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魔咒”访谈

圆桌访谈：气候“魔咒”

约公元前1400年，伯罗奔尼撒半岛迈锡尼文明的迈锡尼、梯林斯、皮洛斯三大城邦崛起并进入鼎盛时期，但它们却在约200年后开始走向衰落，学者普遍推断气候变化作为“危机放大器”，是影响其兴衰的一项重要因素。2020年，迈锡尼文明遗址周围因全球变暖导致的高温干旱发生山火，这似乎印证着它逃不脱的气候“魔咒”。近些年，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在可预见的未来，气候变化对全球的不均衡影响，对全球现代化进程有何意味？气候“魔咒”之下，人类究竟是危机并存，还是危大于机？中国式现代化又如何为全球贡献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

嘉 宾：

田慧芳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大宗商品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杨 秀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副研究员

陈晓径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毛克疾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副研究员

主持人：

杜文睿  《世界知识》杂志社编辑

历史上，气候变化如何成为“危机放大器”

田慧芳：统计显示，地球大概每十万年便会经历一次冰河期，上一次是在两万多年前，此后经过一万多年才形成当前适宜人类生存的气候。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全球气温上升约6℃，主要由火山喷发、地球轨道变化等自然力量驱动。但当前全球变暖主要由人类活动尤其是化石燃料的使用驱动，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统计，2015年以来的全球变暖速度几乎是20世纪70年代的两倍。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浓度的持续上升，叠加气候变化导致的厄尔尼诺等现象的放大效应，共同加速了全球变暖进程。

气候变化正以多种方式重塑世界。世界气象组织《2025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显示，过去50年与气候相关的灾害数量增加了五倍。2005年～2014年，全球年均天气相关灾害事件约340起；而到2015年～2025年，年均已达约400起。当代社会虽然因技术进步和防灾措施完善，单次灾害造成的损失看起来没有古代社会那么大，但实际上其经济损失、波及范围和系统性影响远超古代。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26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指出，武装冲突、国际人道主义援助预算大幅削减，以及日益严重的气候灾害等因素叠加，使2025年47个国家约2.66亿人处于危机级别及以上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态，这一人口规模相当于十年前的两倍。虽然各国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具体情况不一样，但从全球整体来看，形势已相当严峻。

此外，气候移民问题日益严峻，已成为国际性难题。国际移民组织数据显示，2024年因风暴、洪水等极端天气导致的全球境内流离失所者达4580万人次，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以及美洲部分贫困地区，灾害流离失所人数最多。预计到21世纪中叶，气候移民人数可能高达两亿人。在全球总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的背景下，如此规模的人口流动不仅冲击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资源配置，还带来执法压力和安全隐忧。气候移民缺乏国际法保护，在国际社会对气候危机的讨论中也尚未成为核心议题，但这一问题正潜移默化地加剧，从近些年欧洲因各类移民引发的社会矛盾中可见一斑。

中国是全球受气候变化影响最显著的国家之一。今年7月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显示，1961年～2025年，中国平均气温每十年升高0.31℃，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北方地区升温明显快于南方，西部地区则快于东部；全国年降水量总体也呈增加趋势。因此近年来，我们能感受到洪水、台风、极端高温天气频发。

如今，气候变化与社会脆弱性、地区冲突、极端贫困等因素交织，进一步扩大了世界各地的发展鸿沟，成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障碍。但各国面临的气候挑战存在显著地区差异，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应对策略。发展中国家不能简单挪用发达国家的标准，必须根据自身国情因地制宜。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还具有全球流动性、长期性、发展变化的高度不确定性和代际影响等特征，这要求各国以全球视野制定本地解决方案，在气候领域通力合作，并加强健康、民防、卫生、信息等气变关联领域合作，如此才能更有效、更公平地应对气候变化。

杨秀：美国海军在2007年曾提出气候变化是社会危机“放大器”的观点，历史上也有诸多案例印证这一点。以小冰期时代为例，全球自14世纪开始降温，17世纪达到最冷峰值，全球平均气温较20世纪平均水平低约0.6℃。当时中国明朝、欧洲神圣罗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均遭遇严重社会动荡。以明末社会状况为例，气候异常导致农业减产，进而造成明朝财政崩塌、地方财政储备枯竭，带来赋税系统失控、经济失序，大量难民涌现，但政府仍征税征粮，因此激起民变，李自成起义即在此背景下爆发并最终推翻明朝统治。历史反复证明，气候变化放大了社会既有内部矛盾，粮食丰产时国泰民安，减产时便易加剧政治动荡——国泰民安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系于粮食安全。

