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860年，京城风声骤紧。咸丰帝带着部分嫔妃和大臣仓促前往热河，圆明园则陷入混乱。留在京城的后宫女性，有人设法躲避，有人等待朝廷安排，已经五十多岁的常妃赫舍里氏，却在这场巨变中受惊离世。
她的一生，像是被命运推着走：年少时曾受道光帝宠爱，短短几年间从贵人升到妃位；随后突然失宠，封号被夺，长期停留在贵人位置。多年以后，她死于战乱惊变，又在身后重新恢复妃位。
常妃出身满洲镶蓝旗赫舍里氏。这个姓氏在清代声名显赫，但同姓之间门第差别很大。康熙帝孝诚仁皇后、索尼、索额图等人，属于镶黄旗赫舍里氏中的勋贵支系，并不能代表所有赫舍里氏族人的地位。
常妃的父亲容海，曾任广东按察使、布政使。布政使是从二品地方大员，主管一省钱粮、民政和刑名事务，虽然位在总督、巡抚之下，却是地方行政体系中的关键人物。容海能做到广东布政使，说明这个家族已经脱离了普通旗人阶层。
不过，封疆大吏之家，距离世代勋贵仍有差距。容海的女儿们，分别嫁给员外郎之子、蒙古总兵兼内务府大臣麟翔等人，婚姻对象算得上体面，却还没有进入皇亲勋贵的核心圈层。
道光二年，也就是1822年，年仅十四岁的赫舍里氏参加外八旗选秀，被选入宫，初封珍贵人。清代后妃的封号并不只是好听，往往带有皇帝的个人取意。“珍”字含有珍重之意，至少在入宫之初，道光帝对她是有好感的。
同一批入宫的后妃中，还有后来成为孝全成皇后的钮祜禄氏，以及祥妃钮祜禄氏。前者才貌出众，入宫便是全嫔；后者出身弘毅公家族，虽只以贵人身份入宫，家世却远非普通旗人可比。
竞争很快显现出来。
道光三年，全嫔晋封全妃，祥贵人晋封祥嫔。到了道光四年，珍贵人才升为珍嫔。表面看，这已经是很快的晋升；但与两位宠妃相比，她始终慢了一步。
有意思的是，差距并没有一直拉大。道光五年，珍嫔被诏封为珍妃。此时她还没有生育皇子或公主，能够在无子女的情况下得到这样的晋升，说明她曾经确实受到道光帝宠爱。
宫中一位太监曾对同伴说：“珍主子这回，怕是要长久得宠了。”这句话并非史料原话，却道出了当时局势的表象。谁也没有料到，珍妃的上升会突然中止。
道光六年，珍妃的册封礼已在筹备之中。七月，她还随道光帝前往圆明园；到了十一月，皇帝却下令停止册封礼，并将原本准备好的金册、金宝熔毁。随后，珍妃被降为珍嫔，后来又失去“珍”字，降为常贵人。
清宫档案没有留下她被降位的明确原因。有人将其归结为无所出，但这并不能解释全部问题。道光帝后宫中，也有生育子女却失宠的妃嫔；祥妃曾生下一子两女，后来同样遭到冷落。后宫位次变化，既与子嗣有关，也受皇帝宠爱、家族背景和宫廷关系影响。
道光九年，常贵人再次被降位。此后她几乎从道光帝的视野中消失。全妃后来成为孝全成皇后，静妃博尔济吉特氏则因生育皇子不断晋升，最终成为孝静成皇后。曾经与她们同场竞争的赫舍里氏，却一直停留在低位。
道光三十年，也就是1850年，道光帝去世，皇四子奕詝继位，是为咸丰帝。新帝按照礼制尊封先帝遗妃，赫舍里氏被尊为皇考常嫔。她这时已经四十三岁，得到的更多是养老待遇，并非重新获得宠爱。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于1860年8月逃往热河，随行的先帝妃嫔人数有限，常嫔赫舍里氏没有被带走。10月，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并焚毁圆明园，京城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常妃当时居住在圆明园一带，亲眼面对突如其来的兵乱和宫苑失守。清宫档案记载，她因惊悸去世，终年五十三岁。所谓“被吓死”，并不是战场上的直接伤亡，而是指她在兵灾、逃难和宫廷失序造成的巨大惊恐中死亡。
她去世后，圆明园附近仍不安宁，遗体一度不便及时入殓。内务府大臣与恭亲王奕訢商议后，才将其入殓，暂安于田村殡宫。同年9月23日，常妃的遗体被安置在那里，等待后续安葬。
咸丰十一年，咸丰帝去世，皇子载淳登基，是为同治帝。朝廷尊封道光帝遗留后妃时，已经去世的常嫔被追封为常妃。她陪伴道光帝的时间，在其后妃中相对较长，这或许是她身后恢复妃位的重要原因。
同治二年，常妃葬入慕陵妃园寝，也就是慕东陵。她的宝顶位于第二排中央，左右为祥妃与和妃。生前从盛宠跌入冷宫，死后却凭借侍奉先帝的资历重新回到妃位，这种反差，正是清代后宫位分制度最冷峻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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