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办公室走廊里飘着一股潮湿的霉味，混着暖气片烘出来的灰尘气息，呛得人鼻子发痒。
我攥着那张刚打印出来的转业申请表，纸边被捏出一道深深的褶子。
对面，刘副局长办公室的门虚掩着，里头传出来他和张志强的说笑声，隔着一道门，听得真真切切。
我深吸一口气，正要抬手敲门，走廊尽头那台老旧的座机突然响了。
是我桌上那台。
铃声刺耳，像是掐着喉咙在喊。
我犹豫了两秒，走过去，接起来。
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男声，口音带着省城腔调，语气平稳却透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正式：“请问，是周建国同志吗？这里是省委组织部干部处。关于你的调任事项，省厅的函件已经在路上了。”
我握着话筒，手心的汗洇湿了表格一角。走廊里那阵说笑声，忽然变得很远很远。
01
那天上午，暖气片还是老样子，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动，像有只虫子在里面啃木头。
我坐在电脑前，对着那份写了三天的年度总结报告发呆。
光标在屏幕上闪了又闪，我删掉刚打出来的那行字，重新敲了一行，又觉得不对，再删掉。
屏幕右下角的时间跳到十点四十七分，文档字数还是两千出头，离要求差了整整一半。
办公室门被推开的声响，打断了我的思路。
“老周。”
张志强站在门口，手里夹着一摞文件。
他今年四十六，跟我岁数差不多，可站在那儿的样子看着比我年轻十岁。
他快步走到我桌边，把那摞文件往桌角一搁，压住了我的笔记本：“这份材料明早一上班就要，辛苦加个班。”
我抬头看他一眼，他脸上带着那种习惯性的、说不上客气也不算热情的笑。
我还没来得及应声，他转头对坐在窗边的李小刚开了口：“小李，你那个PPT做得不错，刘局点名夸了。”
李小刚正低头玩手机，闻言抬起头来，嘴角往上一翘：“张科过奖了，我瞎做的。”
“别谦虚，年轻人有想法是好事。”
张志强说着，拍了拍李小刚的肩膀，迈着步子走出了办公室。门带上的时候，带起一阵风，把我桌上那份文件的第一页吹得掀了起来。
我盯着那页纸看了两三秒，又低下头去，继续对着电脑屏幕上的光标发呆。
光标还在闪，一闪一闪的，像在催我。
我握着鼠标，把那行写了一半的标题选中，又取消，选中，又取消。
晚上七点半，我才回到家。
肖美玲已经把饭菜端上了桌，一盘炒青菜，一盘红烧肉，碗筷摆得整整齐齐。
她坐在桌边，手里捏着遥控器，电视开着，放着本地新闻，但她眼睛没在看屏幕。
听见我进门的声音，她头也没抬，只说了句：“洗手吃饭。”
我应了一声，去厨房洗了手，拉开椅子坐下。
夹了一筷子青菜放进嘴里，有些凉了。
我们俩都没说话，屋里只有电视里主播的声音，报道着哪个小区又搞了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
吃到一半，肖美玲才开口，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专门说给我听的：“你说你忙，忙什么呢？这么多年了，还是那间办公室，还是那把椅子。”
我嚼着饭，没接话。
她继续说：“你儿子快毕业了，将来找工作，你看你单位谁还记得你周建国？”
我放下筷子，筷子碰到碗沿，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那声响在寂静的饭厅里显得格外突兀。
我站起来，端起碗走进厨房，把剩饭倒进垃圾桶里。
开水龙头冲碗的时候，水声哗哗的，把客厅里电视的声音盖了过去。
我蹲在水池边，看着水柱打在碗壁上溅起来的水花，把碗翻过来，冲了一遍，又冲了一遍。
其实碗早就干净了。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肖美玲背对着我，呼吸又匀又轻，不知道是真睡着了还是装睡。
我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纹，从灯座边缘一直延伸到墙角。
我记得去年冬天它就是这个样子，今年冬天看着，好像变长了一点，又好像没有。
脑子里翻来翻去，都是这十几年单位里的事。像放老电影似的，一帧一帧地过。
02
第二天早上，我在楼梯口碰见了刘建华。
他穿着那件深灰色的羊绒大衣，腋下夹着一只公文包，正从二楼上三楼。
看见我，他停下来，脸上堆起一个和气周到的笑容：“建国，最近忙不忙？”
我点头，说：“还好。”
