着楼梯飘下来，刺得我鼻子发酸。
01
董长健提离婚那天，是深秋。
那天晚上他回来得很晚，我听见门锁响了两下才拧开，就知道他喝了不少。他歪在鞋柜边换鞋，一只手扶着墙，领带松松垮垮地挂脖子上。
我走过去想扶他，他一把甩开我的手，那力道不算重，但让我愣在原地。
他在沙发上坐下，头仰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的灯。过了好久，他说：“刘秀琳，咱俩离婚吧。”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说：“你说什么胡话？我去给你倒杯热水。”
他提高嗓门：“我没说胡话。这日子，我一天都过不下去了。”
我手里的水杯停在半空，水汽袅袅地往上飘。
我看着他，觉得这个人比陌生人还陌生。
我们在一起二十多年，他盖过我家房顶上的瓦，我给他生过孩子，陪他从工地搬砖熬到包工头。
日子刚像样了几年，他说过不下去了。
我问他：“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
他梗着脖子回了一句：“你管我有没有人。你就说你同不同意。”
我没说话。我端着手里的水杯走到沙发边，放在茶几上。热水晃了晃，洒出一点在玻璃面上。
那天晚上，我们谁都没再说话。我躺在床上，他睡在客厅沙发上。我翻来覆去没睡着，缝了几针女儿的校服袖子。针扎在手指上，我居然没觉得疼。
第二天一早，董长健把一份打印好的离婚协议书拍在了餐桌上。
我扫了一眼，上面写着“夫妻感情破裂，自愿离婚”几个字。我抬头看他，他已经换好了衣服，一副出门办事的样子。
女儿董晓雯还没起床，她的房间门关着。
我说：“你要想离，我也拦不住你。但我要女儿的抚养权。”
董长健说：“可以。”
他答应得太痛快了，让我心里一沉。我又说：“房子和存款都是我们一起挣的，你得分我一半吧。”
他看了我一眼，笑了笑：“房子是我盖的，钱是我挣的。你一个教书的，一个月挣多少钱，你心里没数？你要是不答应，我就去法院起诉。”
我被他这句话堵得喘不上气。
我教书挣的钱是不多，可从结婚那年起，家里的柴米油盐、女儿的学费，哪一样不是我拿工资添补的？
到他嘴里，我好像一分钱没挣过似的。
我盯着那张离婚协议书，指甲在纸边缘划出一道白痕。
“行，”我说，“房子银子都给你，女儿归我。”
董长健签字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站着。
他的签字笔落得飞快，落笔比签工程合同还利索。
他签完把笔往桌上一放，说：“你什么时候有空，去民政局把证办了。”
我说：“你定。”
他想了想说：“就这两天。”
那两天我照常去上课。站在讲台上念课文，声音平稳，没让一个学生听出异样。只有我自己知道，攥着书页的手一直在发抖。
到民政局那天，门口排着几对结婚领证的年轻人。
我坐在椅子上等了整整两个小时，董长健才开着车来了。
他穿着件熨平整的深色夹克，从头到脚收拾得像去参加什么体面场合。
办完手续出来，他走在前头，我跟在后头。走到停车场，他突然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
最终什么也没说，钻进车子走了。
我在民政局门口的台阶上坐了很久。太阳从头顶慢慢偏到西边，风凉了，我站起身，拢了拢头发，坐公交车回了学校宿舍。
我提前跟学校申请了宿舍，一室一厅，老楼，墙皮有些发黄，窗户朝北，冬天冷得厉害。
我去超市买了一床新被子和两套床单，又买了个电暖器。
忙活了一个下午，把这间屋子收拾出一点能住人的样子。
第二天下午，我把七十岁的母亲王玉琴接了过来。
她拎着一个布包袱，里头装着几件换洗衣裳和一本旧相册。
她进门看了一圈，问：“就这么大点地方？”
我说：“够住。”
她把布包袱放在那把旧沙发上，坐下，两手搭在膝盖上，半晌才说了一句：“秀琳，你从小就不让我操心。这事儿你办了，我也不多问。往后你们娘仨，好好过日子。”
我说了一声“嗯”，转身进了厨房，拧开水龙头洗菜。水流哗哗地响着，我把脸埋在弥漫的水汽里，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女儿董晓雯放寒假回来那天，我在学校门口等她。
