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园春·雪》问世后，一直无人能够超越。后来有位才女依韵填词相和，毛主席读罢大为赞叹，连声说“拜受了”

一首词从写成到发表，隔了九年。

九年时间，足够让一个婴儿长到能跑能跳的年纪，足够让一场战争从防御转入反攻，也足够让一首写在行军途中的词，从陕北的农家炕头传到重庆的印刷厂。

1936年2月，毛泽东在陕北写下了那首后来被称为千古绝唱的《沁园春·雪》。写完之后，他把词收进了行囊。没有发表，没有示人，更没有想过九年之后，这首词会以一种近乎爆炸的方式闯入公众视野，引发一场震动山城的笔墨大战。

那九年里，中国发生了太多事。全面抗战爆发，大半国土沦丧，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延安成了另一个政治中心，毛泽东在那里指挥敌后战场，写下了大量关于抗战、关于时局、关于未来的著作。但那首写雪的旧词，一直安静地躺在他的书稿里。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了。枪声停下来之后，中国的未来悬在半空中。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这场谈判后来被称为重庆谈判，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分量不必多言。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场政治谈判，还意外地带来了一场诗词风波。

毛泽东抵达重庆之后，旧友柳亚子来访。柳亚子是诗人，也是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和毛泽东的交情可以追溯到二十年代。故人重逢，柳亚子当场作诗相赠，其中一句“弥天大勇诚能格”，夸的是毛泽东敢在枪口下赴会。文人相见，难免风雅。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要诗词，毛泽东答应了。

10月7日，红岩村。毛泽东在八路军办事处的一张信笺上，把九年前那首咏雪词抄了下来。他给柳亚子附了一封短信，说这是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的词，与先生诗格略近，呈上审正。

柳亚子读完，震撼可想而知。他后来在文章里用了极重的评价，说这首词推为千古绝唱。他当即步韵和了一首，并把毛泽东的手迹和自己写的和词，一起拿到了一场书画展览上公开展出。这是《沁园春·雪》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眼前。

展览上，文化界的人来了一批又一批。消息像长了腿一样在重庆城里传开。那个时候，重庆虽然是战时陪都，生活清苦，但文化空气并不稀薄。大批从北平、上海、南京迁来的文人、报人、艺术家聚居在这里，每天都有各种诗会、画展、座谈。一首词在这样的圈子里传开，速度很快。

传到了吴祖光那里。吴祖光是《新民报》晚刊副刊“西方夜谭”的编辑，三十岁出头，在文化界已经有了名声。他辗转得到了一份《沁园春·雪》的抄本，但发现少了几句。于是他又四处找，最终凑齐了全词。读过之后，他做了一个当时看起来有些大胆的决定：把这首词发表出来。

1945年11月14日，《新民报》晚刊第二版，《毛词·沁园春》刊出。吴祖光在按语里写下了那句后来被无数次引用的话：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

报纸一出来，山城真的震动了。

重庆的秋天，雾多，雨多，空气里总有一股潮湿的味道。但那天的报纸，像一把火一样在重庆的街巷里烧开来。人们争相传阅，相互抄录。茶馆里有人高声诵读，报摊前有人站着不走。一首词能在当时产生这样的轰动效应，在今天很难想象。但那时的中国人，对旧体诗词有天然的亲近感。尤其是经历了八年苦难的重庆人，读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样的句子，心里会动。

消息很快传到了蒋介石那里。

蒋的反应很有意思。据后来披露的史料，他看到词后先是大惊，然后追问这真是毛泽东写的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蒋介石变得坐立不安。他不能接受毛泽东能写出这样的东西。这种不接受，混杂着政治上的焦虑和审美上的不甘。他下令召集一批文人，要和毛词一较高下。

于是，一场由国民党官方组织的“围剿”开始了。国民党中宣部直接布置任务，要求其控制的报刊以“和词”的形式回应。《中央日报》的副刊主编王新命被指定负责组稿。但来稿极少。文人虽然拿国民党的钱，但心里清楚哪首词写得好。硬要他们写出能压过“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句子，他们写不出来。

王新命只好亲自上阵，化名“东鲁词人”，写了一首和词。内容不说也罢，无非是吹捧蒋介石、贬低共产党那套陈词。随后，《和平日报》的易君左也写了一首和词。易君左不是庸才，他的诗词功底在当时是有的。但那首和词写得哀怨低沉，通篇是“国脉如丝”“支离破碎”的末世感。用这样的东西去对“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结果可想而知。

国民党控制下的报刊在一个多月里陆续发表了近三十首和词。数量不少，但质量呢。大多是文采平平、思想陈腐的东西。这些词写出来，不但没有压住毛泽东的那首，反而像一群麻雀围着一只大雁叫唤。读者心里有杆秤，谁写得好，谁写得差，一看便知。

国民党还动了行政手段。新闻局副局长邓友德专门跑到《新民报》去施压，说发表毛泽东的词是替共产党说话。吴祖光后来因为这件事被迫离开了重庆。但词已经发出去了，收不回来了。

