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戴笠麾下干将，曾欲刺杀毛主席，晚年返大陆治病并获领导人接见

1938年，延安城外，一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访问团走进边区。同行者中有一个名叫“沈辉”的年轻人，自称是某位教授的私人助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精通英语、俄语，又能谈论马列著作的人，后来竟被台湾情报系统称作沈之岳。

延安吸引人的地方，不只是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影响力，也在于它对知识青年形成的感召力。许多人带着一封介绍信、几件行李，辗转千里来到这里。国民党特务机关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设法取得被扣留的证件，再为特务套上新的身份。

沈之岳很可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延安的。不过，“很可能”三个字不能省略。关于他的早年经历、入延安方式以及在边区具体活动，主要依据后来相关人员的回忆，部分材料彼此并不完全一致，不能把所有传闻都当成确凿档案。

当时的戴笠，正把打入陕甘宁边区视为军统的重要任务。1936年以后，陕西方面曾挑选数十人进行训练，内容包括政治常识、情报搜集、联络潜伏和应变逃脱。训练时间长达半年以上，教官也由军统内部人员担任。

人数不少，真正能够立足的却很少。

沈醉在回忆材料中提到，军统多次向延安派遣人员，有人短暂停留后被查获，有人进入边区后主动自首，还有人虽然弄到了一些情报，却无法适应当地生活，很快离开。戴笠想建立长期潜伏组织，难度远高于派几个人进去打听消息。

西安事变后，国共关系出现新的变化，延安的保卫和审查也更加严密。抗战全面爆发后，军统仍未停止行动，甚至一度借助张国焘的经历组织训练班。但据沈醉回忆，这类尝试并没有达到预期，张国焘也未能帮助军统打开局面。

有意思的是，沈之岳留下的痕迹反而比许多普通特务更深。他以“沈辉”为名进入延安，后来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边区保卫部门曾对他进行审查，周兴还与他谈过两次。重庆方面也曾协助调查，仍没有及时发现异常。

如果材料属实，这说明沈之岳的伪装确实相当周密。他不是简单混进食堂、街道打听消息，而是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愿意参加革命、具有文化背景的青年。这样的身份一旦获得组织信任，接触范围自然会扩大。

关于他后来是否接近毛泽东，传闻最多。有人说，沈之岳曾进入中央机要部门，负责收发工作，并伺机接近毛泽东，甚至准备实施刺杀。流传最广的细节，是他不会抽烟，却故意学着给毛泽东点烟，动作异常，引起了警觉。

但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可靠旁证。负责中央警卫工作的汪东兴、刘坚夫，曾否认所谓“点烟露馅”的故事。王芳的回忆则称，沈之岳一度进入中央机要部门，后来引起毛泽东怀疑，被调往浙江白区工作。两种说法之间，关键细节存在差异。

“他是被识破后调走，还是主动寻找机会离开？”这句话，恐怕才是问题的核心。

延安成立中央警卫营后，中央领导人的警卫制度更加严格，外来人员想靠近核心区域并不容易。沈之岳如果确有潜伏任务，活动空间会受到明显限制；而边区持续进行的政治审查，也让长期伪装承担更大风险。调令一到，他便离开延安，后来转入新四军活动区域。

此后，他与军统取得联系，最终返回国民党特务系统。戴笠对这名曾经进入延安的人员颇为看重，沈之岳也由此成为军统内部的重要人物。至于他在新四军时期究竟做了什么，现有公开材料并不充分，不能仅凭后来的称谓推断全部经过。

1949年以后，沈之岳去了台湾，继续从事情报工作。晚年，他患前列腺癌，病情后来扩散到肺部。1993年，在家人劝说下，他返回北京治疗。据相关回忆，他在治疗期间曾受到张爱萍和邓小平接见。

张爱萍据说评价他“智勇双全，治国有方，一事二主”。这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也让沈之岳的身份更加扑朔迷离。有人据此判断他是中共派出的隐蔽人员，也有人认为，“一事二主”只是指他先后服务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

问题在于，这些解释都缺少足够的原始档案支撑。曾永贤在访谈中称沈之岳是中共派往国民党的情报人员，但这属于事后说法，尚不能单独作为定论。沈之岳究竟是军统成功安插的特务，还是潜伏更深的双重人员，至今仍留在相互矛盾的回忆和材料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