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5年10月1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陆军少将苏哈托接过军队指挥权时，街头还在流传“总统遇刺”“将领叛乱”的消息。几个小时后，他把局势定性为“九三〇运动”，并将矛头指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此后，政治清洗迅速扩大，华人也被卷入这场灾难。
标题中的“30万华人”在公开史料中并没有得到一致证实。1965年至1966年，印尼全国遭到杀害的人数，学界估计从数十万到约一百万人不等，其中绝大多数是被怀疑支持印共的印尼人。华人确实成为重要受害群体，但不能把全国遇难者全部说成华人，否则就会混淆历史事实。
当时的印尼，矛盾已经积压多年。荷兰殖民统治时期，殖民者把人口划分为不同等级，华人被置于特殊位置，既承担经济职能，又遭到政治限制。这种制度制造了隔阂，也给后来“华人掌握财富、与外部势力相连”的偏见留下了土壤。
1949年印尼独立后，首任总统苏加诺试图在民族主义、宗教力量和共产党之间维持平衡。他提出“纳沙贡”政治构想，印共因此获得较大发展。到1960年代，印共成为印尼重要政治力量，党员及相关群众组织数量庞大，但这并不等于当地华人普遍属于印共。
有意思的是，印尼华人内部成分十分复杂。有人经营商贸，有人务农，也有人参加工会或左翼组织；更多普通家庭只是按照当地法律生活。由于印度尼西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密切，一些华人社团和左翼组织同中国保持联系，军方和保守派便借此宣传“华人是外来势力代理人”，种族身份被政治化了。
1965年9月30日晚，印尼总统卫队部分军人发动行动，绑架并杀害数名高级将领，宣称目的是保护苏加诺。陆军战略后备司令苏哈托迅速控制雅加达，并在10月1日取得军队主导权。苏加诺没有被立即推翻，但实际权力开始转移。
苏哈托需要一个能够解释混乱、动员军队、压制政敌的对象。印共成为最方便的靶子。军方随后发动大规模逮捕和清剿，地方民兵、宗教组织以及部分社会团体也参与其中。许多人仅因被指认、曾参加工会，甚至只是邻里关系可疑，便遭到拘押、拷打和杀害。
“只要是华人就有罪”的逻辑，正是在这种恐怖气氛中扩散开来。部分地区的商店、仓库和住宅被洗劫，华人学校、报刊及社团受到限制。加里曼丹等地还出现针对华人的暴力驱逐，受害者被迫离开家园，逃往城市、港口或其他国家。
关于“杀人奖励一万”“强奸奖励两万”等说法，常见于后来的网络文章，但目前缺少足以证明其普遍存在的可靠档案。可以确认的是，军方和地方势力对暴力采取纵容甚至协助态度，许多女性遭到拘禁、强奸和羞辱。受害者因恐惧报复而沉默，具体人数至今难以统计。
1965年12月，中国驻印尼机构曾遭到冲击，华侨受到骚扰和袭击。中国方面通过外交交涉、组织撤离等方式保护侨民，一部分人乘船回国，也有人因已经在当地生活数代、拥有家庭和产业而选择留下。对他们来说，离开并不是一句“回国”那么简单。
1966年3月，苏加诺被迫把更多权力交给苏哈托；1967年，苏哈托正式成为代总统，次年出任总统。清洗留下的恐怖并未停止，关于“九三〇运动”的官方叙事被写入教材和公共宣传，印共被彻底取缔，华人的公共表达空间进一步缩小。
苏哈托政府推行同化政策，限制华文教育、报刊和社团活动，许多华人改用印尼名字。政治高压之下，屠杀、失踪和拘禁很少被公开讨论，受害家庭只能私下保存记忆。遗憾的是，大量责任人没有受到应有追究。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尼经济崩溃，社会失业和物价问题加剧。雅加达等地再次发生大规模骚乱，华人商铺遭抢劫和焚烧，部分华人女性遭到有组织或群体性性暴力。关于死亡人数和受害女性数量，不同调查存在差异，但暴力确实发生过，且治安力量未能及时制止。
苏哈托于1998年5月下台。此后，印尼社会逐渐出现调查和反思声音，受害者也开始讲述经历。只是，责任认定、档案公开和司法追究始终缓慢，许多家庭等了几十年，仍未等到一份完整而明确的官方说明。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外交关系在1967年中断，1990年恢复。两国关系变化，无法抹去印尼华人在1965年至1966年以及1998年遭受的伤害。那段历史最刺眼的地方，不只是暴力本身，更在于政治斗争怎样借助种族偏见，把普通人变成了可以被牺牲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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