近些年的案例同样印证了这一逻辑。2021年美国得克萨斯州的极寒天气导致州电网瘫痪，数百人因无法采暖被冻死；近些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山火频发，均造成严重社会和经济损失。这些极端事件说明，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不完全取决于天气本身，更取决于社会系统的韧性。2008年1月，我国南方出现冰灾，湖南省郴州市辖区受灾严重并一度全城断电停水八天。但就在同一年，全中国基本建立四级响应的应急体系，并从经济上推进特高压电网改造，形成“全国一张网”的基础设施冗余和储备网络，同时加强了社会动员和信息共享。到2025年春运期间，面对比2008年更为复杂的极端寒潮——全国300多个气象站达到历史最低气温，中国仍然应对有序。这充分说明，面对气候变化这种人力无法完全控制的现实，“管不了天上的事，就要做好地上的事”，即通过制度、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系统性建设，增强面对气候变化的社会韧性。

2026年6月3日，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井里汶县农业推广官员在稻田里与农民交谈。当地政府敦促农民立即耕种，以应对厄尔尼诺可能引发的长期干旱。

陈晓径：古代文明的发展起落往往和气候变化紧密相关。法国学者博凯奥在《文明面临气候考验》一书中指出，温暖的环境利于农作物生长，但一年中也必须有足够长的低温期以限制寄生虫等微生物传播。供水充足、干湿交替、低温期充分等因素叠加，才能孕育出伟大的文明。欧洲古代文明便发端于地中海北岸，其中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案例颇为典型。

在古希腊青铜时代晚期的约公元前1400年，伯罗奔尼撒半岛迈锡尼文明的迈锡尼、梯林斯、皮洛斯三大城邦崛起并进入鼎盛时期，但却在约200年后开始走向衰落，学者普遍推断这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这三大城邦兴衰受三个因素影响：一是这些城邦大致处于湿润气候向干燥气候过渡的阶段，湿润气候更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干燥气候则反之。二是粮食供应的稳定性。农作物和牲畜的多样性及其地理分布、土地使用和社会结构等因素至关重要。三是互联互通体系的适应能力。气候适宜时，易于形成连接紧密的高度中心化城邦，而这种连通性将直接影响资源配置和危机应对。在这三大城邦中，迈锡尼表现最佳——及时调整土地使用、选择适应气候干燥趋势的小麦种类，维持了人口稳定。古希腊农业以谷物种植和畜牧业为主，依赖冬春降水，但降水量和时间经常有变化。一般而言，干旱年份给城邦经济的农业基础带来负面影响，迫使城邦作出粮食进口等制度性反应；而湿润年份虽有利于提高产量、增加人口，但也可能使之超出城邦领土的承载能力。土地的利用扩张多发生在湿润时期，尤其是古希腊至希腊化时期，土地覆盖层较薄的地区使用率增加。与之相对的是希腊化晚期至罗马帝国中期，气候严重干燥化，土地废弃率极高。可见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农业土地的利用战略和模式，给文明的兴衰带来巨大影响。

与此同时，有研究指出古罗马帝国在西北欧推行的“环境帝国主义”最终反噬其统治。公元二世纪，古罗马帝国达到鼎盛时期，疆域绵延500万平方公里，涵盖约七个气候区。为满足经济发展和领土扩张，古罗马广泛开发农业、矿业和工业等领域，破坏了莱茵河和泰晤士河流域土壤稳定。几十年后，流域经历显著水文变化，大量土壤冲入河流，洪水增多、冲击物沉积增加、河道活动更加频繁，这些变化迫使罗马人改变基础设施，搬迁或放弃定居点，并影响农业制度、交通网络和房屋体系的建设。当地人对这些强加的生产生活方式非常不满，多次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其他地区居民对适应罗马制度下的生活也感到非常痛苦，各种治理矛盾不断加剧，成为促使罗马帝国在公元395年分裂的原因之一。

毛克疾：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也许应作为两个维度来考虑。气候（climate）是长期模式，而天气（weather）是短期现象，但它反复出现也可能演变为中长期问题。历史上影响文明兴衰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气候变化，气候主要通过影响农业生产方式、社会资源积累程度等途径产生长期影响。

同时，技术水平可能是人与自然互动过程中的重要变量。技术水平高，适应气候的能力就更强；技术水平低，在某种程度上适应力就更加脆弱。19世纪以前，西方殖民力量未能深入撒哈拉以南非洲，或长期未能在今印度尼西亚所属的大巽他群岛等热带岛屿建立稳定统治，根本原因便在于缺乏防治热带病的疫苗和青霉素等药物，开发能力受限。