在国民党的围攻声中，重庆的进步文化人士开始反击。他们同样以和词的方式回应。这场笔仗越打越大，参与的文人越来越多。正是在这一片喧嚣中，一首出自女性之手的和词，显得格外不同。

孙荪荃。

这个名字在今天知道的人不多。但在1945年的重庆文化圈里，她不是无名之辈。她是安徽桐城人。桐城这个地方，在清代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桐城派。方苞、姚鼐、刘大櫆这些名字，在中国散文史上占着重要位置。孙荪荃从小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长大，旧学功底很深。

她二十岁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研究科。那是个女性能进入高校深造还很不寻常的年代。在北师大，她师从鲁迅，和许广平是同班同学。鲁迅对这位女弟子的才学是赏识的。毕业后，她做过北平《朝报》和《新晨报》的副刊主编。一个年轻女子担任报纸副刊主编，在二十年代末的北平，算得上一件引人注目的事。

她的思想也在那时逐渐左倾。她读过李大钊的著作，后来在担任北平市第一女子中学校长时，把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印成教材给学生读。抗战期间，她辗转到了重庆，参与组织了民主宪政促进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她和谭平山结婚，成为民主革命家庭中的一员。

这样一个女性，读到《沁园春·雪》，会有什么反应。

她被震动了。作为一个旧学功底深厚的诗人，她太清楚这首词的分量。那不是一般文人的风花雪月，不是书斋里的遣词造句。那是一个政治领袖在万里冰封的北国大地上，面对历史长河发出的声音。词里有江山，有英雄，有对过往的评价，更有对未来的决断。这样的词，在整个中国词史上，都不多见。

她提笔写了一首和词。

这首和词写“三楚兴师，北进长征”，写“扫尽倭气，归还汉土”，写“看江山重整，景物妖娆”。视野开阔，气象昂扬。没有谩骂，没有哀叹，没有国共两党之间那种火药味。她只是在用同样的词牌，同样的韵脚，表达一个经历了战争岁月的中国知识女性对胜利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期许。在国民党那近三十首充满谩骂和悲鸣的和词中间，孙荪荃这首词干净得让人惊讶。

这首和词发表后，在重庆引起了不小反响。柳亚子读到了。这位老诗人或许是觉得，这样的和词应该让毛泽东本人看到。1946年初，他把孙荪荃的和词连同自己写的和词，一起寄到了延安。

毛泽东收到信的时间是1946年1月底。他给柳亚子回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收录进《毛泽东文艺论集》，信里的内容今天还能查到。毛泽东感谢了柳亚子寄来的印章，然后在信里写下了几个字：先生的和词及孙女士的和词，均拜受了。

拜受了。

这三个字在中国传统书信里，不是随便用的。拜受，是带着敬意地接受。把对方赠予的东西放在一个受尊重的位子上。毛泽东对国民党那近三十首和词一个字都没有回。那些东西不值得回。但对孙荪荃这首和词，他用了三个字，拜受了。

这大概是那场持续了几个月的笔墨大战里，最干净利落的一个结局。

毛泽东在信里还写了一句话，引用的是柳亚子的诗句：心上温馨生感受，归来絮语告山妻。意思是说，收到这些东西，心里是温暖的，要回家慢慢跟妻子说。这封信写得很家常。毛泽东当时在延安，已有一段日子身体不大好。他在信末提了一句，说自己有些神经衰弱，等好转了再详细回复。

信不长。但“拜受了”三个字，让所有和词有了高下之分。

孙荪荃后来的人生轨迹，和许多进步知识女性一样，汇入了新中国的建设浪潮。1949年她参加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之后做了政务院和国务院参事，还担任过九三学社的中央理事和委员。她的丈夫谭平山，是民革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新政协的重要参与者。孙荪荃在1965年去世，活了六十二岁。

那场重庆的笔墨大战，早在她去世之前很多年就结束了。国民党组织的那近三十首和词，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王新命、易君左这些名字，也只在专门的文学史料里偶尔出现。倒是孙荪荃，因为毛泽东信里那三个字，被永久地记了下来。

1945年秋天，重庆的报童抱着印有《沁园春·雪》的报纸，在雾气弥漫的街巷里奔跑。他们不会知道，自己怀里揣着的这首词，将在中国大地上流传多久。他们也不会知道，这首词会引出近三十首拙劣的围攻，会招来国民党新闻官的暴跳如雷，会成就一位女词人的一首和词，会在延安的一间窑洞里，换来毛泽东写下的三个字。

拜受了。不是客气，不是敷衍。是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认可。是一个政治领袖对一位知识女性的尊重。是那场笔墨较量里，最简短也最有力的一个句号。

而那首《沁园春·雪》，从重庆的街头传开之后，就再也没有停下过。它穿过长江，穿过黄河，穿过几十年的时间，变成了中国人最熟悉的一首词。每年冬天，北方落雪的时候，都会有人在某个地方，把“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念出来。

词还在。那个说“拜受了”的人，那个写和词的人，那个在重庆报纸上按下铅字的人，都已经走进了历史。但他们的名字，被一首词连在了一起。词比人长久。这大概就是文学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