她拖着一个行李箱，远远地看见我，站住了。
我走过去喊她，她没应声，只是拖着箱子往前走了几步。
那天晚上回家，我在厨房炒菜，她站在我房间门口，说：“妈，爸说这个家，是你不要的。”
我握着锅铲的手一紧，油锅里滋滋地响。我没回头，说：“先去洗手，准备吃饭。”
她没再说别的，转身回了房间。我把火关小，就着灶台站了好一会儿，才稳住自己的手把菜盛出来。
那顿饭，我们俩谁都没怎么说话。
夜里我躺在新买的硬板床上，听着暖气片里水流的声音，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起董长健签字时的样子，想起女儿那句话，又想起我母亲干枯的手。
我没做错什么。可好像所有人都在告诉我，是我的错。
02
日子像流水一样往前淌。
我照常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先给母亲熬粥，再赶去学校早读。下午放学后又回来买菜做饭，晚上批改作业到十点多。
前三个月，我瘦了整整十二斤。学校的同事张梅私下问我：“秀琳，你脸色怎么这么差？是不是营养跟不上？”
我说没事。
冬天来得快，一天比一天冷。
宿舍楼暖气烧得不够热，晚上我穿着棉睡衣批作业，手指还是凉得握不住笔。
母亲见我总咳嗽，不知道从哪儿翻出一件旧棉袄，非让我穿上。
那棉袄是她在老家找人弹的新棉花，沉甸甸的，穿着暖和。
女儿开学后回了省城。走之前，她站在玄关处穿鞋，背对着我，突然说了一句：“妈，你在学校里还好吗？”
我说：“挺好的。”
她“哦”了一声，拉着行李箱走了。门关上的一刹那，我心里空了一下，像被人挖去一块。
那个学期，我把自己埋进工作里。
教案写得比年轻老师还细致，课后辅导了一个语文成绩垫底的男孩，把他从六十几分拉到九十分。
学生家长提着水果来学校感谢我，我推辞了半天，还是让家长把水果拎回去了。
有人背地里说我这是“用工作麻痹自己”，我听见了，也只当没听见。
其实不是麻痹。只是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脑子里不会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一双双眼睛看着你，你总得像个样子。
那是十二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天阴沉沉的，北风刮得人脸上生疼。
我在办公室改完最后一沓作文本，看了一眼表，已经六点二十了。
窗外的天早就黑透了。
我收拾好东西下楼，穿过操场往学校大门走。远远地看见门卫室里亮着一盏灯，昏黄昏黄的，在墨色的夜里像一颗没熄灭的烟头。
我走到门口，门卫室的玻璃窗推开一条缝，郭永福探出头来：“刘老师，下班了？”
我说：“嗯，你也还没走？”
他说：“值班。天黑，你慢点走。”
我点了点头，走出校门。身后那盏灯一直亮着，我的影子被拖得很长。
我就是在那一瞬间发现，这盏灯亮了好多天了。
我试着回想，发现一个多月来，只要我加班到天黑，门卫室的灯就亮着，郭永福总会在那扇窗后面，有时在喝水，有时在看报纸，看见我了就说一句“慢点走”，从不啰嗦。
有一天晚上风雪特别大，我在办公室批完卷子，天已经全黑了。
走到门卫室门口，郭永福推开门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手电筒，说：“刘老师，路上滑，我送送你。”
我说：“不用。就几步路。”
他也不多劝，只是把手电筒亮着，照在我前面几步远的地方。
我跟在后面走，雪在脚下咔嚓咔嚓地响。
到了宿舍楼下，他停下来，把手电筒递给我：“你拿着，明早还我就行。”
我接过来。手电筒的手柄还残留着他手心的温度。
那天晚上我在床上躺着，看着放在床头柜上的手电筒，忽然觉得这屋子没那么冷了。
过了一周，宿舍楼的水管漏了，厨房地上一滩水。
我蹲在地上擦了半宿，水还是渗出来。
第二天我找了学校总务处，人家说维修工请假了，得等两天。
当天傍晚，我下班回去，看见郭永福蹲在我家厨房地上，手里拿着扳手拧水管。水管旁边放着一块干抹布，地上的水已经被擦干净了。