产业发展形态决定了不同社会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程度。早期人类主要从事游猎采集业，对自然的开发程度较低；此后逐渐步入定居的农耕时代，再后来发展出了工业，到现代又有了信息技术服务业。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产业演进过程中，人类社会对技术的依赖程度并非是简单的线性上升。农业社会对气候变化高度敏感，但游猎采集阶段时人口规模较少且会流动迁徙，所以面对气候冲击反而有较强的缓冲弹性。因此，观察气候变化对历史上不同国家的影响时可加以分类：若为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受气候冲击影响就很大；进入工业时代后，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趋于局部化，致命程度较农业时代有所降低。但整体而言，人类适应气候变化的程度，与技术水平和社会组织方式密切相关。例如，中国被许多西方学者称为“治水文明”，因为我们长期做水管理工作，通过大规模投资建设农田水利、防洪堤坝、管网系统等，增加安全冗余，全力防汛抗旱。中国的土地上气候灾害向来不少见，但相比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中国能够更好地处置极端情况，既得益于较高的社会组织程度，也依赖长期的基础设施投入。

2026年8月5日，法国东北部默兹河与摩泽尔河水位持续下降，导致该国舒兹核电站两台反应堆与卡特农核电站一台反应堆暂停运行。

“热带无强国”？气候变化的不均衡影响

杨秀：近些年极端高温现象愈演愈烈。2015年签署的《巴黎协定》目标是将21世纪末相对于工业化前期（1850年～1900年）的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升幅控制在2℃以内，并努力控制在1.5℃以内。截至2025年，全球平均升温已达1.43℃±0.13℃，这是一个单年单点值，尚不能完全确认全球升温已跨过1.5℃门槛，但可以说1.5℃的控温目标已接近失败。由于全球2025年温室气体排放仍高达5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温室气体持续累积，地球“大棉被”正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厚。即便未来通过负排放技术实现温度超调——升温突破1.5℃甚至2℃后再缓慢回落，这也要求人类进行根本性经济社会变革。

全球升温之所以会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困难，关键在于升温速度太快，生产体系调试的速度跟不上。科学家重建了过去两千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曲线，发现历史上全球气温虽有波动，但幅度也几乎不超过0.5℃。人类社会各地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已逐步形成与本地气候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模式。然而，最近两百年，随着化石能源的大规模使用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全球气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攀升，人们难以及时调整既有生产体系、能源供应和社会管理架构，从而产生严重的适应滞后。

值得关注的是，全球升温的地区分布并不均衡。总体而言，陆地升温明显快于海洋，因为陆地的比热容比海洋小；北半球升温高于南半球，不同地区还存在“热区”与“凉区”的差别；北极地区则成为“放大器中的放大器”，冰川融化后，对太阳辐射的反射减少，深色海水吸收更多热量，形成正反馈效应，导致北极升温幅度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3.4倍。许多地区还经历着复杂的叠加效应。例如2019年10月至次年2月，澳大利亚之所以爆发持续近半年的全域山火，正是高温与长期干旱累积叠加使森林极其易燃的结果。这种地区分布差异背后涉及大气环流和大洋环流系统的变化——地球气候系统由多个环流圈相互作用构成，比如北大西洋暖流曾使北欧、西欧在冬季比同纬度地区温暖，夏季环流则带来凉爽，但这些环流系统本身也在发生改变，其机理相当复杂。气候科学家预测，按现有排放趋势，21世纪末全球升温幅度可能达到3.3℃～5℃，这将是人类难以承受的后果。然而，即便人类努力减排，已排放的温室气体仍将持续影响气候系统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这种“锁定效应”意味着适应气候变化同样迫在眉睫。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将气候变化列为非传统安全威胁。联合国安理会也多次讨论气候变化的安全影响，将其纳入全球安全议程。全球快速变暖趋势下，极端气候事件全面增多，并带来一系列连锁效应。连锁效应的第一环是粮食安全，这涉及气温变化、降水格局改变和持续干旱，历史上这类问题常与水资源短缺交织。第二环是能源安全，例如水电依赖来水，核电依赖冷却水，煤电也需要水资源，因此极端干旱会同时冲击多种电力能源，这种交织性也使风险评估更加复杂。第三环是水资源安全，冰川加速融化使部分依赖冰川融水的地区面临供水危机——冰川作为“固体水库”的调蓄功能正在减弱，短期内融水增加可能带来洪水风险，长期则意味着水源枯竭。粮食、能源、水等基础生存资源相互交织，一旦出现危机，便会增加地缘冲突风险。

2026年2月19日，印度北方邦普拉亚格拉杰，一名农民在恒河干涸的河床上为作物浇水。

田慧芳：应对气候变化渗透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各个环节，其成效直接关系到全球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成败。2015年通过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共有17项，其中目标13即为“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但气候因素也渗透在其他目标之中。例如，在“确保获得清洁且可负担的能源”目标中，要求能源结构向低碳方向转型；在“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可持续工业化，推动创新”目标中，要求绿色工业转型和韧性基础设施建设，后者尤其强调基础设施抵御气候冲击的能力；在“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到城市和人类住区”目标中，提升气候韧性是重要内容。

