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9年10月，天津天和医院，正在服刑的禹作敏病情突然恶化。这个曾经让全国村干部争相拜访的人，生命走到尽头时，反复念叨的只有两个字：“回家。”
这句话并不复杂，却把大邱庄与禹作敏的一生牵在了一起。几十年前，这里是天津静海县一个出了名的穷村；几十年后，它成了“首富村”的代表。只是村庄富起来了，带领它起步的人，却没能走出权力失控的阴影。
20世纪60年代，大邱庄周边流传着“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的说法。土地贫瘠，收成有限，村民辛苦一年，分到手的钱少得可怜。禹作敏1930年出生于大邱庄，家中排行第三，父母靠务农为生，他只读完小学，便回村参加劳动。
学历不高，不代表没有闯劲。
禹作敏先后担任会计、生产队长、大队长。1974年，他被推举为大队党支部书记。那时的大邱庄，主要依靠400多亩土地，除去生产开支，一年结余只有5万多元，困难户和欠款户比比皆是。
1977年换届时，禹作敏给村民立下了一个期限：“三年后摘掉贫困帽子，做不到就下台。”村民愿意再信他一次。可他很快发现，单靠改良土地、增加耕作，无法改变大邱庄的根本处境。
出路只能在田地之外寻找。
村民刘万民曾在天津轧钢厂工作，懂轧钢技术。禹作敏便请他提供帮助，又从天津轧钢厂购进三台二手轧钢机，筹集资金创办冷轧带钢厂。启动资金约10万元，对当时的大邱庄而言，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工厂第一年就实现盈利，净收益超过20万元；第二年，收益继续增加。具体数字在不同资料中略有差异，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次尝试让村民看见了工业的力量。
有意思的是，禹作敏没有把利润平均分掉，而是继续投入生产，扩大设备和企业规模。大邱庄由此形成了滚雪球式的发展路径：先办小厂，再扩建企业；先积累资金，再扩大投资。
到了20世纪80年代，大邱庄的工业企业迅速增多，村级经济总量在全国农村中十分突出。禹作敏同时担任大邱庄总支书记、农工商联合公司党委书记和总经理，村里的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逐渐集中到他一人手中。
这正是转折开始的地方。
大邱庄的成功，给禹作敏带来了大量荣誉。他先后获得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1988年成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最佳农民企业家”等荣誉，也让他成为改革年代农村工业化的典型人物。
全国各地干部纷纷到大邱庄参观。江苏华西村党支部书记吴仁宝，也曾前往学习。吴仁宝态度很坦诚，见面时表示自己是“来取经的”，希望禹作敏不要有所保留。
两人的性格却并不相同。吴仁宝更强调长期经营、集体利益和自身约束；禹作敏则越来越相信个人判断。后来有人回忆，吴仁宝曾提醒他：“有了成绩，更要清醒，不能把村里的事情都变成个人说了算。”
这类劝告，禹作敏没有真正听进去。
大邱庄富裕之后，企业管理、干部任用、村民生活，几乎都受到他的直接影响。随着权力缺少制约，原本用于发展经济的强势作风，逐渐转化为粗暴管理。对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压，对亲属和身边人过度纵容，成为村内矛盾不断积累的重要原因。
问题并非出在“办工业”本身，而在于一个村庄的经济组织，不能脱离法律和制度单独运行。村级企业做大以后，管理者更需要接受监督；权力越集中，越不能靠个人威望维持秩序。
1992年，华大公司职工危福合被殴打致死一案，引起社会关注。案发后，禹作敏被指涉及窝藏、妨害公务等行为，还非法扣留参与办案的刑侦技术人员。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不是村务纠纷，而是触及刑法和司法秩序。
1993年，禹作敏因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等罪名，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0年。那个曾经靠三台旧机器打开局面的人，最终在69岁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失去了人身自由。
服刑期间，禹作敏患有神经衰弱和心脏病，曾到天津天和医院保外就医。司法部门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允许家属陪伴，也允许他通过报纸了解外界消息。1997年，其母亲去世，他还曾获准短暂回家探望。
遗憾的是，这次回家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归宿。
1999年10月，禹作敏在医院内病情突发，亲属称他此前曾多次念叨“回家”。关于其临终前服用安眠药及心脏病发作的细节，流传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他最终于当年10月去世，年仅69岁。
天津有关方面随后决定，不将遗体运回大邱庄安葬，而是在当地火化。那个曾经因贫困而被人嫌弃的村庄，曾因他的决策获得巨大财富，也曾因他的失控付出沉重代价。禹作敏与大邱庄之间，便这样停在了“回家”二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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