我站在门口愣住了：“郭师傅，你怎么……”
他没抬头，拧完最后一个接头，站起来，把手在衣服上蹭了蹭：“总务处那老张跟我说了你家水管的事。我看看，小毛病，换个垫圈就好了。”
我说：“太麻烦你了。多少钱，我给你。”
他说：“不用，就几块钱的事。”他蹲下去收拾工具，又补了一句：“以后家里有啥坏了，吱一声就行。”
我说：“那哪好意思。”
他笑了一下，没接话，拎着工具袋出了门。
走到门口，他回头看了看我厨房里摆着的一袋面，说：“你那袋米面，挺沉的吧？下次买回来放在门卫室，我下班帮你扛上来。”
我说：“不用。”
他已经走了。门在他身后轻轻合上，我站在厨房里，看着地上那块干抹布，好半天没挪地方。
母亲问我：“那个郭师傅，是谁？”
我说：“学校门卫。”
母亲坐在沙发上剥花生，剥了好几粒才说：“人看着，挺实在的。”
我没接话。那袋米面是我上周末从粮店买回来的，二十斤，我一个人扛上五楼，歇了三次才到。郭永福不知道这事儿，但他知道那袋面挺沉的。
腊月里的一天，母亲在阳台上晒被子，忽然捂着肚子蹲了下去。我吓坏了，打了120送到县医院，医生说是胆结石发作，建议做手术。
我在医院走廊里来回走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郭永福骑着摩托车赶到了医院，拎着一个保温桶，里面是小米粥和咸菜。
他说：“我早晨熬的，你喝一口。老太太醒了也能喝。”
我说：“你还要上班呢。”
他说：“我调休了。”
他把保温桶递到我手里，没再多说话，转身走了。我站在走廊里，捧着那个白色的保温桶，温热的触感从手心一直传到胸口。
母亲手术后第三天，郭永福又来了，兜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母亲的病床边上。我拿起来一看，里头是三千块钱，崭新的整票。
我说：“这不行，你收回去。”
他说：“你妈刚做完手术，营养得跟上。”他顿了顿，说：“钱不多，你别嫌弃。”
我说：“郭师傅，你不是挺抠门的吗？我听人说你一块钱都掰成两半花。”
他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那是没遇着值得花的地方。”他说完就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响着，一下一下的。
我攥着那个信封，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
后来我才知道，郭永福年轻时结过婚，妻子得了重病，他花光了所有积蓄也没救回来。
妻子走的那年，他三十二岁，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
那三千块钱，是他攒了好几个月的。
他在门卫室干着一个月两千八的活儿，一顿早饭吃两个馒头。可我妈做手术，他一下子就拿了三千块钱出来。
那个晚上，我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把那个信封抱在怀里，手指在上面摩挲了好一阵。我告诉自己，得找个机会把钱还回去。
可我又舍不得还。
03
母亲出院后，我比往常更忙了。
白天上课，中午去医院给母亲送饭，晚上下班回来还得照顾她。
学校体谅我，给我调了上午后两节课的空档，让我能中午提早走。
郭永福知道情况后，每天提前十分钟到食堂打饭，装在保温桶里放在门卫室，等我经过时递给我。
递了半个月。
母亲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能自己下地走路，也能坐在阳台上晒晒太阳了。
有一天傍晚我下班回来，看见郭永福蹲在宿舍楼门口，面前放着一个小花盆，里头栽着一株月季苗，叶子蔫蔫的。
我说：“郭师傅，你这是？”
他站起来，有一些不好意思：“我剪了一根月季枝条，插在花盆里，不知道能不能活。你要是不嫌弃，抱回家放着。开花挺好的。”
我弯腰看了看那株月季，枝条细细的，叶子虽然蔫，但根扎得稳。
我抱着花盆上了楼，放在阳台上。母亲看见了，说：“他送的？”
我说：“嗯。”