从经济角度来看，气候变化对一国市场和经济运行产生两类风险。一是物理风险，即极端天气事件直接破坏国内生产总值（GDP）和有形资产；二是转型风险，即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推行的技术变革和政策行动，包括碳定价、环保标准收紧、清洁能源扶持等。这些政策会引发消费和投资者行为改变，产生巨大的交易成本和过渡成本。近年来，欧盟转型政策力度虽大，但在执行中遭遇不少成员国的反对，正是因为过渡成本过于沉重。

具体而言，短期影响主要体现在GDP和就业方面。一国的财政预算通常相对固定，若将更多资金投向绿色低碳领域，则可能挤占减贫、教育、医疗等领域支出；绿色投资回报周期长，也难以在投资当年形成直观的GDP增量。同时，传统化石能源产业的就业岗位会受到冲击，虽然新产业也会创造就业机会，但对于转型困难的高碳锁定国家（如印度），产出损失可能大于收益。这些国家的能源结构严重依赖煤炭，清洁电力发展程度不高，转型成本显著高于已具备丰富水电资源的北欧国家。目前难以评估这种影响总体为正还是为负，不同国家情况各异——转型越困难的地方，过快转型带来的GDP损失可能就越大，这种差异使得各国难以适用统一的转型政策。

与此同时，转型还可能推高通胀。国际社会因低碳转型对铜、镍、钴、锂等关键矿产需求激增，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进而传导至整体价格水平。近两年中东冲突造成的能源成本上升，也对低碳转型的力度造成一定冲击。另外，碳价格本身也是一种价格，碳价格上涨会增加边际电力成本，进而对能源价格造成一定冲击，这被称为“绿色溢价”，即清洁能源的单位成本在技术和规模尚未完全成熟前高于化石能源。尽管通胀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性现象，但绿色转型对通胀的影响确实存在。

从中长期来看，转型还通过投资和公共债务影响国家产业结构。欧盟要求每年将整体公共财政预算的约30%投向绿色产业，而为了达成2030年减排目标，欧盟每年还要再投入2600亿欧元于低碳转型。巨额投资需求会重塑产业链，引导资本流向低碳行业，逐步改变国家的产业结构。但对于化石能源行业，绿色转型则意味着资产贬值、项目中断、投资下滑和工人下岗。尽管地缘冲突和战争在近两年暂时掩盖了部分压力，但长期来看化石能源行业逐步让渡于清洁能源的趋势不会因为短期波动而逆转。

2026年5月28日，乍得首都恩贾梅纳贫困家庭人员排队等待国际援助组织分发肉品。武装冲突、政局动荡、强制流离失所和经济困境持续恶化非洲萨赫勒地区民生状况。

毛克疾：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恐怕越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全球南方以农业国家为主，工业化程度普遍不高，生产高度依赖自然条件。在气候相对温和的时期，这些国家尚能按照既有发展模式积累农业剩余，用于推进现代化和工业化。但如今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频发，各国社会经济脆弱性显著上升。其中，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情况最为严峻。以非洲萨赫勒地区为例，该地区位于热带草原与沙漠的过渡带，地区国家本就面临现代化技术与前现代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人口出生率极高，叠加气候变化因素后，人地矛盾日益尖锐，但地区内移民空间饱和，无法有效分流人口，最终导致部落矛盾和大规模暴力冲突频发。

而一些“中不溜”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风险也很高。这些国家往往具备农业基础但又不太坚实，比如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周期性洪水和干旱给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带来沉重负担，大量资源被迫用于救灾和重建，严重挤占长期发展投资，增加了陷入“发展陷阱”的概率。脆弱的经济基础使其无力兴修水利和增强气候适应性，而极端天气的打击又进一步降低了农业剩余积累率，形成恶性循环——越不富裕越没有资源去增强气候适应性，遭受的损失越严重，从而更加缺少应对气候变化的资源和能力。

与此同时，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是全球温带地区的工业制造产能正明显向热带地区转移，该现象是否与气候变化直接相关尚难定论。最典型的案例有三个：一是中国制造业从东北、华北向南方转移；二是美国五大湖和新英格兰地区的传统工业带向南部田纳西州、路易斯安那州等“阳光地带”转移；三是西班牙等南欧国家的经济增速近年来相对较快。对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来说，极端气候的具体经济影响目前并不十分明确，但制造业转移本身就可能隐含气候适应成本的考量，企业选择生产地点时会将长期的能源成本和气候风险纳入决策。

