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北京,一位多年没有公开露面的女护士带来两件旧物:一幅毛泽东亲笔题词,以及一封写于1959年的信。接待人员后来才确认,这位老人正是钟学坤。几十年前,她曾在庐山疗养院工作,并短暂负责毛泽东的医疗护理。
这两件物品之所以受到重视,不只是因为落款人特殊,更在于它们保存了一段少见的私人交往。那不是正式公文,也不是公开发表的文章,而是一名年轻护士读诗时产生疑问,写信向毛泽东请教的往来。
故事要从庐山说起。
1959年6月,毛泽东到庐山参加会议并开展工作。庐山疗养院接到医疗保障任务后,院内气氛明显紧张起来。对许多医护人员而言,服务中央领导既是职责,也是从未经历过的考验,任何细节都不敢马虎。
钟学坤当时年纪不大,工作认真,经过安排,成为负责毛泽东日常医疗护理的护士之一。她原本只知道要保障一位重要首长的健康,直到真正见面,才发现对方是毛泽东。
“你叫什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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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动询问她的姓名和年龄,语气平和。钟学坤起初十分拘谨,几句交谈后,紧张感才慢慢消退。她后来回忆,那段相处并没有想象中的距离感,毛泽东会关心年轻人的学习,也会谈到读书和工作。
庐山的工作并非只有会议。毛泽东常在事务间隙登山远眺,身边工作人员有时也会随行。1959年6月29日,他登临庐山时诗兴触发,写下《七律·登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钟学坤就在现场,亲眼见到诗稿形成的过程。
对她来说,这首诗并不只是纸面上的文字。诗句诞生于眼前,作者又是自己日常护理的首长,因此格外珍惜。毛泽东离开庐山前,钟学坤提出希望得到一份亲笔诗稿,作为纪念。这个请求得到同意,《七律·登庐山》遂成为她收藏的第一件毛泽东手迹。
拿到诗稿后,她反复抄写,也努力理解诗中的意思。偏偏“九派”和“三吴”两个词难住了她。护士出身的钟学坤并非专门研究古典诗词,查阅资料后仍觉得不够明白,便产生了一个朴素想法:直接写信请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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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寄出时,她并没有抱太大希望。毛泽东公务繁忙,信件能否送到本人手中,尚且难说,更不用说亲自回复。没想到,数月之后,她收到了回信。
毛泽东在信中解释,“九派”通常指长江中游分流形成的九条水道,具体所指历来有不同说法,不必拘泥;“三吴”则是古代地域称谓,通常与吴郡、吴兴、会稽等地的划分有关,后世也常概括为苏州、常州、湖州一带。对于诗词中的地理名词,他没有故作高深,而是用平实方式作答。
信中还有对钟学坤的勉励,希望她继续学习,做好医疗工作,为人民服务。正是这封信,使她重新思考自己的学业。后来,她进入江西医学院进修,完成了从护理岗位到专业学习的转折。
这段交往并未停在一封信上。进修期间,钟学坤曾在上海通过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求见。见面时,她再次提出希望得到一幅亲笔字。毛泽东写下《清平乐·蒋桂战争》相赠。这是她保存的第二件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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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钟学坤毕业后到北京工作,并受到毛泽东接见。那次留下的题词内容是:“学习白求恩,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文字不长,却与她的职业和经历紧密相连,也成为后来研究者寻找这段往事的重要线索。
有意思的是,这件题词曾长期只有复印件和出版物记录。20世纪90年代末,李深清在搜集白求恩精神相关资料时发现它,便开始追查原件和题词对象。直到2013年,他才辗转联系到钟学坤,确认题词确实是毛泽东写给她的。
钟学坤后来被安排到北京医院工作,却很少向外界提及自己与毛泽东的交往,也没有借此谋求特殊待遇。多年以后,她带着亲笔信和题词来到北京,相关材料才重新进入研究者视野。那封写于1959年的回信,连同三次赠予的手迹,成为这段医患相识、师长式勉励的实物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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