母亲看着那株月季，说：“这人细心。月季花好养，不娇气。”
我没说话。
那株月季在阳台角落里待了半个月，叶子慢慢舒展开来，新芽也从杆底冒了出来。
我给它浇水的次数不多，每次看见它绿油油的样子，心里就觉得踏实。
寒假前的最后一周，女儿从学校回来了。
我在校门口等她，看见她拖着行李箱走出来，身上的羽绒服是去年我陪她买的，颜色有些旧了，但还算干净。
她走到我面前，叫了一声“妈”，没像上次那样给我脸色看。
我带她回了宿舍，她在阳台上看见了那株月季，问我：“妈，你什么时候开始养花了？”
我说：“朋友送的。”
她蹲下来看了看叶子，又抬头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晚上我炒了三个菜，煮了米饭。她坐在桌边吃得很慢，忽然开口说：“妈，我上次说的那话，你别往心里去。”
我愣了一下。
她低着头，筷子扒拉着碗里的饭：“我爸他……那个女的跑了。”
我手里的筷子顿住了。
我没问那个女的是谁。我知道她说的是蔡凤英。
女儿继续说：“他借了很多钱，找了好多人都还不上，前两天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钱。”
我说：“你怎么说的？”
她说：“我一个学生，我有什么钱。”她放下筷子，抬起头看着我，眼眶微微发红：“妈，我去年寒假回来说的那些话，那时我小，不懂事。”
我鼻子一阵发酸，但我忍住了，伸手给她夹了一筷子菜：“吃饭。过去的事，不提了。”
那顿饭我们吃了很久，说了很多话，都是些以前没说过的事。我心里那些压了快一年的东西，像是被人拿手轻轻松开了几颗扣子。
董长健那边的情况，我是后来才从别处听全的。
蔡凤英跟他在一起不到半年就搬进了那栋房子。
她花钱厉害，今天换家具明天换衣服，董长健当时觉得无所谓，觉得女人嘛，爱打扮是好事，带出去有面子。
蔡凤英管他的钱，管了不到一年。
她在牌桌上输了钱，被人撺掇着去借了高利贷。
人家让她签单子，她填了董长健的名字和身份证号。
等债主上门砸门那天，董长健才知道自己背上了一堆烂账。
他气急败坏地给蔡凤英打电话，电话那头只说了一句：“你自己想办法解决吧。”然后就关了机。
他查了存折，卡里就剩几千块钱。
这几年挣的钱，让蔡凤英今天一件大衣、明天一个手镯，一点一点给掏空了。
他又凑了些钱填进去，还差着一大半。
债主堵了三次门，街道办事处来人调解，他站在自家门口，脸涨得通红半天憋不出一句话。
这些事情，是镇上开五金店的老赵到我学校接孙子时，在门口跟人聊天说的。我去门卫室拿快递，刚好听了一耳朵。
我没回头，也没多听。
但我知道那个晚上，董长健来过。宿舍楼下的路灯亮着，他在花坛边站了很久，抬头看着五楼那盏亮着的灯。
五楼那盏灯，是我的卧室。
第二天一早，我下楼去倒垃圾，看见花坛边的地上掉了七八个烟头。
04
春节前那几天，我忙得脚不沾地。
学校要组织期末总结大会，母亲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女儿又帮着收拾屋子。
腊月二十三那天下午，我在校门口碰到郭永福，他手里拎着一袋橘子，看见我，递了过来：“过年了，给你尝尝鲜。”
我说：“你留着吃吧。”
他说：“家里还有一箱。拿着吧。”
我接过来，橘子黄澄澄的，沉甸甸的。
那天傍晚我回家，女儿正在阳台上给月季花浇水。她看见我拎着橘子进来，说：“妈，郭叔叔送你那花，冬天放在外面会不会冻死？”
我说：“月季不怕冷。开春就好了。”
女儿没再说话，但我看见她嘴角笑了一下，笑得很淡，像是猜到了什么，又不好明说。
年夜饭是在宿舍里吃的。母亲、女儿和我三个人，我做了四个菜，清蒸鱼、红烧肉、炖鸡、炒青菜。桌上的碗筷摆了三副，没有多余的位置。
窗外传来零星的鞭炮声，女儿把窗户推开一点缝隙，探着头往外看。母亲坐在沙发上，穿着一件我给她买的新毛衣，脸上的气色比前一阵好了许多。
她忽然说：“秀琳，你去打开电视，看看春晚。”
我打开电视，屋里有了声儿。我坐在饭桌边，没有动筷子，看着电视里红红绿绿的画面，忽然觉得这一年的日子，终究是撑过来了。
大年初三，董长健来了。
那天上午，我和女儿正在阳台上整理杂物，楼下传来一阵脚步声。