近期，随着极端高温席卷多国，网络舆论中“热带无强国”的说法再次出现。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绝大部分工业化国家位于南北回归线以外的高纬度地区，低纬度高收入国家极少（新加坡是特殊的城市国家）。这背后的原因至少有两方面：一是开发热带地区需要大型工程机械、抗生素、疫苗等物资，对技术水平有较高要求。这些地方被开发的时间较晚，资本积累期便也较短，进而拉长了地区国家成为富国强国的时间。二是在热带地区正常生产需要满足较多前置条件，比如投入空调等防暑降温设施。因此在相同条件下，企业或许更倾向于在温带地区生产以降低成本。当然，这并非绝对，印度便是一个复杂案例。

印度超过50%的劳动力受雇于农业部门，现代农业发展程度不高，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量高度依赖季风降水。但“靠天吃饭”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因此极端气候对印度最深刻的影响在于：一旦出现干旱或洪涝，农产品便会减产，从而推高食品价格，而食品在印度通胀权重中占比极高，进而推高整体通胀水平，此时若劳动工资不变则将导致购买力下降拖累消费，随即影响印度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季风降水过多会引发洪水，过少则易导致干旱，因此印度政府也很无奈——这个对宏观经济影响最为关键的因素，自己居然一点操控能力都没有。我认为，印度其实也可以通过兴修水利、推广机械灌溉等方式应对，但这些举措需要很大投入，相对不富裕的国家往往更愿意用有限的财力进口粮食，而非投资基础设施，因为后者周期长、见效慢、不确定性强。此外，极端气候在印度催生了大量“气候难民”，这些原本就处于低水平稳定状态的人群一旦受灾便易陷入贫困，成为印度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因素，对执政党构成压力。不过，印度也有其特殊性：虽然绝大部分国土都位于热带地区，但占印度国土面积超过40%的德干高原海拔较高，虽位于热带但气温条件尚可，农业文明发展较好；同时，印度北部的恒河农业区属于季风降水区，雨热同季、干湿分明，虽然有遭遇干旱或洪涝的风险，但规律性较强，适应后并非不可应对。

总体而言，南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普遍不足，这会导致各国经济脆弱性上升，地区稳定性下降，对外依赖增强，容易陷入前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恶性循环。部分国家甚至试图利用极端天气作为地缘战略施压手段，例如2025年印巴冲突爆发时，印度就威胁巴基斯坦要在印度河流域上游断水——若在遭遇洪水时放水，就等于制造“水炸弹”；若在干旱时蓄水，则会加剧巴方旱情。这种互不信任使地区局势更为复杂，水资源分配矛盾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恐将更加尖锐。

陈晓径：全球南方国家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和适应能力比起北方国家来说严重不足，然而它们在国际舆论上的能见度却远不及北方——美国山火、欧洲热浪一旦发生，往往占据全球媒体头条。这种“可见度悖论”值得反思：曝光越少，国际关注和援助也就越少，脆弱地区反而更难获得支持。

事实上，非洲才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前沿。2025年，美国圣母大学全球适应倡议发布的全球脆弱性分析指出，15个气候最脆弱国家的碳排放总量仅占全球0.28%，却承受着最为严重的冲击，这直接触及气候公正问题——碳排放最少者受害却最深。此外，小岛屿国家及中美洲的“干旱走廊”同样是脆弱性突出的地区，这些区域的共同特点是经济基础薄弱，对气候波动高度敏感。

此外，虽然气候变化在欧洲媒体上能见度很高，但其实际物理影响未必如媒体报道那样严重，因为欧洲的应对能力相对较强。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前，气候议题长期占据欧洲政治议程的显要位置。在欧洲，气候议题的热度除受极端天气驱动外，还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能源议题，例如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使其能源转型具有地缘政治紧迫性。二是竞争力议题，例如欧洲担心在清洁技术领域落后于中美。然而，鉴于欧洲已对适应气候变化做出较大政策调整，短期内气候冲击不太可能成为其政治经济局势变动的“推手”。只有在安全议题不紧迫时，气候议题才会成为欧洲民众关注和影响选举的重要因素，在当前安全局势背景下，气候议题在欧洲政治议程中的热度有所下降。

气候“魔咒”之下，危机并存还是危大于机？

杨秀：东方智慧认为，危机本就危与机并存。具体到气候变化领域，应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已发生事件带来的局部益处；二是未来应对气候变化蕴含的机遇。