“你们科最近工作搞得不错，志强跟我汇报过几次。”他说着，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不大不小，恰到好处，“你是老同志了，顶梁柱，好好干。”
我笑了笑：“刘局放心。”
他点点头，迈步上楼去了。
皮鞋踩在楼梯上，声音不重，但一声一声的，很有节奏。
我站在楼梯口，看着他宽阔的背影在拐角处消失，站了好一会儿才挪开步子。
回到办公室，我拉开抽屉拿文件，手碰到抽屉最里面一个牛皮纸信封。
顿了一下，把信封抽出来，打开。
里面是一张复印件，纸张发黄发脆，边缘已经卷起。
那是十一年前——对，整整十一年前，我进单位时写的头一份年度总结。
那会儿我还是个毛头小子，刚从区里调上来，一腔热血，觉得往后的路长得看不到头，觉得自己能做出点什么。
这份总结的落款处，工工整整地写着“周建国”三个字。
那时候字写得认真，一笔一划的，像是要把名字刻进纸里。
我把复印件折好，重新塞回信封，放回抽屉最里头，又摸到一个硬壳笔记本的边角。
顺手抽出来翻了两页，本子上记着我这些年写过的所有材料的标题、日期和用途。
从进单位那年算起，到上个月截止，大大小小，一共四百三十七份。
四百三十七份。
我把本子合上，看着封皮上磨得发白的布纹，半天没动。
晚上回家的时候，路过菜市场，我进去买了一根白萝卜。
卖菜的大妈认识我，笑着问我：“今天不做红烧肉啦？”我说：“做个萝卜排骨汤。”大妈一边称萝卜一边说：“对身体好，你天天坐办公室的气色都不好了。”我笑了笑，付了钱，拎着萝卜往回走。
路灯已经亮了，昏黄的光照在地上，拉出长长的影子。
我走得不快，影子跟着我，一寸一寸地在地上挪。
到家时，肖美玲正坐在沙发上叠衣服。
看见我手里的萝卜，她抬了抬眉毛，说：“我说怎么今天这么晚回来。”我把萝卜放进厨房，洗了手出来。
她叠着衣服，头也不抬地说：“你儿子今天打电话回来了。”我“嗯”了一声：“他说什么了？”
“说实习的事。他那个专业，在省城不好找实习单位。”我沉默了一会儿：“那他想怎么办？”肖美玲把叠好的衣服往旁边一摞：“他想托他同学他爸问问。他同学他爸，在市发改委当主任的那位。”
我没再说话，在沙发上坐下来，拿起茶几上那个旧遥控器，把电视打开。
新闻已经播完了，屏幕上是一个推销保健品的购物广告，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男人拿着瓶瓶罐罐，眉飞色舞地解说。
我看了两分钟，把电视关了。
屋里安静下来，只有窗外有一辆汽车驶过的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梦到自己还坐在刚进单位那张办公桌前，桌子是新买的，木头的颜色发亮。
窗外是一棵石榴树，开满了红花。
我低着头在写东西，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写什么看不见，只有那声音一直响着。
03
周末，周涛回来了。
他进门的时候，手里拎着一袋橘子，说是单位楼下水果店买的，挺甜。
周涛今年二十二，个子随我，瘦高瘦高的，眉眼长得像他妈妈，五官挺精神。
他把橘子放在茶几上，掏出手机坐下，刷了两下，抬头看了我一眼：“爸，你们那个刘局长，是不是前两年还跟你平级来着？”
“他比我早两届进单位。”我说。
“那他升得还挺快。”
我没接话，低头剥了个橘子。橘子皮有点厚，指甲掐进去，汁水溅到手指上，带着一股清甜的味道。
肖美玲从厨房端菜出来：“你儿子在学校群里看见的，他同学那爸，去年从街道办主任调到了市发改委当主任。同学家买房子搬了家，他爸换了个小区，离单位就隔一条马路。”她说着，把菜放在桌上，看了我一眼，补了一句，“你那个同学，就是去年拆迁分了两套房的那位。”
我掰了一瓣橘子放进嘴里。
橘子确实挺甜，甜得有点齁嗓子。
我没接话，嚼了嚼，咽下去。
周涛低着头继续刷手机，拇指在屏幕上一滑一滑的，像在划水。
午饭吃到一半，周涛放下筷子，忽然说：“爸，其实我在省城跟导师做过一个课题，跟政府数据相关的。导师说我写得还行，如果以后有机会，可以往这个方向走。”
我抬头看他：“什么课题？”
“就是政府各部门的数据共享，打通信息壁垒那类的。”他说着，拿起手机翻了两下，递到我面前，“你看这个，这是当时结题报告的摘要。导师说，如果地方上在做这方面的数字化转型，我可以投简历试试。”
我看了一眼屏幕上的字，密密麻麻的，跟政府工作报告有点像，但也不完全一样。
他说的那些词儿我大概能听懂，但具体的概念，说实在的，我一时半会儿没法接上话。
我把手机还给他：“好好学，这些是将来有用的东西。”他点点头，低头扒饭。
晚上我站在阳台上抽烟。