我探头望了一眼，看见一个穿着黑色羽绒服的男人站在楼道口，手里拎着两袋东西，抬头正往五楼看。
是董长健。
我心里一阵跳。女儿也看见了他，脸色一下子变了。
没等我开口，楼道里传来他的喊声：“秀琳！你下来，咱俩说说话！”
我没有动。
他在楼下又喊了两声，邻居家的窗户已经开了几扇。我咬了咬牙，对女儿说：“你好好待着，妈下去一趟。”
我穿上外套下了楼。
楼道里很冷，董长健站在寒风里，看见我下来，脸上的表情像是松了口气。
他往前走了两步，把手里的东西举起来：“这是给你和你妈的，一点补品……”
我没接。
他看着我的样子，声音低了下去：“秀琳，以前的事，是我混蛋。你打我骂我都行，只要你肯原谅我。”
我说：“董长健，咱们已经离婚了。你把东西拿回去。”
他说：“我跟你过了二十多年，你就不能听我好好说几句话？”
我说：“你现在知道想说了？去年你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时候，怎么不想说呢？”
他被我堵住了，嘴张了张，半天没出声。
那两袋东西放在地上，他没有捡起来。他只是看着我，眼睛里有东西在闪，不知道是风吹的还是别的什么。
他说：“秀琳，那个女的就是个骗子。骗光了我的钱，还在外面用我的名义欠了一屁股债。我被她害惨了。”
我说：“那是你的事，跟我没关系了。”
他咬了咬牙：“咱俩复婚吧。女儿也大了，她总得有个完整的家。你要是肯回来，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我站在门口，冷风往领子里灌。我看着他，看着这个曾经跟我同床共枕二十年的男人，心里浮上来一种奇怪的平静。
我说：“回不去了。你把东西带回去吧。”
我转身往楼道里走。他在身后喊了一句：“秀琳！我不会就这样放弃的！”
我没有回头。
那天晚上，母亲问我：“他来干什么了？”
我说：“没什么。就是来送了点东西。”
母亲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
直到过了很多天，我才知道那两袋东西，一直放在楼道口。也没人拿走，直到被清洁工扫走了。
寒假过完，女儿回了省城。临走那天，她在站台上背着书包，突然转身对我说：“妈，你要是想找个人搭伴过日子，我不反对。”
我愣了一下：“你瞎说什么呢？”
她说：“那个郭叔叔，我看挺好的。”
我没接话，摆摆手让她上车。
火车开走了，我在站台上站了一会儿。风把头发吹得乱糟糟的，我拢了拢衣领，转身往回走。
经过门卫室的时候，郭永福正在门口晒太阳，看见我，站起来点了下头：“送完闺女了？”
他说：“你闺女挺懂事的。”
我说：“还行。”
他笑了笑，没往下说。我走过去了，又回头看了一眼。他站在门卫室门口，太阳照在他身上，把他影子拉得很长。他看见我回头，又冲我笑了笑。
我赶紧转过头，往宿舍楼方向加快脚步走。不知怎的，心跳得有点快。
05
开春之后，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
那株月季果然活了，新发的叶子嫩绿嫩绿的，在阳台上迎着风晃。我每天早晨起床，都会先去看它一眼。
母亲已经能自己下楼溜达了，每天早上跟小区里几个老太太打打太极拳。她的身体恢复得不错，脸上的血色也回来了。
郭永福和我的关系，在那几个月里有了微妙的变化。
他开始不叫我“刘老师”了，改叫“秀琳”。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愣了一下，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但又说不出来。后来听久了，也就习惯了。
我们偶尔约着一起吃饭，他会做几个拿手菜，红烧排骨、酸菜鱼。
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发现他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桌椅擦得锃亮。
他有点不好意思：“以前一个人过，什么都将就。你来了，我提前收拾了一下。”