气候变化确实带来一些益处。例如，全球升温导致北极地区冰川融化，这有助于开通北极航道，缩短了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运输距离；我国西北地区暖湿化有利于农业发展，冬季采暖能耗也有所降低。但这些益处往往伴随新风险——北极航道带来军事安全与航道控制等新地缘博弈；我国西北地区冬季采暖能耗减少的同时，夏季制冷能耗在增加；部分地区农业增产，另一些地区却在减产。因此，从长期视角来看，气候变化的影响是负面的。正如2022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27次缔约方会议上所言，“我们正踩着油门，一路驶向地狱”。气候变化还会导致气候失序：一个地区的气候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变得湿润，过几年可能又转向干旱，这种波动性构成了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持续冲击。

气候影响的全球性决定了人类必须团结起来同舟共济。目前已有的政治共识是，若要实现在21世纪末升温幅度控制在2℃乃至1.5℃以内的目标，则要在21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碳中和——将当前约5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温室气体排放降至零，乃至实现负排放。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源于能源，也来自农业（如牲畜肠道发酵产生的甲烷、过量使用氮肥产生的氧化亚氮等），减排必须从源头做起，让煤油气的使用逐步归零，无法减排的部分则需捕集封存。这意味着能源体系的全面重构——发电不再靠煤，而是靠可再生能源；汽车、工厂也要电气化，并配套升级电网基础设施。这一转型规模甚巨，目前尚无大国能真正实现碳中和，未来谁能在绿色技术上率先取得突破，以更低成本提供更完善的能源解决方案（尤其要解决风光发电量的波动问题），谁就能在未来发展中占据先机。

中国在风光发电、储能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产销量已连续十几年全球第一，基础设施水平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这样较好的先机下，中国可通过南南合作在经济社会转型（减缓气候变化速率）和适应气候具体措施（如早期预警系统、分布式微电网等）两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在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转型支持的过程中，也为自身绿色技术和产品拓展了海外市场，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田慧芳：气候变化本是自然或经济社会问题，如今演变为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地缘政治工具，这使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行动变得复杂，带来巨大风险。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将气候承诺和环境政策作为软实力工具。过去，在《京都议定书》中，发达国家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援助主要面向后者整体，基本不在后者内部进行区分。但如今，发达国家的气候资金更多向与其气候战略契合的合作伙伴流动，且外交政策与气候政策趋于一致，金融市场也将气候政策视为主权性因子，影响气候资金流向。

第二，对清洁技术和关键投入品进行贸易管控。2025年，多国扩大对太阳能玻璃、风机叶片、电池阴极材料等的进出口管制，使拥有先进清洁技术国家的贸易准入受到较大影响，增加了企业投资的不确定性。例如，美国大幅提高针对中国新能源产品的关税；欧盟推出碳边境调节机制和严格准入标准，虽不直接针对中国，却对中国产品出海造成重大影响。欧美还加强绿色投资审查，将地缘政治考量融入程序性标准，以国家安全和环保为由，大幅增加他国企业投资并购的合规成本、审批时间甚至导致准入受限。美国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欧盟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和《可持续金融披露条例》等，大大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对欧美国家贸易投资的合规门槛。这种保护主义势头可能导致全球清洁市场割裂，阻碍低成本清洁技术的跨境传播。

第三，清洁能源矿产竞争加剧。围绕锂、稀土、镍等关键原材料，各国在供应链、技术标准制定权和产业保护方面激烈博弈，有时甚至演变为外交紧张。美国还组建“关键矿产俱乐部”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外。

第四，牵头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评价标准合规要求纳入贸易投资政策。ESG评价标准已从投资者信号演变为塑造市场准入的地缘政治工具，同时欧美各国标准并不统一，企业产品若不分别对接则难以参与全球进程。需要注意的是，欧洲更强调标准本身，只要企业符合高标准即可准入；而美国可能还考虑企业来源地，哪怕符合标准也未必能准入，这种差异进一步增加全球企业合规难度。

但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倒逼各国和企业持续调整发展路径，带来诸多绿色转型机遇，总体前景乐观。

近十年来，低碳贸易正成为全球贸易增速放缓背景下的增长引擎。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产品是亮点；未来可再生材料、可回收产品、循环经济产品，乃至绿色技术服务、碳交易服务、环境咨询等创新领域也将向好发展。全球绿色供应链建设也在提速，碳定价政策（包括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覆盖国家和机制日益增多，气候相关信息披露强制化、普遍化，企业已普遍将ESG评价标准和低碳绿色发展纳入战略，未来相关产品和服务将更多涌现。

低碳投资规模和潜力巨大，其背后蕴含广阔的商业模式和市场创新空间。例如，绿色交通投资吸引力增加（涉及充电桩、电池、关键矿产供应链、公共交通电气化智能化，以及氢能、可持续航空燃料、零碳燃料等新燃料）；循环经济、可再生资源处理、碳捕获利用与封存、自然碳汇解决方案等持续推进；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与绿色低碳发展融合，可提升传统能源使用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

