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初，重庆，周恩来与梁漱溟的一次谈话，气氛突然从商议变成了争论。梁漱溟等民主人士提出，国共双方不妨以现有控制区域为界，就地停战，先把战火压下去，再继续谈判。这个方案听起来温和，却触到了当时最棘手的事实：有些地方，已经不是“谁先停手”的问题，而是谁在进攻、谁在被迫应战。
周恩来听完后情绪激动，据梁漱溟后来回忆，他当场说道：“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紧接着，他质问道：“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吗？”谈话中那句“十年交情从此算完”，并非一般的意气之争，而是对调停立场发生根本偏移的强烈反应。
梁漱溟没有把自己看作国民党或共产党的附庸。他所代表的，是一批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人士。他们厌恶内战，也担心社会再度陷入长期动荡，因此试图在两党之间寻找一条折中道路。问题在于，政治上的中立，不能只看姿态，还要看方案是否承认事实、是否区分攻守。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民众盼望的是休养生息。可是，国民党方面并没有因此放弃以军事手段重新安排全国政治格局。1945年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一面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面调动军队抢占交通线和战略要地。重庆谈判最终签署了《双十协定》，但纸面上的共识，很快被现实中的军事行动不断冲击。
谈判期间，国民党军队陆续向华北、东北以及华东部分地区推进。1946年5月，长春失守；同年10月，张家口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到了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由此爆发。把这些事件放在一起看，就能明白“就地停战”为什么会引起周恩来的激烈反应。
因为一旦按照既成占领状态停战，军事进攻带来的成果便可能被固定下来。谁占了城市，谁控制了铁路，谁掌握了交通节点，谁就有机会把战场上的优势转化为谈判桌上的筹码。这样的停战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却可能要求被进攻的一方承认损失、放弃防线。
周恩来并不是拒绝一切谈判。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赴重庆，本身就是一次极具风险的政治行动。那时国民党拥有数量庞大的正规军，还得到美国方面的装备和运输支持。共产党方面虽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丰富的敌后斗争经验，但在重武器、空军、交通条件上都处于弱势。即便如此，中共仍把争取和平作为公开政策，因为人民需要和平，革命力量也需要争取时间。
有意思的是，梁漱溟的出发点并非亲近国民党。他早年参加过维新立宪和社会改良活动，抗战时期也积极参与救国工作。1930年代，他在山东等地推动乡村建设，试图通过教育、自治和乡村组织改造来解决农村问题。这些实践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却也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
梁漱溟相信，中国社会可以通过伦理重建、乡村自治和渐进改良逐步走出困境。他反对以剧烈的阶级冲突解决社会矛盾，更看重传统文化中的秩序与责任。这样的思想，在社会相对稳定时或许能够讨论；但在军阀混战、土地关系尖锐、外来势力不断干涉的旧中国，单靠道德劝说，很难撼动已经固化的利益结构。
这正是梁漱溟等第三方面人士的困惑所在。他们看到了战争的破坏，却没有充分认识到战争背后的政治目标；他们希望双方各退一步，却没有解决“谁应当退、退到哪里、由谁监督”的实际问题。调停者若把侵占与防卫放在同一位置，所谓折中就会变成对强势一方的默认。
梁漱溟后来承认，这件事使他感到“负疚”。这份自责很有分量，因为它说明当时的民主人士并非没有良知，而是在复杂局势中误判了力量关系和政治性质。他们希望用君子协商化解冲突，却低估了国民党当局依靠军事优势解决问题的决心。
谈话中，梁漱溟等人最终收回了那项方案。周恩来与梁漱溟之间长久的交往，也因此蒙上了难以消除的裂痕。周恩来的愤怒，不只是针对一个方案，更是因为在他看来，第三方面若要真正发挥作用，就不能只反对战争，还必须追问战争是怎样发生的，不能把被迫应战者与主动进攻者简单并列。
历史并不会因为某个方案出于善意，就自动赋予它正确性。1946年的谈判破裂，根本原因不在一次谈话，也不在几位民主人士的调停成败，而在于国民党方面已经把军事进攻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重要手段。和平如果缺少事实基础和执行保障，便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而停战若要求受攻击的一方先承认既成损失，也就很难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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