他儿子郭小磊在省城工地打工，隔三差五给他打个电话。电话里问得最多的，就是“爸你钱够不够花”。郭永福总是说够了够了，让他别惦记。
他从来没有在电话里提过我。
我知道他为难。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儿子在外面挣钱不容易，他不想让儿子觉得他在糟蹋钱。
三月里的一天傍晚，我们坐在门卫室门口聊天。他忽然说：“秀琳，我想跟你说件事。”
我看了他一眼：“你说。”
他喝了一口茶，像是在鼓足什么勇气：“我儿子前两天打电话来，说要回来待一阵。我想……要不你们娘俩一起吃个饭？”
我心里一动：“你跟你儿子说了？”
他说：“还没。我先问问你的意思。”他顿了顿，“秀琳，我这个年纪了，也不跟你说假话。我这人没什么本事，一个月挣两千八，家里也没攒下几个钱，配不上你。可我这心里，是真心敬重你。”
我没想到他会说这些，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接话。
他继续说：“你要是不嫌弃，咱俩就搭个伴过日子。你那个闺女，我会当亲闺女待。”
那天的风很轻，夕阳挂在天边，橘红色的光洒在门卫室的水泥地上。我坐在他旁边，看着他说话时眼角的皱纹，忽然觉得心里踏实极了。
我说：“你儿子那边，等你跟他商量好了再说。”
他听了这话，眼睛一下子亮了，那是我不常见到的神采。
清明节前后，郭小磊回来了。
那是个高高大大的年轻人，皮肤晒得黑，说话嗓门大。
他进门看了一眼坐在客厅里的我，又看了一眼他爸，把背包往沙发上一放，说：“爸，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老师？”
郭永福说：“叫刘阿姨。”
郭小磊没有叫，只是点了点头，去厨房倒水喝。
那顿饭吃得有些尴尬。
郭小磊话不多，问我教什么科目，我说语文。
他“哦”了一声，再没多说什么。
饭后他躲在阳台上抽烟，我透过窗户看见他的背影，肩膀绷得紧紧的。
郭永福送我到楼下，叹了口气：“这孩子，脾气跟他妈一个样，拧巴。你多担待。”
我说：“不急，慢慢来。”
又过了几天，我从学校门口经过，听见郭小磊的声音，从门卫室里传出来的：“爸，你图啥？她一个离婚的，年纪还比你小好几岁，她那养一个老母亲，以后负担重着哩。你是嫌自己日子过得太舒坦了？”
郭永福的声音沉沉的：“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郭小磊说：“那你还折腾啥？”
郭永福说：“我后半辈子就这一回了。你小时候我为了你，啥都没想过自己。如今你大了，也能自己挣钱吃饭了，我想为自己活几年。”
门卫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我站在门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后来我听见郭小磊低声说了一句：“反正你自己想清楚，我不拦你。”然后门开了，他出来的时候看见我站在旁边，愣了一下，也没说什么，径直走了。
五月的傍晚，郭永福来找我。
他站在宿舍楼下，手里攥着一个信封。递给我之前，他先看了一眼四周没有人，才说：“秀琳，这个给你。”
我打开信封，里头是一本存折。我翻开看了一眼，上面有七万块钱，存了很多年，零零散散的都是几百几百地存进去。
我说：“这是你攒的钱？”
他点头：“是我的全部家当了。不多。你要是不嫌弃，就收着。往后我挣的每一分钱，都归你管。”
我捏着那本存折，手指轻轻摩擦着塑料封皮。
夕阳从西边照过来，把郭永福的影子拉得很长。
他站在光影交界的地方，有些局促地望着我，就像二十几岁年轻时头一回相亲的大小伙子。
我说：“行。咱们去把证领了。”
郭永福愣了一下，随即那张晒得黝黑的脸上绽开了笑。他搓了搓手，说：“那……我去买身新衣服。”
我看着他的样子，也忍不住笑了。
06
领证那天是六月中旬。
天气预报说有阵雨，早上起来天阴沉沉的，但没有下雨。郭永福穿了一件新买的浅蓝色衬衫，头发剪得短短的，站在楼下等我。
我下楼看见他站在晨曦里，心里头有点恍惚。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那件米白色的裙子，是前一阵女儿陪我上街买的，她说我穿这个颜色好看。