低碳要素也已深度融入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在国际贸易谈判中，气候和环境议题已升级为专门的“绿色条款”，甚至成为协定核心主题，如2022年签署的《澳大利亚—新加坡绿色经济协定》。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虽有所放宽，但长远看它要求企业关注整个供应链的碳排放、环境和社会风险，合规压力将传递至原材料供应商和回收环节，催生新的国际规则。全球主要国家央行监管机构将逐步把气候风险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同时各国内部标准将逐渐向国际标准靠拢，由此倒逼企业投资行为发生重大变化。

毛克疾：客观而言，气候变化带来的任何正面效应，都无法抵消其对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造成的系统性负面影响。

绿色能源领域对中国来说是巨大机遇，我国光伏、风电、电动车、储能等技术在全球结构中占据有利地位。虽然我们的决策出发点可能是产业发展而非应对气候变化，但其结果对人类有益——通过规模化产业、完整产业链集群，将绿色产品价格降至极低，使全球南方国家买得起新能源产品。

有意思的是，我调研发现：许多国家向世界银行或亚洲开发银行申请贷款时虽以绿色发展为名，但真正促使它们选用绿色产品的原因很简单——便宜。中国将电动车、太阳能组件、风机做得足够便宜，这些产品在发展中国家成为很有竞争力的能源选项。无论它们是否在乎节能降碳，绿色能源也变得更便宜了，还能帮助它们节省原本用来购买化石能源的外汇开支，增强金融主权，避免国际收支危机，提升国民经济稳健性。因此，欧洲国家、美国和中国等各方为发展绿色能源持续投入，使低碳生活从需要额外付出很多钱，变为即便不太在乎绿色发展的人，也会因经济原因主动选择更低碳的生活方式，这是令人高兴的一项成就。

对很多全球南方国家来说，气候变化的严重性与节能降碳的关联不易建立，它们更担心吃饭、治安、政权稳定等直接问题。气候变化问题位于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的顶层，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真正为应对气候变化做政策尝试的例子几乎找不到，但有些举措客观上却利于应对气候变化。例如，美以伊战争爆发后印度化石能源价格飙升，推动莫迪政府加快绿色转型，从中国引入光伏、风电、储能、电动车技术，但其目的是降低石油依赖、防范地缘经济冲击。此外，过去欧美国家对气候问题重视程度较高，那时印度在口头上讲要节能降碳还能从国际多边组织和大国获得援助。但特朗普二次上台、欧洲“右转”、乌克兰危机等使欧美国家自顾不暇，印度“装”的动力减弱，它也许仍会宣称要绿色转型，但内心想法却更可能正好相反。

陈晓径：气候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气候失序，这对人类社会负面影响居多。即便给局部地区带来短期便利，其长期战略空间也远不如表面上那样乐观。例如，对俄罗斯而言，全球变暖使其不冻港增多并拥有北极航道的运输便利，但这也使该国的化石能源行业转型更为紧迫，否则它将失去客户；同时北极航道的避险性战略价值高于经济价值，且具季节性，不能长年使用。

气候变化与绿色转型是硬币的两面。近40年来，欧洲气候韧性持续提高，其作为绿色转型先行者成绩较好，是因为至少抓住了三方面机遇。政策适应方面，欧洲提前实现原本计划到2020年要完成的三个20%目标——温室气体较1990年减排20%、可再生能源占比达20%、能源效率提高20%，还提出到2050年成为全球第一个气候中和大陆，以及2030年、2040年分别较1990年减排55%和90%的中期目标。这提升了欧盟的全球治理影响力，为欧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赢得了话语权。社会转型方面，2019年《欧洲绿色协议》推出后，欧盟能源、交通、建筑、工业部门陆续开启绿色转型浪潮，其间虽有反复，但转型整体持续推进，欧盟国家也从中抓住了社会经济发展机遇。对外关系方面，自1990年以来，欧盟“绿色领导者”形象的大旗已扛了超过30年，如今其角色虽有所弱化，但大旗仍然不倒，也算是享受到了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红利。

2024年7月6日，位于北极的挪威特罗姆瑟地区布雷斯韦尔布伦冰川正不断融化。

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助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杨秀：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起步较早。2007年我国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是发展中国家首个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级方案。该方案明确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战略，坚持减缓与适应并重——“减缓”指通过能源转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指做好国内基础设施等配套设施的气候适应工作。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时强调，中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在这方面，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正式提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这些年我们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这既是重大战略部署，也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国之治的重要内容。

