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卫生部领导提出消灭中医，毛主席怒斥：这是奴才式的思想！

1975年7月23日，北京，唐由之走进毛泽东的病房，为他实施左眼白内障手术。手术只用了4分钟，切口很小，不需要缝针。纱布包好后，毛泽东有些意外地问：“这么快？我还以为没做呢。”

这场手术看似只是一次医疗选择，背后却牵连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在西医占据优势的年代，中医究竟该被排斥，还是应该被保留下来并加以改造？

毛泽东对中医的态度，并不是晚年患病后才形成的。1913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期间所作的《讲堂录》中，就谈到中西医各有所长。他认为，中医重视气脉与整体，西医强调实验与具体，二者各有偏重，也各有局限。

这段话放在当时的环境里，分量并不轻。民国初年，社会上“废除中医”的声音已经出现，一些知识界人士把传统医学视为旧文化的象征。毛泽东没有简单站队，而是看到了两种医学体系背后的不同方法。

井冈山时期，红军缺医少药，药品和器械都十分有限。面对枪伤、疟疾、痢疾以及各种常见病，完全依靠西医并不现实。毛泽东提出发动群众采集中草药，依靠当地中医，并把有效的治疗经验用于部队和根据地。

这不是出于对传统的盲目迷信，而是战争条件下的实际选择。中医在乡村有基础，医生容易寻找，草药可以就地采集，许多简单有效的疗法也便于推广。对于当时的红军来说，能治病、能救命，就是最重要的标准。

到了延安，毛泽东亲身经历了中医的疗效。他在长征后患有关节疼痛，病情加重时，胳膊甚至难以抬起。西医治疗效果不明显，陕北中医李鼎铭得知后，提出为他诊治。

当时延安的中西医之间存在隔阂，有人担心中药不可靠。毛泽东没有立即否定，只说：“还是试试吧，不试怎么知道不行呢？”李鼎铭辨证施治，开出几剂中药。服药之后，毛泽东的胳膊逐渐恢复活动。

李鼎铭后来提出，中医和西医各有长处，真正有效的办法应当是互相学习、结合使用。这个观点得到毛泽东认可。此后，陕甘宁边区成立中医研究组织，推动中西医之间的交流，为后来“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方针积累了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问题却变得尖锐起来。部分卫生行政人员受当时思想影响，把中医称为“封建医”，认为中药不科学、不卫生，甚至主张随着封建制度消亡而将中医一并淘汰。

更麻烦的是，中医师资格审查和培训制度一度偏向西医。许多行医多年的老中医，面对以西医知识为主的考试，很难通过。一旦这些人被排除，民间经验无法传承，中医人才培养也会出现断层。

毛泽东得知情况后，批评这种做法是歧视中医，并指出：“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他所谓的“奴才式”，并不是反对学习西方医学，而是反对一见西医便自惭形秽，甚至主动否定本民族长期积累的医学经验。

这场争论的关键，不在于中医能否替代西医，也不在于西医是否先进，而在于国家医疗体系是否允许多种经验共同发挥作用。毛泽东的意见，推动了中医在制度上的保留和发展。到1958年前后，全国陆续建立了一批中医医院，卫生系统也开始吸收中医参与管理。

1957年，毛泽东在青岛期间患感冒，西药治疗效果不佳。山东方面推荐中医刘惠民为其诊治。刘惠民判断为风寒内阻，所用药方中有药性较强的药材，保健人员一度担心风险。

刘惠民提出，由舒同的夫人亲自抓药、煎药并看着服下。毛泽东听取意见后说：“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服药两剂后，感冒明显好转。这个细节说明，他信任的不是某一种医学的标签，而是医生的判断、经验和实际疗效。

1959年冬天，毛泽东再次向刘惠民询问“上火”在中医中如何解释。刘惠民讲完后，他笑着说自己听不太懂。刘惠民回答，西医学了中医，再用中医的语言讲出来，彼此就容易沟通。毛泽东随即说道：“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

这句话，后来常被视为中西医结合思想的一个缩影。它并非要求西医放弃自身体系，也不是让中医停留在旧经验里，而是要求双方真正学习对方能够解释疾病和治疗的方法。

回到1975年的手术。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视力严重下降，同时咳嗽较重。常规手术需要切口和缝合，咳嗽可能增加风险。唐由之提出采用改进后的“金针拨障术”，切口小、时间短，更适合当时的身体状况。

毛泽东起初并不愿意手术。唐由之便讲起古代眼科手术的来历，又说明现代器械和技术已经对传统方法作了改进。这不是简单复古，而是把古法经验与现代医学条件结合起来。

手术成功后，毛泽东对唐由之说，过去对医生只能相信一半，现在对眼科医生可以相信更多了。三天后，纱布取下，他重新能够看书。原计划第二年再做右眼手术，但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第二次手术未能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