小区里的路灯亮着，楼下的花坛里，几棵冬青树的叶子在灯光下绿得发沉。
我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写过跟数据有关的东西，那是早年调进科室以后，有一回写区域经济分析报告，查了很多资料，最后写出来一段关于“信息孤岛”的梳理和分析。
当时觉得写得好，拍着桌子叫了声好，还拿给科长老刘看。
刘建华翻了翻，夸了一句“不错”，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那时候我年轻，觉得机会还多，没有在意。
现在想想，那篇东西可能是我这十一年来写得最用心的一篇材料。
我摁灭烟头，回屋。
周涛已经回他的房间了，门关着。
我路过他门口，听见里面传来手机播放视频的声音，节奏感挺强的英文歌。
我站了两秒，走回卧室。
肖美玲已经躺下了，床头灯还亮着，她在看一本女性杂志，见我进来，翻了一页，说：“老王今天来家里送东西。”我脱衣服的动作顿了一下：“哪个老王？”她头也不抬：“隔壁单元那个，他儿子在街道办当副主任的那个。”我“嗯”了一声。
她合上杂志，关了灯，屋里陷入黑暗。
我在黑暗里躺了很久，身边是均匀的呼吸声，窗外的路灯把光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带。
周一一大早，我去了一趟银行。
取号，排队，轮到我的时候，柜台里的姑娘问我办什么业务。
我把存折递进去：“把这个定期到期的钱，转到活期。”姑娘操作了一会儿，问我：“周先生，这笔钱转到活期以后，您要取吗？”我说不用。
她点点头，办了手续，把存折递出来。
我折好存折放进兜里，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站了一会儿。
那是我和肖美玲攒了六年的钱，本来准备留着给周涛以后买房用的。
现在取出来，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就是觉得，该取出来了。
04
周一的例会开了四十分钟。
除了日常工作安排之外，张志强宣布了一件事：“市里今年评选‘青年岗位能手’，咱们科准备推荐李小刚。”他说着，环视了一圈，目光落在我身上：“老周，你是老同志，回头帮小李把材料把把关。”我低头记着会议记录，笔尖在纸上划了一下，纸面上留下一道浅浅的白痕。
我抬笔，换了个位置，继续记录。
李小刚在会议桌那头，看着我，笑了笑：“周哥，到时候要麻烦你了。”我说：“不麻烦。”
散会之后，我坐在工位上半天没起身。
李小刚和陈志强在走廊里说话，声音隔着门传进来，断断续续的。
大概内容是李小刚在谢张志强给他这个机会，张志强让他准备一份个人总结，他把以前写过的一些东西找出来，挑几篇好的。
我打开电脑，把今天例会记录的文档保存好，又打开那份年度总结报告。
屏幕上的光标还是那个光标，闪得人眼里发酸。
我往下翻了翻，看到自己写到一半的那段关于数据共享的段落，皱了皱眉，把这一段整个选中，删掉了。
晚上回到家，肖美玲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茶几上放着一张纸，是体检报告。
她没转头，只把那张纸往我的方向推了推：“你单位上次组织的体检结果出来了。”我拿起来看了一下，各项指标基本正常，就是血压那一栏写着“偏高（临界）”两个字。
我把报告放回茶几上：“没事，大夫说临界水平，注意饮食就行。”肖美玲终于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里有很多东西，但到最后她只是叹了口气，说：“你自己看着办吧。”然后她就起身去了卧室，门轻轻关上。
我坐在客厅里，电视上还在播那个购物广告，穿白大褂的男人举着瓶子，口若悬河地讲着什么。
我没有换台，也没有关上，就坐在那里，看了很久。
脑海里翻来覆去的是今天白天张志强的那句话，“推荐李小刚”，他连我提一次都没提过。
我想起很多年前，我刚进单位那阵，有一回局里评优，老科长老刘拿了一张表让我自己填。
那时候我年轻，不懂事，就真的填了。
后来那张表交上去就没有下文了，评优的名单出来，上头是另一个人。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名额早就定了，老刘让我填，只是让我“走个流程”。我那时候没生气，只是觉得，可能是自己不够资格。
十几年了，我还是觉得是自己不够资格。
那天晚上，我在书桌前坐到半夜。
台灯的光照着一沓空白稿纸，我拿了一支笔，在纸上写了一个标题，又画掉，重写，又画掉。
最后我放下笔，从抽屉最底下翻出一张转业申请表。