郭永福看见我，张嘴想说什么，最后就蹦出来一句：“走吧。”
我们并肩往民政局走。一路上谁都没说话，但走得很平稳。
办了手续出来，太阳正好从云层里透出来一道光。郭永福低头看着手里的红本子，摸了又摸，像怕它跑了似的。
我们走出民政局大门，没走几步，就看见董长健站在台阶下。
他身上穿着一件旧夹克，头发乱糟糟的，像是几天没洗。
眼睛红红的，不知道是熬夜还是喝了酒。
他看见我们，眼神落在我手里的红本子上，整个人像是被钉在原地。
他张了张嘴，嗓子里发出一个沙哑的声音：“你……你真跟他领证了？”
我没说话，把红本子放进包里。
董长健往这边走了两步，郭永福往前一挡：“你想干什么？”
董长健站住了，他的眼珠子死死地钉在我身上：“秀琳，你跟他才认识多久？咱俩二十多年的感情，你说放就放了？”
我说：“董长健，二十多年的感情，是你先放下的。”
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他往前想拽我，郭永福一把攥住了他的手：“她现在是我老婆。你敢动她一下试试。”
两个男人站在民政局门口对峙着。
阳光打在董长健那张憔悴的脸上，我看见他的嘴唇在发抖，眼眶里泛着红。
他松开手，退后半步，一拳砸在旁边的路灯杆上。
铁杆发出一声闷响，他的指节破了皮，泛起血珠子。
他站在原地，垂着头，肩膀一抖一抖的。没有哭出声，但看那个样子，比哭还难看。
我扯了扯郭永福的袖子：“走吧。”
我们从他身边走过去。走出几步远，身后传来董长健的声音：“刘秀琳！”
我顿住脚步。
他的声音像是从嗓子里硬挤出来的：“你会后悔的。”
我攥紧郭永福的手，他的手掌干燥温暖，指头粗粝，能感觉到常年干活磨出来的老茧。
我握着他的手，心里头没有后悔，只觉得很平静。
那天傍晚回到宿舍，母亲已经把菜端上桌了。她看见我们进门，看了一眼郭永福手里的红本子，什么也没说，只是又去厨房端了一碗菜出来。
菜都比平时多了两个。
坐下吃饭的时候，母亲忽然开口说：“老郭，以后常来家里吃饭。”
郭永福老老实实地应了一声：“哎，好。”
我看着这两个人，低头扒了一口饭，心里头涌上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暖意。
这种安安静静的日子，我很久没有过过了。
可是好日子没过几天，董长健就找上门了。
那天傍晚，我跟郭永福在楼下说话。
董长健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站在几步远的地方，直直地看着我们。
他没有上前，也没有喊，就那么站着。
路灯的光照到他脸上，半明半暗的，像一只守在窝边的野犬。
郭永福看着他说：“董长健，你要是还想闹，现在就闹。别偷偷摸摸跟个贼似的。”
董长健冷笑一声：“我闹什么？你抢了我老婆，我还没说什么呢。”
我开口：“董长健，你说话要讲良心。你签离婚协议书那天，民政局的人问你想好了没有，你说想好了。现在倒打一耙？”
他被我堵住了，嘴巴张了几下，没出声。
最后他说：“刘秀琳，你别忘了，咱俩还有个闺女。你要是跟了他，闺女怎么办？她以后有脸做人吗？”
我听到这话，心里头那把压了很久的火突然就蹿了上来：“女儿的事不用你操心。你惦记她，就先把欠的高利贷还了，再去看看她。她一个学生，你问她借钱，你好意思吗？”
董长健的脸色难看得像被人扇了一巴掌。他站在路灯下，整个人像是被人剥了一层皮。
他忽然就变了脸，声音也高了起来：“刘秀琳，你别给脸不要脸！你以为他是真对你好？他就是看上你这个编制了！一个月两千八的门卫，到老连个病都看不起，你还真拿他当香饽饽了？”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嵌进掌心。
郭永福伸手把我拉到他身后，声音平静得像在念一段课文：“我是没本事，但我不会花女人一分钱。董长健，你欠了一屁股高利贷，还惦记着前妻。该反省的是你自己。”
董长健被这话噎住了。他站了一会儿，跺了跺脚，走了。
但我知道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