今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发挥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有些国家认为减排是约束，但中国从战略上视其为牵引——国家从战略层面将应对气候变化视为高质量发展的动能而非阻力，这是中国最根本的经验。战略方向明确后，国家行政体制坚定不移地持续推进。正如习主席多次强调，中国说到做到，力争做到更好。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理念被纳入党的十七大（2007年）、十八大（2012年）、十九大（2017年）和二十大（2022年）报告，同时我国从“十一五”规划起设立节能约束性指标，从“十二五”规划起实施碳强度目标责任制，通过规划实施引领经济向绿色方向发展。

2020年9月,习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作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重大宣示。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后，我国用一年多时间建成“1+N”政策体系，各部委、各领域、各省份均发布碳达峰碳中和核心政策，确保各层面都有明确的行动纲领。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评价考核、能源转型、行业行动等具体规划密集出台，是我国沿着绿色战略方向持续前进的重要保障。

产业方面，我国光伏、风电、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全球份额大幅领先，绿色成本优势显著，为全球贡献约80%光伏电池、60%风机和70%以上锂电池，国内新增装机占全球的1/3～1/2。我国受益于绿色转型，也推动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自2021年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不再新建煤电站，全部采用绿色标准，体现了中国在对外合作中的绿色导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要做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中美在特朗普首个任期诸多联系被切断，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后，两国以气候变化为切口重启对话。近些年，中欧经贸摩擦不断，气候问题也成为双方合作对话的重要切口。可以说，应对气候变化也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手。

2026年5月22日，江苏省连云港，大批新能源汽车集港准备装船出口国外。

田慧芳：在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政府在气候变化领域作出了表率。我认为，未来还可从三方面入手扩大具体作为。

第一，继续做全球绿色发展的动力引擎。中国高质量发展推动“新三样”（即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绿色产业及其产能、供应链出海，为全球提供了大量绿色低碳产品和服务，成为全球绿色发展的锚点。一些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虽有变动，但市场需求仍在，欧美自身供给不足，中国不能因国际形势变化而退缩，要在全球绿色价值链形成的关键期发挥引领作用。

第二，继续在全球气候治理舞台上做重要推动者。中国坚持多边主义，与各国携手应对气候、能源、粮食等问题，未来应继续坚持国内绿色发展和国际绿色开放双路线，弥补部分西方国家绿色政策倒退造成的缺口，维护全球经贸和供应链稳定。

第三，做全球南方的可靠战略伙伴。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当然成员，中国式现代化对南方国家有借鉴意义和示范效应。各方普遍认为，相比发达国家模式，中国的发展经验更具参考意义。此外，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使包括中国在内所有南方国家的产品都需要承担较高的碳成本，提升了南方国家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门槛。但这同时也为中国与南方国家之间扩大贸易投资创造了巨大空间。

陈晓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中人口规模巨大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直接关乎气候变化与绿色转型。

在美国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能见度降低背景下，我们要持续目标清晰、一以贯之。我国在产业上要坚持先立后破，将竞争力和绿色转型相结合。欧洲国家因激进做法遭遇能源危机和就业问题，在淘汰化石能源、保留核能等问题上博弈激烈。中国需兼顾能源安全，在安全、廉价、可持续的“不可能三角”中寻求平衡，并顾及民生和能源转型带来的就业问题。

此外，还要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公众对气候变化认知程度高，农民群体的认知尤其前沿，因为他们对极端天气、农时变化等感知最直接。我国有不少将应对气候变化与扶贫减贫相结合的成功案例，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帮助当地民众脱贫致富。这些故事应通过国内外媒体广泛传播，有助于提升国际形象。

毛克疾：我认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大贡献，在于凭借自身的工业和产业能力，使“去道德化”的气候变化叙事成为可能。欧洲和美国左派长期强调气候变化重要性，试图占据道德制高点，但向他国说教无法解决应对气候变化的高昂成本问题——技术改造和清洁能源替代都需要资金，实际投入与整体需求相比远远不够。

中国的做法是通过发展超大规模产业和完整的产业集群，将风光储能、电动车、水力发电乃至核能等绿色技术成本大幅压低，这种成本优势为“去道德化”的气候叙事创造了可能。对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偏低的国家来说，欧美的气变叙事在其本土几乎没有操作空间，因为它们无力购买天然气或电动车。中国绿色产业崛起后，提供的一整套电动化解决方案在成本上极具竞争力，即使不谈应对气变的紧迫性，这些国家也会欣然购买绿色产品，中国产品提供了可负担的替代方案。

因此，未来应对气变问题时，中国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树立崇高的理想目标，控制升温幅度；另一方面在具体实践中，更应超越道德说教，关注产业成本曲线和执行问题。通过我们的产业和科技能力，为全人类拓展出边界更广阔的降碳节能空间，这可能是中国的最重要贡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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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杜文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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