那张表是两年前我去人事科领的，一直没用上。
我拿着那张表，在灯下看了很久，表上的栏目一项一项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参加工作时间、现工作单位、拟安置去向。
我拿起笔，一项一项地，填完了。
填完之后，我把表折好，夹进一本旧书里，放在书架最上层。
然后我关了灯，躺在黑暗里。
窗外有风，吹得树枝沙沙地响，像有人在轻声说着什么，又听不清。
接下来的两天，我照常上班。
周三下午，张志强又拿了一份文件过来，让我“明天一早交”。
我接了文件，等他走出办公室，我把那份文件放在抽屉最上面，然后从书架上把那本旧书取下来，抽出夹在里面的转业申请表，看了一眼。
那张表上的字是我的字，一笔一划，工工整整。
我看了它好一会儿，把它重新折好，放回书架。
第二天一早，张志强要的那份材料，已经放在他办公桌上。
他翻了翻，说了句“可以”，没再说别的。
05
周四下午，办公室难得清静。
李小刚去市政府送材料了，张志强出去开会，屋里就剩我一个人。
我坐在工位上，翻了翻桌面上那堆文件，无非是些日常报表，下个月的工作安排，还有一份局里轮值值班表。
我把它们整理了一下，又看了看时间，四点二十五分。
我站起身来，打算去倒杯水。
刚站起来，桌上的座机就响了。
铃声刺耳，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来回撞着。我伸手去接，手碰到话筒之前顿了一下，又伸过去，拿起来。
“喂，哪位？”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然后一个陌生男声传来，声音很稳，带着省城口音：“请问是周建国同志吗？”
我愣了一下：“我是周建国。您哪位？”
“这里是省委组织部干部处。”那头的语气不急不缓，透着一股公事公办的客气，“关于你的调任事项，省厅的函件已经在路上了。正式通知稍后会送达单位，你先有个心理准备。”
我握着话筒，脑子里像被人扔进去一块石头，“咚”的一声，水花四溅，然后又安静下来。
我没有说话，好一会儿才找回自己的声音：“调任？调到哪里？”
“省厅综合处，数字政务专项工作组。”对方顿了顿，像是翻了一下文件，“你之前写的那篇关于‘数据孤岛’的调研报告，厅里领导看过了。你本人不知情是正常的，这是定向选调程序，组织上秘密考察了两个月。”
“考察了两个月？”
“对。你本人不知道，但你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得比较充分了。”对方的语气依然平和，“周建国同志，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我张了张嘴，脑子里有无数个问题想问，但最后只挤出来一句：“……没有了。”
“好，那先这样。有什么变化，我们会电话跟你联系。”
电话挂断了，话筒里传来忙音，嘟、嘟、嘟，一声一声的，像个催促的节拍器。
我握着话筒，好长时间没有动。
然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手心已经沁出了一层薄汗，汗液洇在话筒的塑料壳上，留下一道模糊的水印。
我慢慢地放下话筒，坐回椅子上。
电脑屏幕还亮着，光标在文档里一闪一闪的，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我盯着那个光标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低下头，看到桌面上放着的那摞文件最上面，就压着那份转业申请表的回执联。
是的，我都忘了。上午我去人事科，已经把转业申请表交了。老陈接的表，还跟我确认了一句“想好啦”，我点了点头。
而现在，申请表已经交上去了。调令，正在路上。
这算怎么回事？
我开始感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慌乱感从心底升起来，密密匝匝的，如同一层细密的针扎在胸口。
我坐了大概五分钟，办公室门被推开，是隔壁科室的老王来拿订书机。
他看见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笑着说：“老周，发什么呆呢？下班了还不走？”我回过神来，看了一眼窗外，天色已经暗下来了。
我笑了笑：“没事，想事情。”老王拿了订书机，也没有多问，走了。
但我知道，这一天终于变得不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